2021年7月阅读笔记
《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
于是，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而且这可不是史上的最后一次。就算今天，仍然如此。有多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投身大企业、从事各种劳心劳力的工作，发誓要努力赚钱，好在35岁就退休，去从事他们真正有兴趣的事业？但等他们到了35岁，却发现自己背着巨额贷款，要付子女的学费，要养在高级住宅区的豪宅，每家得有两部车，而且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高级红酒和去国外的假期。他们该怎么做？他们会放下一切，回去野外采果子挖树根吗？当然不可能，而是加倍努力，继续把自己累得半死。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让我们用现代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有许多本该会让生活轻松省时又如意的发明，像是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电话、手机、计算机、电子邮件等等。在以前，寄信是件麻烦事，得亲手动笔、写信封、贴邮票，还得再走到邮筒那里去寄。想得到回信，可能得等上几天、几星期，甚至是几个月。至于现在，我可以随手就寄一封电子邮件，传送到地球的另一边，而且如果收件人在线，可能只要一分钟就能收到回信了。我确实省下了所有麻烦和时间，但生活真的更轻松了吗？
可惜事与愿违。在传统信件的年代，我们通常只有最重要、不得不联络的事才会写信。写起信来也不是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字斟句酌、考虑再三。而且，通常对方的回信也会同样慎重。对大多数人来说，每个月来来去去的信顶多就是几封，也不会有人急于立刻回复。但在今天，我每天都会收到几十封电子邮件，而且所有人都希望你立刻响应。我们以为自己省下了时间；然而，我们其实是把生活的步调加速成过去的10倍快，于是我们整天忙忙碌碌、焦躁不安。
三不五时，总有些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勒德分子（Luddite）坚持不用电子邮件，就像几千年前，也有某些人类部落拒绝农业，所以躲过了奢侈生活的陷阱。然而，农业革命要成功，并不需要某个地区的所有部落都无异议通过。一切都只从“一个部落”开始。不论是在中东还是中美洲，只要有一个部落定居下来、开始耕作，走向农业的趋势就已经无法抗拒。由于农业可促成人口迅速增长，通常农业部落光靠人数就已经大胜采集部落。这时，采集部落只剩两种选择，第一是逃跑，放任自己的猎场成为农场和牧场；第二就是拿起锄头，自己加入农业的行列。无论哪种选择，都代表旧的生活方式注定将要凋零。
这个关于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并没有人在背后操纵农业革命发生，或是意图让人依赖谷类为生。一开始只是各种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饱一点、生活安全一点，但最后累积引起的效应，就是让远古的采集者开始花上整天的时间，在烈日之下挑水务农。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Gautama）。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是个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时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获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泡影消失，生命就像是毫无意义的追寻。然而，这个轮回该怎样才能跳出？
在29岁时，释迦牟尼半夜离宫，抛下了财富和家人，流浪走遍印度北部，希望为这一切痛苦寻找出路。他前往各个修院修行，聆听各个大师讲道，但还是无法完全感到解脱，有什么不满依然萦绕。他并未绝望，决心反求诸己，直到找到彻底解决的方法为止。他入禅6年，思索各种人类苦痛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方式。最后他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噩运、社会不公或是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这点在碰上不悦的时候格外明显，像是感觉疼痛的时候，只要疼痛持续，我们就一直感到不满，用尽办法想要解决。然而，就算是遇上欢乐的事，我们也从不会真正满足，而是一直担心这种欢乐终将结束或是无法再持续或增强。有些人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爱情，但等到真的找着了爱情，却还是不满足。有的开始整天担心对方可能会离开；有的又觉得自己太过屈就，应该再找更好的人。（而且，我们也都认识某些人，又担心别人离开，又觉得自己屈就）。
虽然上天可以赐雨，社会机制可以提供公平正义和卫生保健，有好的运气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但不论如何，我们的基本心态都不会改变。因此，就算是最伟大的国王也无法避免焦虑，得不断逃避着悲伤和痛苦，也总是想要追寻更多的快乐。
释迦牟尼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但要怎样才能让心里接受事物的本质，而放下种种欲求，知道苦即为苦、乐即为乐？
释迦牟尼制定一套冥想的技巧，能够训练心灵感受事物的本质而排除种种欲求。通过训练，心灵专注在“我现在是什么感受”，而不是问：“为什么是我？”这种境界很难达到，但并非不可能。释迦牟尼将冥想落实在各种道德规范上，好让信众更能专注在实际的感受，而不会落入各种欲求和幻想之中。他要求信众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因为这些作为一定会让欲望如野火燎原，而一心追求权力、感官享受或财富。等到这些火焰彻底扑灭，原本的欲求就换成了圆满和寂静，称为涅槃（梵文的原义就是“熄灭”）。达到涅槃，也就是解脱了所有苦痛，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身边的现实，没有什么幻想和幻象。虽然人们很有可能还是会遇到苦痛，但苦痛已经不再能影响他们。毕竟，无欲则无苦。
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就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而在这之后他就被称为“佛陀”，意为“觉悟者”。接着，佛陀一生前往各地普传佛法，希望让所有人离苦得乐。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对佛教徒来说，这条“佛法”就是举世皆同的自然法则，“痛苦来自欲望”这件事举世皆同，就像在现代物理里E总是等于MC2。所以，所谓的“佛教徒”，就是相信这条法则，将这条法则落实在一切日常活动中的人。另一方面，是不是信仰某个神灵，对他们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一神论宗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
佛教并不否认有神祇存在，认为他们有强大的神通，能够带来降雨和胜利，然而神祇对于“由欲得苦”这条法则却无能为力。如果能够无欲无求，任何神祇都无法让人感到痛苦。相对而言，如果人有了欲望，任何神祇也无法拯救他脱离痛苦。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自决之书》
在文学匮乏的现今，一个有天赋的人除了把他自己——仅他一个人——变成文学，还能做什么呢？现今人类做不到和平共处，一个感性的人除了发明朋友，至少是发明灵魂伴侣，还能干什么？
所谓诗，就是具有人为韵律的一种散文。但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人必须有人为韵律？答案是：因为强烈的情感并不适合文字。它要么转化为呐喊，要么上升为歌。说话就是将文字宣之于口，人不可能同时呐喊和说话，所以必须把要说的话唱出来，将话转化成音乐。由于音乐和说话无关，音乐要为说话所用，将文字进行排列，好使它们中包含音乐，却又使得音乐不在它们之中，关于它们的音乐必定是人为的。这就是诗：即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下歌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抒情诗人都不精通音乐。若是他们精通音乐，又怎么能抒情呢？
据坎普斯称，诗是具有人为韵律的散文。他将诗视为掺杂了音乐的散文，因此很造作。然而，要我说，诗是用思想创作的音乐，因此也是用文字创作的音乐。想象一下，如果你用思想来创作音乐，而不是用情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通过情感，你能创作的，唯有音乐。凭借趋向于思想的情感（通过积累思想来定义情感自身），你可以创作歌曲。思想中仅包含对思想来说必须的那部分情感，仅凭思想，你只能作诗。因此歌曲是诗的原始形式，因为歌是诗的进行方式，或者说，歌并不是诗的原始方式，而是向诗发展的一个途径。
诗越是激情，就越是真实。情感不应该进入诗中，除非是作为与韵律有关的一个元素，而这是音乐通过诗的方式实现的最微乎其微的幸存。若要达到完美，那么这种韵律应该出自于思想，而不是来源于文字。一个完美构思的思想本身就具有韵律，被说出来的文字没有能力去贬低这个思想。文字可以坚硬，缺乏热情，却不能镇压；文字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最好的。作为最好的，文字也是最美的。
因此，为了感觉某人自身是纯粹的自己，每个人必须和所有（绝对的全部）其他存在建立关系，并且和其他每个存在尽可能建立最深刻的关系。而最可能的深刻关系就是同一性。因此，为了感觉自身作为纯粹的自身，每个人必须感觉自己作为所有其他存在，要绝对和所有其他存在成为一体。
如果与自身不一致，那就没有真理的标准。宇宙与其自身不一致，因为宇宙在变化。生命与其自身不一致，因为生命会流逝。矛盾是大自然的典型准则。正是因此这一点，所有真理都具有矛盾的形式。
我们通常用已知的观念来粉饰未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死亡称作安息，那是因为从外表上看，死亡与安息无异。如果我们把死亡称作新生，那是因为死亡看上去与生活有所不同。我们带着一些对现实的误解去编织希望和信仰，我们靠被称作蛋糕的面包皮生活，就像那些假装快乐的穷孩子。
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是他们几乎注意不到的恼人小事，是一种掺杂着短暂愉悦的伤心事，就像一个守灵人通过讲述奇闻轶事来打发漫长而寂静的夜，以履行他守灵的职责。我总是在想，将生活看作是眼泪之谷是毫无意义的。是的，生活是眼泪之谷，但我们很少去那哭泣。海涅说，大难过后我们通常也只是抽抽鼻子。作为一个犹太人，以及一个普通人，他了解人类的普遍本性。
不思想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已凭着本能和生命定数完成了思想，而我们则必须经历许多曲折，然后凭着无生命或社会定数才能完成。与动物最接近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毫不费劲地活着，而我们则必须要通过努力工作才能活着；因为他知道回家的路，而我们只能穿过虚构的偏僻小道和雾蒙蒙的归途才能回家；因为他像一棵生根发芽的树，组成风景及其美丽的一部分，而我们只是在舞台上跑龙套的角色，我们穿着现实的戏服，既无价值又受到忽视。
你是否想过，心爱的他者，我们彼此是多么捉摸不定？你是否想过，我们对彼此了解得太少？我们看着彼此，但没有看清。我们在听彼此说话，但一句话也没听进去。他人的话是我们的听力错误，理解力的残骸。我们太过自信，以为自己听懂了别人的话。他们表达肉欲的幸福时我们听成了死亡。我们从他们嘴里漏出来的最无关紧要的浅薄话语中读到了肉欲和生活。
给别人一个好的建议，是对上帝赋予人犯错误能力的轻蔑。不仅如此，我们应该对于别人不像我们一样行动而感到高兴。只有向别人索取建议才有意义，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做出相反的行动——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自己，与他人完全格格不入。
所有真正的情感对智慧而言都是谎言，因为情感并不适合智慧。同样地，所有真正的情感都是虚假地表达。表达本身就是说出人不曾拥有的感觉。
假装即是在了解自身。
我从来不相信出现在面前的友谊，因为如果那些友谊是针对我的，那么友谊中不可能存在爱，或者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不可能的。我对那些自称是我朋友的人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总是在他们那里体验到幻灭，这种感觉如此微妙而复杂，是我的命运将要遭受到的。
无论是爱、快乐还是痛苦，都存在于生活。
“优秀作品总会引人注目”，如果把这句话应用到真正的优秀作品上，并且“引人注目”指的是在其所属的时代里被接受，那么这句话就是毫无价值的肯定。的确，优秀作品总是在将来引人关注；同样，二流优秀作品总是在其自己的时代引人注意。
每一个粗俗的心灵都喜欢说话。唠叨本身就是一件粗俗的事。唯一能使多嘴变得有意思的事就是脏话和淫秽的语言，因为这些都是“一丘之貉”。没有脏话和下流话的饶舌只适合女人，因此很粗俗。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诗人，都很清楚一点，就一个让他感兴趣的女人写一首好诗（如果好诗取决于男人的能力的话），比就一个他深爱的女人写一首好诗，要容易得多。最好的情诗一般描写的都是一个抽象的女人。
他（艺术家）可以不聪明，但必须理性。艺术就是通过表达来使感觉理智化。理智化存在于表现之中，并且以表现为手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伟大的艺术家，甚至在文学这一最理智艺术中的伟大艺术家，往往都不是聪明人。
因为人类愚蠢有余，仁慈不足。
美可以是一种力量。当美的思想是一种感觉的思想，是一种情感而非思想，是一种感觉上的倾向，那么这种美就是一种力量。只有纯粹的美的智慧思想才不只是一种力量。
目前，你肯定能理解，在我所处的那种情况下，一个聪明人的反抗是什么样子。那么，这个世界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有个人生而为百万富翁的儿子，从一开始就得到保护，不必受苦，没什么是财富解决不了的，起码金钱能化解一些问题；还有个人生长在悲惨的环境下，家里分食现有食物的嘴已经太多了，多生一个孩子，不过是多一张需要喂饱的嘴而已。生来就是伯爵或侯爵的人因此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做与其身份对应的事；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则要步步惊心，以求得能让别人像待人一样待我。有些人生来就有钱去上学、旅行、获得经验，会比那些天生具有智慧的人变得更‘明智’。这一点放之四海皆准……
“自然界里的不公正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摆脱。可对于社会不公和社会习俗，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将其革除？我承认——除了承认我没有别的选择——有人应该天生就比我优秀：比如智慧、力量和精力。可我不承认，有人能在后天积累的品质方面比我优秀，而这些事是他在离开母亲子宫之后所无法控制的，可他一降临人世，他可能就要处理这些事：财富、社会地位，舒适的生活，等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抗生来受到的社会不公。
“真正的邪恶，唯一的邪恶，是叠加在自然现实之上的习俗和社会观念——从家庭到钱，从宗教到国家，莫不如是。人有男有女，我是说，人生下来会长大，分为男女。按照真正的自然正义原则，人们不是生来就会成为丈夫、富人或穷人，就好像他们不是生来要成为天主教徒、新教徒、葡萄牙人或英国人。人们所获得的这些身份都是社会观念的缘故。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些社会观念都是邪恶的？因为它们是观念，并非天然而成。金钱和国家一样邪恶，家庭这种机制和宗教一样邪恶。如果不是这些观念，而是换作其他观念，也会同样糟糕，因为它们同样是观念，因为它们也是叠加在自然现实之上，并且会干扰自然现实。除了寻求废除所有这些观念的纯粹无政府主义，任何机制也都是观念。用我们所有的欲望、努力、智慧去建立一个社会习俗替代另一个社会习俗，或是为此而努力，即便算不上犯罪，也是荒唐事一件，因为这么做会引起社会动乱，却什么都改变不了。如果我们发现，社会观念因欺压或压迫人类的自然本性而不公正，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精力将观念全部毁灭，那为什么还要付出精力用其它观念去替代现有的呢？
我想我是个唯物主义者。我没有来世，只有今生。我为什么必须去担心社会宣传和不公，担心其他荒诞的故事，而如果我不为那些事操心，我会快乐很多。不管是谁，如果他只有今生，不相信永生，除了自然，不承认任何法则，因国家非自然之物而反对，因婚姻、金钱等所有社会观念非自然之物而反对，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要自己给自己增加负担，捍卫利他主义，为了其他人或全人类而牺牲，如果就连这利他主义和牺牲也非自然之物的话？没错，按照我向我自己证明的逻辑，人生来不是要当丈夫或葡萄牙人，也不是生来就要受穷或有钱，我还向我自己证明，人生来不是必须和别人分享，人生来就是自己，然而，利他主义者和分享者都与此相反，与排他的自我本位思想相反。
“有以下几个方面：有些人组织这些宣传活动，带着其他人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有些人对其他人施加影响，让那些人成为他们希望的样子；有些人使用手段，摆布其他人。我并不是说他们就重要事项干出这些事，事实上，容许他们这么做的，根本就没有重要事件。可关键在于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不仅是那些与宣传有关的事，还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有些人逐步成为了领导者，其他人则逐步成为了走卒。有些人竭尽全力成为了首领，其他人则通过诡计当上了领导者。在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这一点很明显。举例来说，两个人一起在街上走，他们来到这个街区的尽头，一个人必须向右走，另一个必须向左走，两个人都发现走自己那边很方便。可要走左边的那个对另一个人说：‘和我一起走这边吧。’另一个则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样回答——他说的可是实话：‘伙计，那可不成，我得走那边。’可到最后，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和另一个人走了左边……头一次通过说服，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次，只要稍加坚持就行，第三次只要有类似的念头即可……永远不会为了任何具有逻辑的理由，在控制和从属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些自发和本能的元素夹杂其中。所以一直都是这样，不管是简单的事还是复杂的事,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最重要的事，都是如此……你能明白这种情况吗？”
一种全新的暴政出现了，它并非源自社会观念。那它源自何处？是出自自然特性吗？如果是，那就对自由社会道永别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仅有人类的自然特性在发挥作用，而这些属性都是人类固有的，属于自然，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如果唯有这种属性发挥作用的社会只是不过无数暴政横行，谁会抬起哪怕是一根小指，去帮助这样一个社会出现？用暴政替代暴政，那就让我们接受当前的暴政，毕竟我们已经习惯，因此，对它的怨恨比对全新暴政的要少，全新暴政拥有直接来源于自然的所有暴政的可怕特点——不可能反抗它，因为没有革命能对抗死亡，或是对抗在生来个子高更受青睐的时候偏偏天生是个矮个子。同样地，正如我向你解释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无政府主义社会行不通，那么资产阶级社会应该继续存在，因为它比其他社会都更合乎自然。
有件事因此变得很明显：在现有社会组织中，对于一群人来说，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好，不管他们在反抗社会观念和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有多投入，在一起奋斗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地在他们之间制造出暴政，不可避免地在他们之间制造出新暴政，替代现有社会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在实际上毁灭他们在理论上所抱的希望，不可避免地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彻底颠覆他们希望推进的目的。那要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所有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却要单打独斗。
所以我终于发现了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方式。我们在一起，并不是在评价什么重要，更糟糕的是，我们在互相施加暴政，互相压迫，压制我们所坚持的事业。我们分开，或许取得不了很大的成就，可至少我们不会危害自由或制造新暴政，我们所得到的虽然渺小，却是真正的收获，不存在任何困难，也不会有任何种类的损失。此外，凭借各自努力这个战略，我们学会了对自己更有信心，通过不依靠别人，我们突然有更多的自由让自己准备迎接未来，利用榜样让我们自己和他人都作好准备……
“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全新的无政府主义之下，所有人都应该通过自身努力，创造自由，与社会观念作斗争。所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要创造自由，与社会观念对抗。没人愿意和我一起，走上这条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正确道路？那我自己来走好了。我会运用我的办法，坚持我的信仰，甚至用不着那些曾是我的同志之人的精神支持，独身一人去对抗所有社会观念。我并不是说这是卓越的英雄壮举。如果那条路注定要由每个人独自去走，我则不需要任何人与我一起走那条路。只要有我的思想便足矣了。在这些情况下，根据这些原则，我决定单枪匹马去对抗社会观念。”
虚假的一切使我们以为我们具有一双慧眼。
不要教别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要学的。
我从来不怀旧，因为没有可以让我怀旧的对象，而且我的头脑永远都控制着我的感觉。我从来不做与我的生活有关的事情，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依依不舍，记在心田。我曾经也怀揣希望，因为不存在的事可以是任何事，可我现在不再希望，因为我不觉得未来应该和现在不同。有些人想念过去，因为过去是过去，即便是不好的往事在他们眼里也会变成好的，只因为那些事一去不复返了，那些事发生之时的他们也不在了。时间的纯粹抽象对我来说，再也不意味着为了往事已经成风，或我以前比现在年轻，我就要去怀念。更何况，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这些原因而怀念过去，而我拒绝随大流。
输掉了比赛，没资格赢得他赢得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胜利。
持续不断地为了无法获得的完美而不断奋斗是如何最终让我们身心俱疲，我理解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伟大的苦行者，他们在灵魂中就明白生活是毫无价值的。
像唯心主义者一样思考，像唯物主义者一样行动。
《作家笔记》毛姆 20210712-
读书并不能让人睿智，只是使人博学。
老处女都没钱。没嫁出去的富婆则是年龄不详的未婚女性。
如果事情做到结尾还能同刚开头一样有趣，杯底残酒还能像第一口那样甘美，那生活该有多么美好。
她没有结婚。她告诉我说，在她看来，如果一个女人一次只能有一个丈夫，那么婚姻注定是个失败。
我发现他把自己房间里的两个塑像转过去，脸冲着墙，于是问这是为什么。他说事物的背面总是更有千秋。
世上有两种友谊。一种友谊源于肉体本能的相吸，你喜欢你的朋友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品质或禀赋，而仅仅是由于你被他所吸引。“C'est mon ami parce que je l'aime parce que c'est monami.（法语：这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爱他因为这是我的朋友。）”这是不讲理也无法讲理的。而世事多具讽刺意味，很可能你会对某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可这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喜欢。尽管这类友谊与性无关，但它的确与爱情很相似：它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很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消退。
第二种友谊是知性的。吸引你的是新相识的才华禀赋。他有你不曾有过的观点想法，他见过生活中你未曾见过的东西，他的经历丰富，让人叹为观止。但是每一口井都有底，你朋友也会有一天不再有新东西传授给你：这便是决定你们的友谊能否继续的关键时刻。如果他只有些从书本和经历中得到的东西，他就没法儿再叫你感兴趣了。这口井已经空了，你把桶放下去，却什么也打不上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迅速发展起火热的友谊，又同样迅速地终结交往。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后来他会厌恶这些人，因为在发现这些人其实不值得自己欣赏钦佩后，最初的失望会进而转变成鄙视和憎恨。不过有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你依然与这些人保持不时的交往。如果是这样，想要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应该在两次会面之间留足时间，让他们来得及去获得新经验、新思想，使他们又能像新交朋友一样给你以好处。慢慢地，当初发现他们浅薄时的失望渐渐消失，由于习惯了他们，你也就能容忍他们的缺点，于是你们便能长期保持关系融洽。但是，如果你发现朋友后天习得的知识虽到了头，他身上却还有其他的东西：个性、情感，还有活跃的思想，那么你们的友谊将益发牢固。这段友谊将令人无比愉悦，完全比得上肉体相吸产生的那种友谊。
哲学家好比登山者，克服重重困难爬上高山，只为的是看日出；可到了山顶，只见浓雾，他只好又晃晃悠悠地下了山。如果他没对你说那上面景色壮观极了，他就是个老实人。
那些为了社会而活、为社会工作的人自然要求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就不指望社会认可，也不受其影响。一个人如果对张三李四根本就不在乎，他凭啥要在乎这些人对他怎么看？
大喜总有同样强烈的大悲来平衡。那些感情麻木的人着实叫人羡慕，狂喜和哀恸都与他无关。无上幸福中总免不了掺有些许苦涩，但苦难却不会含有丝毫杂质。
有时我在夜里自问我白天做了什么，有了什么新思想、新观点，有过什么特别的感觉，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然而十有八九，在我看来那些都变得无意义、无用处。
一对夫妻。她爱他，自私而狂热地爱着他，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战斗，他拼命要保卫自己的灵魂，而她则奋力要拥有他的灵魂。后来他被诊断出患了结核病。他俩都明白是她胜利了，从此以后，他再也逃不出她的掌心。他自杀了。
她是个美国人，嫁给了一个外交官，他战前在彼得堡任职。我那天在巴黎遇到了她。她告诉我她刚刚遇到一件怪事，让她心里有些不快。她偶然遇到一个俄国朋友，革命前她们有来往，那时这个朋友很富有，A太太也经常参加她举办的聚会。看到她穿得如此寒酸、衣衫褴褛，她很震惊。她给了她一万法郎，让她去买些新衣服，这样她也许能找到家时装店当个女店员之类的。一周后，A太太又碰上了她，她依旧穿着那套旧衣旧帽旧鞋。她问她为什么还没有给自己买套新装，俄国人面有愧色地解释说，她的朋友个个都穷困潦倒、破衣烂衫，若只有自己一人衣着光鲜，她实在没法接受，于是她把她们都请到银塔餐馆[插图]吃了一顿大餐，之后她们又进了一家又一家夜总会，直到把每一分钱都花了出去。她们早上八点才回到家，身无分文，疲惫不堪，但心情舒畅。A太太回到丽池饭店，把此事告诉了丈夫，他很恼火自家太太这样浪费钱：“你根本没法帮那种人的，”他说，“她们根本无药可救。”“他说得当然没错，”她告诉我说这件事时这样说。“我也很生气，但是你知道吗，不知怎么地，我居然隐隐有一点羡慕她们。”我的朋友懊恼地看着我，“我觉得这表现了一种气概，这种气概我从未有过，也永远不会有，”她叹了一口气
我觉得他十分怀念自己在贫民窟的生活。他的盛名，他的财富，都将他拘于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本身也只让他感到拘束。我认为，尽管他年轻时忍饥受冻，穷困潦倒，但现在回想起那时的自由，他还是无限渴望，却又知道这样的渴望永远也不可能再得到满足。对于他来说，伦敦南区的大街小巷上才有嬉闹欢乐，才能肆意冒险。对于他来说，它们才是真实的。那些有人精心照料的大街，街道两旁整齐干净的房子，房子里住的是富贵人家，它们永远不会有贫民窟来得真实。我可以想象他走进自己的房子，心里嘀咕着自己跑到这个陌生人的家里来究竟是要做什么。我猜，大概只有肯宁顿路[插图]上那栋小楼二楼的背阴房间，才能让他觉得是家吧。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在洛杉矶街头散步，不知不觉中走到城市最穷的地方，那里有脏兮兮的出租公寓和破旧俗气的店铺，店里卖的是穷人们每天要买的东西。他喜出望外，声音里充满了愉悦，叫道：“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呐，对吧？其他的全是装模作样。”
年轻人一心想要从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幸福，而人到中年学会了和自己妥协，这就是为什么步入中年也还算不错。
当我观察音乐会的听众或画廊里的人群时，我有时会想，他们看到这些艺术作品到底有什么反应。看得出来，他们常常感触颇深，但我看不出这样的感受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若是没有影响，它也就没什么价值。艺术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娱乐消遣或是一处逃避现实的地方。他们认为工作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工作累了，艺术可以给他们一点喘息的机会；若是对现实失望了，艺术可以给他们一点慰藉。艺术就是工人工作间隙灌下的一杯啤酒，或是娼妓从生活之累中抽身片刻、用来消愁的一口杜松子酒。“为艺术而艺术”和“为喝酒而喝酒”没什么两样。那些半吊子们欣赏艺术作品，会有些了无新意的情感涌上心头，便对自己这种感情视若珍宝，这种人和酒鬼也是半斤八两。他们抱着悲观主义者的态度，生活或是苦苦挣扎一场，或是疲惫乏味一世，于是他们要通过艺术来喘口气，或者把想忘的遗忘掉。悲观主义者拒绝现实，但艺术家接受现实。只有当艺术品激起的情感可以影响人的性格，让他最终有了行动，它才是有价值的。不管是谁，若是能有这样的反应，自己本身就算是个艺术家。艺术家对艺术作品的反应直接而理性，因为在他身上，情感转变成了与自己的目的相关的想法，而对他来说，有想法就是有行动的一种形式。不过我并不是说只有画家、诗人和音乐家才能从艺术中汲取营养，那样的话艺术的价值真是大打折扣了。我说的艺术家还包括另一种人呢，他们从事的是艺术领域中最微妙、最被人忽视、最有意义的一门艺术：人生的艺术。
他的不同寻常就在于他寻常到了极点。
我问我的朋友们这场灾难对那些幸存者有什么影响。我很想知道大难临头、侥幸脱险对他们的精神、道德有没有影响，这场灾难有没有改变他们之后的生活，他们是更加虔诚还是动摇了信仰，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所有人给我的答复都是一样的：灾难对他们一点儿影响都没有。他们大多数人都彻底破了产，但他们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好好生活，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他们的虔诚没有增减一丝，他们的好坏没有改变一毫。我想人大概天生有韧性，有遗忘的本领，或者仅仅是迟钝麻木，因此虽然自他们来到这个世上起就一直处在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恐慌之中，他们却依然能存活下来。
可他并不知道，这些自己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悟出的“真知灼见”中十之八九其实都平庸得可怜。
我想知道他的家庭对他的决定是怎么个反应。他不大在乎他们的感受。“他们不高兴，”他说，“但我也没办法。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总会伤害或是妨碍某些人，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人们总就写作风格小题大做。我们想要写得再好些。我们努力把文章写得简单、清楚、精炼。我们力图句子平衡、有节奏。我们大声朗读句子，看它听起来好不好。我们绞尽脑汁，拼了老命。然而事实上，从古到今最伟大的四个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时候根本不关心语言。这证明，如果你会讲故事、创造人物、设计情节，而且如果你真诚、具有激情，那么你的语言如何根本无关紧要。不过不管怎么说，写得好总比写得烂要好。
当你听到年轻人自信满满、目中无人地满口胡言时，当你看到他武断教条、偏执狭隘时，你生气做什么？指出他的愚昧无知做什么？你难道忘了，你和他一般年纪的时候也是这般愚蠢、武断、傲慢、狂妄？我说的你，所指当然是我。
年少时，我装作自己无所不知。这常给我惹麻烦，让我显得像个傻子。我想我这辈子最有用的一个发现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多么容易。我至今没注意到有谁因此就看扁了我。唯一不便的是，你表明了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有些人就会唠唠叨叨、长篇累牍地把这些事一股脑地告诉你，他们乐此不疲。但是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根本不想知道。
作家不需要吃掉整头羊才能告诉你羊肉是什么味道。他只要尝一片肉就够了。但他必须去尝。
在英国，母子分别都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母亲都知道有时一别就是永远，三百年让她们看惯了别离，觉得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
情感是会传染的：德国人的多愁善感、意大利人的极易激动、爱尔兰人的热情洋溢，以及犹太人的多疑敏感已经打破了新英格兰人的沉默自制和弗吉尼亚人的自尊自傲。坚定沉着现在成了冷漠麻木的表现，显得愚蠢，会招来别人的嗤笑和打趣。
考虑到美国人大多喜欢社交，热情友好，这种现象就很奇怪了。我能想到的解释就是美国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没几个人有时间去培养友谊。要把“认识的人”变成“至交”是需要有闲暇的。另一种解释是，在美国，一个男人结了婚，妻子就成了“夫纲”，她占去了他全部的注意力，把家变成了他的牢笼。
她必须愿意向她长久以来一直鄙视的民族学习，认识到国家如果没有牺牲就不会有力量，没有完整性就不会有效率，没有纪律就不会有自由。她应明智地堵上耳朵，不听那些文人墨客的阿谀奉承，阿谀奉承不能救法国，说出真相才行。只有她自己才能救自己。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重读自己刚完成的一篇短篇小说，好把它改得更细腻微妙些，我听到这话后很诧异。我不认为这话该我来讲，但光靠想想是没法达到细腻微妙的境界的。能细腻微妙是一种才华，你若有自然会表现出来，这是抑制不住的。它就像原创性：没谁努力努力就能获得原创性。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不过是在做自己，他表现事物的方式是他自觉最正常、最显而易见的：因为那表现方法对于你来说是新奇新颖的，你就说他有原创性。他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那些二流画家多蠢，有一些人画在画布上的东西永远都枯燥、平庸，为了用自己的“原创性”震一震世人，画了传统的学院派背景后，就在前景上添上些突兀、无意义的东西。
能生在一个相亲相爱、团结一致的家庭里肯定是好的，但要我说，对于一个长大了要去闯荡世界的人来说，这可没什么帮助。这样的家庭里，成员们互相钟爱垂青，这会让他错误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让他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时越发手足无措。但若说它对普通人来说只不过算是个不利条件的话，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就是致命的了。艺术家是一条孤狼。他习惯孤僻。族群把他赶到荒郊野外去完全是对他好。有些最多不过能证明他有潜力的事情，溺爱他的亲人们看到了却会大肆赞扬，这只能害了他，因为他若听信了别人的话，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不会想再进一步。自满会害死艺术家。
价值观。我们若是认为一个理论有错，却又知道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对它十分推崇，那我们自然会犹豫。“价值观是绝对的，是独立于个人意识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会想，价值观如果真是绝对的，是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话，人类到现在大概已经发现并且（这是理所当然的）决定绝对效忠于它了。但是决定什么样的价值观受推崇的是环境条件。一代人和一代人的价值观是有差别的。古希腊荷马时代所宣扬的价值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人们推崇的价值观就不相同。国家不同价值观也会不同。欧洲人从未苟同过印度人的不执著，其他宗教信仰也不赞成基督教所鼓励的谦恭。我自己在世的这几十年里，就目睹过有些价值观念逐渐被废弃。在我年轻的时候，“gentleman（绅士）”这个概念是有价值的，但现在不仅仅是它所指的人，就连这个词本身也变得多少有些让人反感。在盥洗室门口，你常会看到一个门上写着“Ladies（女士）”，但另一个门上写的却是“Men（男人）”。如果我听过读过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话，那么最近三十年，未婚女子的童贞之德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已经不再有人在乎。拉丁国家仍然重视这个。但若是说既然道德价值不是绝对的，它们就要受偏见和喜好的左右，这么说也不正当。大家都已经认可了“语言的形成发展是为了应对生物进化的需要”这个观点，为什么道德价值就不会是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发展的呢？它对于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于是就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一起发展起来，这难道不可能么？如果说这场战争证明了什么的话，它证明了除非一个国家珍视某些价值观念，否则它们就会被摧毁。这些价值观绝对现实，因为它们之所以必须珍视，是因为它们不仅是维系国家存在的要素，也是维系个人生存的要素。
等战争打赢了，我强烈希望我们不要蠢到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打赢是因为我们有敌人所不具备的美德。如果我们告诉自己说我们能胜利是因为我们爱国、英勇、忠诚、团结、无私，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要不是我们有力量制造强大的武器，有条件训练庞大的军队，那些品质根本帮不上我们什么忙。打胜仗的是强权，不是公理。至于上面提到的那些美德，唯一能说的就是除非整个民族都践行它们，不然他们就会忽视或拒绝提供击退敌人所需的防卫力量（就像法国那样）。说我们的敌人不具备我们所有的一些美德，这很愚蠢，他们至少都是英勇、忠诚、爱国的。他们有些价值观念不同于我们的，若是他们实现了野心，统治了世界，那十有八九在百年之后，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就像我们国家不动脑筋的那些人接受我们现在所推崇的价值观念一样。强权就是公理，这样说很残酷，我们既有的全部观念也都让我们去否定它，但这句话是真理。它讲的就是一个民族必须保证自己有强权来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公理。
有些哲学家想将“美”编入绝对价值之列，这可是件大难事。当你说什么东西“美”的时候，指的是它激起了你某种特定的情绪状态，但那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得由各种条件共同作用决定了。会受到个人癖好、学历见识、风格时尚、习惯习性、性，以及新奇感影响的“绝对”还算哪门子“绝对”？人们可能以为一旦某件事物被认定是美的，它就有了足够的内在价值，能够无限期地在我们的眼里保持它的美。而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会厌烦它。也许熟悉不至于导致轻蔑，但的确会带来冷漠，而冷漠就是杀死审美情感的刽子手。
不论“美”是为了什么，它都是一种价值。然而，除非“美”能升华灵魂，让灵魂可以接受更加重要的价值，或者让灵魂调整好情绪可以接受更重要的价值，否则“美”就算不得是必要价值。可“灵魂”又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外部因素会导致某些特定的感受，而这些感受能够让你心中产生某些情感，这些情感就是所谓的“审美情感”。但审美情感怪就怪在次等艺术也能激发它。有的人从巴尔夫的《波希米亚女郎》[插图]中获得审美情感，有的人从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中获得审美情感，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前者的情感没有后者的真挚诚恳，不如后者那么有建设性。
艺术理论家说，“绝对美”指的就是敏感、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一般会评为“美”的东西，这些理论家们太傲慢自大了。黑兹利特绝对是一个受过教育、有文化、敏感、有品味的人，然而他居然能把柯勒乔[插图]与提香相提并论。当他们列举他们心目中那些已经创作出绝对美的艺术家们时，他们一般都会提到莎士比亚、贝多芬（如果他们自诩格调高雅的话，他们或者会提巴赫），还有塞尚。他们提前面那两位（或者说三位）是肯定没问题的，但他们怎么能肯定塞尚对后代人就一定能有像他对我们一般的影响呢？我们的孙辈完全有可能忽略他，就像我们现在看曾经名噪一时的巴比松画派画家一样。我这辈子见过太多审美判断标准完全逆转的例子，于是再也不信任当下流行的看法了。济慈说美的事物是永恒的喜悦，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不过能在某个特定时刻激起我们某种特定的情感，如果它能做到这点，“美”能给予我们的一切，它就也能给予我们。仅因为别人与我们的审美观不同而蔑视别人，这是荒唐事。我们都是这样的。
看起来，一个民族的体态特征，以及基于此的理想美，不出一两代就会发生变化。我年轻时，英国的美女应该是丰胸、细腰、肥臀，看上去有能生许多孩子的潜力。而现在她应该是苗条的，臀部纤窄、乳房小巧、双腿修长。人们欣赏她的这些特征，是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条件大不如前，孩子太多不受欢迎了？而她的体型近乎男性，还讨人欢喜，是不是正因为这意味着她可能不育？
我又在重读桑塔亚那[插图]。读他的书是件乐事，可当你读完一章时，停下问问自己读了之后有没有变得更好或者是更睿智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作答。大家都赞赏他语言优美，但句子只有在意义清晰的时候才算得上漂亮，而他却常常语义含混。他很有才华，会选意象，会做漂亮的隐喻、恰当的明喻，举例证明的时候才气逼人，但我可没听说过哲学需要如此华丽美妙的修饰，这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忽视了论点。读完之后，读者很有可能会心里不踏实，觉得这论证要是真有说服力，就犯不着用这么花里胡哨的陈述方式了。
他们说他全知全能，还有一堆我也搞不清楚的本事，但他们从来不夸奖他有常识，不承认他宽容，这在我看来真是奇怪至极。如果他像我这样了解人性，他就应该知道人是多么懦弱，他们的情感是多么难以控制，就应该晓得他们心中有多么恐惧，是多么可怜，就应该明白，再坏的人也有善意，再好的人也有坏心。如果他还有感情的话，他也就一定会有“懊悔”这种感觉，而当他想到自己把创造人类这件事搞得如此之一团糟时，他除了懊悔以外还能有什么感受呢？奇了，做出这么蹩脚的事儿来，万能的他怎么不干脆把自己灭了算了。也许他真的就这么做了。
如果知识不能引出正确的行为，那它还有什么用？可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呢？
作家应切忌解释过多。
我正在重读罗素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许正如他所说，哲学不能也不试图提供解决人类命运问题的方法，也许它不应该指望能为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找到答案，因为哲学家另有要事待做。那么该是谁来告诉我们活着有没有意义，人类的存在是否不过是一场悲剧呢？不对不对，“悲剧”这个词太崇高了，应该说“人类的存在是否只是一桩可笑的倒霉事呢”。
我给了她一本我新作的样书。她热烈地赞扬它，她每一句赞扬的话都让我气闷。我使上了全部的自制力，才压下了叫她闭嘴不要满口胡言的冲动，还硬做出一副很欣慰、很受用的样子。如果那书只如她所见的话，那我为它花的所有心思、读过的所有文献、做的所有努力就全都白费了。她从中读出虚荣与浅薄是因为她本就是个虚荣而浅薄的女子——我试图这样自我安慰。也许，读一本书，你倾注什么才能品味出什么，你只能从中读出你自己的样子。也许只有当你心中多少有一丝祥和，你才能体会到《斐多篇》的安详；只有当你多少还有一分高尚情怀，才能意识到《失乐园》的崇高。这个假设和我早年的认识一致，即小说家成功塑造的人物总是与他们自己的某些方面相同。其他类型的角色，他只会描写，无法塑造，而且很少能叫读者信服。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由此可以推断，通过研究作家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用最深情的笔触、最大的同情理解写出来的人物）便可相对完整地窥知他本人的性格，比读任何有关他的传记都有效。
权作后记。昨天我七十岁了。人每过一个整十岁生日，就觉得是件大事，这很自然，尽管也许不太理智。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哥哥对我说：“你现在不再是个男孩了，你是个男人，你必须做得像个男人。”我四十岁时，我对自己说；“青春到头了。”我五十岁生日时，我说：“骗自己是没用的，人到中年啦，不如就认了吧。”六十岁时我说：“现在我要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就要步入老年了，得把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我决定退出戏剧界，写了《总结》[插图]，在这本书里，我回顾了自己从生活和文学中学到的东西，回想了自己做过的事以及它们给我带来了怎样的满足，纯粹是自娱自乐，聊以自慰。但是我觉得，所有整十岁生日里，七十周岁这个里程碑是最重要。他已经活了三个二十年加一个十年，大家普遍认为人的预期寿命大概是七十年左右，我们可以把自己剩下的岁月看作是趁扛大镰刀的时间老人不留神时侥幸偷来的，到底有多长是没有定数的。到了七十岁，我们便不再是要步入老年的人了，我们就是老人了。
我自己的生日没有庆典，就这么过去了。我和平常一样，上午工作，下午到屋后幽静的树林里散步。我一直没能悟出到底是什么让这树林有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迷人之处。它同我认识的任何树林都不一样。它的静谧似乎比其他的静谧更沉寂。生机勃勃的橡树枝繁叶茂，树枝上攀着灰色的铁兰，像是裹着张破烂的裹尸布。橡胶树在这个季节叶已落尽，野生楝树一簇簇的果子干瘪枯黄。林中零星长着几株高高的松树，俯视着下方的矮个子们，浓郁的绿熠熠生辉。这片凌乱荒凉的树林有一丝奇怪，尽管你是独自走在里面，却不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而是有种怪异的感觉，好像有东西，既非人又非非人，隐了身在你周围倏忽巡弋。模模糊糊地好像有什么东西偷偷地躲在哪棵树干后，正静静地看着你走过。林中有一种充满悬念的紧张气氛，好像你周围的一切都埋伏着，在静静等待着什么发生。
我回到家，泡了杯茶，然后一直读书读到该用晚饭的时候。晚饭后，我又读一会儿书，玩了两三局单人纸牌，听了听收音机里的新闻，然后带了本侦探故事上了床。我看完它就睡了。除了和我那两个黑女佣说过几句话以外，我一整天都没有跟谁交谈过。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七十岁生日，我本也希望这样度过——我沉思了一天。
“不要忘了，”我对她说，“等你老了，有些现在让你觉得生活愉快的事，你根本不会有欲望去做的。老了也有老了的好处。”“什么好处？”她问。“喏，你基本上再也不需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可以尽情享受音乐、艺术、文学，和年轻时不同，但虽然不同，感受却是一样的强烈。有很多事情不再与你息息相关，你可以冷眼旁观，从中获得不少乐趣。若是你的快乐感不再那么强烈，那么你的痛苦也一样不再那么揪心。”
我知道这些安慰的话不过是敷衍罢了，甚至就在我说那话的时候，我便意识到它提供的前景有些黯淡。后来我认真思索，才悟出老了的最大好处是精神自由。我想与之相伴的，是看淡了人在壮年时期看重的许多事情。另一个好处是你不再会有嫉妒心，不再会有仇恨，不再会恶毒。我觉得我现在谁也不嫉妒。我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然给予我的那几分才华，并不嫉妒别人比我更有才华。我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并不嫉妒别人的成功。我很乐意让出我占的那一块位置，我已经占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换别人上吧。我不再介意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接不接受我是他们的事儿。如果他们看上去还算喜欢我，我虽欣慰却不欣喜若狂，如果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觉得苦恼。我早就知道我的某些特质会招来某些人的敌意，我觉得这很自然，没有谁能喜欢所有的人，他们的敌意并不能让我不安，相反倒让我挺感兴趣的。我只是好奇，想知道到底是我的哪项特质招他们嫌了。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看待作为作家的我。总的来说，我计划要做的事都已做到，剩下的就与我无关了。成功的作家多半会招来骂名滚滚，我们中还有不少单纯的人以为那就是名望，我从没喜欢过那些，而且我常希望我当初是用笔名创作的，这样我就可以静静地来悄悄地去。我写第一本小说确实用了笔名，但我的出版商警告我说这书可能会被人狠狠地批评，听了这话我便改署了我的真名，我不愿意躲在一个假名字后。我相信大多数作家其实暗暗地希望自己死后不要被世人忘个干净，我有时会掂量掂量自己不被人迅速遗忘的可能有几成，权当是自娱自乐。
老人家还是常与同龄人交往为妙，不过若是他能从中获得乐趣，那算他运气好。硬被逼着和一帮快要入土的老家伙混在一起的确很叫人沮丧。傻子不会因为长了年岁就长了智慧，而一个老傻瓜比一个小傻瓜不知道要讨厌多少倍。我不知道哪一类人更叫人无法忍受，是那些不甘向时间的打击低头，作风依旧轻浮得叫人作呕的家伙呢？还是那些死守着过去的时光不放，绝不能容忍世界不和他们一起驻足不前的老顽固呢？既然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看起来老年人的前景实在堪忧：年轻人不再愿意和他在一起，他又觉得自己的同龄人乏味没趣。他一无所有，孑然一人，而我一直最喜欢的就是孑然一人，我觉得这真是天大的幸运。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一大堆人凑在一起，现在我可以以自己上了年纪为由，或是拒绝参加集会，或是当自己不耐烦的时候就悄悄退席，这可是老年的一大特权。我越是不得不一人独处，就越是喜欢独处。去年我曾在克姆河[插图]河畔的一间小房子里独自住了几个星期，谁也不见，我既不觉得寂寞也没感到无聊。酷热和疟蚊迫使我不得不放弃隐居，我真的是不情不愿地回了纽约。
但依然还有一样东西能让我一如既往地激动，那就是哲学，不是那种爱争好辩、枯燥专业的哲学，而是那种能解决我们大家眼前问题的哲学——“若是无法救人于水深火热中，哲学家说什么都枉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家都说他枯燥乏味，但如果你真有幽默感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很有意思）、柏罗丁以及斯宾诺莎，还有当代各派的思想家，包括布拉德利和怀特海，他们一直都能让我快乐、引我沉思。毕竟，他们，还有古希腊的悲剧家们只讨论对于人类重要的东西。他们振奋人心，他们让人镇静。读他们的著作，有如乘着和风航行在内海上，海面千岛星罗棋布。
我既不相信永生，也不渴望永生。我希望我的死能够迅速、安详，待我呼出最后一口气，我那有着各种抱负、各种弱点的灵魂就随之消散，不复存在，如果能确定这一点，我就心满意足啦。我的心中牢记伊壁鸠鲁写给美诺寇[插图]的话：“你要习惯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这个想法。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但死亡使人丧失感觉。因此，能正确认识到死亡对我们来说什么都不是，生命有终也就变得是一种享受，并不是因为它给人生增加了无尽的时间，而是它拿走了我们对于永生不死的渴望。因为对于真正理解了‘不生’并不可怕的人来说，‘生’便也没有什么可怖的。”
科学家们似乎一致认为，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期，我们的这个地球将无法再维持哪怕是最低等形式的生命，不过远在这种状态到来之前，人类就像以前许多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一样灭绝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进化都实在是白费功夫，而且导致人类产生的进化过程完全就是大自然做的荒唐事，荒唐得惊天动地——和基拉韦厄火山爆发或是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一样惊天动地，但不管怎样，说到底还是荒唐。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没法否认，在整个世界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忧患加在一起远远大于所有安乐的总和。只有在短暂的几个时期，人才得以活得安稳，不必时刻担心有暴死的危险。而且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只有在蛮荒时代人的一生才是孤独、贫穷、恶劣、野蛮并且短暂的。古往今来，不少人从来世信仰中获得慰藉，抵消了自己在这悲惨世界短暂停留时经历的艰难困苦。这些人是幸运的。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信仰解决了理智认定不可解决的难题。有的人说艺术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并说服自己相信为了能目睹画家和诗人笔下光芒四射的作品，拿一般人类的悲惨命运来换，实在算不上是太高的代价。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知道比起自己，世界的优势在哪儿，而世界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我觉得现在的人有些贬低了“尊严”这个概念，而我认为把法语里这个词译作“高义”会好一些。有一种高义并不源于思想，它更为原始。不必有文化，不必有教养，它就扎根在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中。在它面前，上帝（如果真是他创造了人类）会羞愧地捂住自己的脸。尽管人一把软骨头，一身的罪孽，但在必要时刻，却能有如此壮丽情怀，也许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彻底绝望。
但这都是些严肃的话题，即使我有能力写，这里也不是地方。因为我就像一个在战时码头等船的乘客，我不知道船哪一天会开，但我做好了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可以立刻上船。城市的景点我都没参观。我不想去看漂亮的新高速公路，我再也不可能在上面驾车驰骋；我也不想去看现代化设施齐全的新大剧院，我再不可能坐进其中。我看看报纸，翻翻杂志，但若是人提出借给我一本书，我会拒绝，因为我可能来不及读完它；再说，面对即将到来的旅程，我才不会对这么一本书感兴趣呢。我在酒吧里或是牌桌上会认识一些人，但我很快就要离他们而去，因此不打算与他们深交。我人在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