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苏联卫星，竟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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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总有些事件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
美国2011年立法禁止与中国任何形式的航天合作，间接促成了10年后中国独立自主的空间站。
64年前，一颗苏联卫星，也间接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面貌。
1957年10月4日，五十多位顶级科学家，正在美国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大使馆举行晚宴，以庆祝国际地球物理年。
就在宾客们觥筹交错的愉快气氛中，他们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重磅消息：
苏联研制的“斯普尼克1号”人造卫星已于莫斯科时间晚10时29分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外太空轨道。这是人类史上的首枚人造卫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条消息令在场的美国科学家无比惊讶。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当美苏两国都声称要向太空发射卫星，以致敬物理年大会时，美国人还未把苏联的话当回事。他们始终坚信美国将会是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而现在他们傻眼了。
“斯坦尼克1号”不单是一个科学事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它给了美国人一记重击，改变了美国之后的国防战略以及科技发展的走向，而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模式。
下面，我们先从它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冲击入手，看看这颗卫星是怎么和教育扯上关系的。
卫星引发的焦虑
实际上，美国人对“斯普尼克1号”的反应从最初的惊喜、震撼和错愕，迅速转变为了迷茫、担心和愤怒。 当时的民意调查则更直接地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忧虑，调查结果显示，有50%的美国人认为“斯普尼克1号”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声誉；另一项民调则显示已有近50%的民众认为美国的科技已落后于苏联。
而在忧虑之外，非理性的恐惧更开始迅速蔓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宣称，“‘斯普尼克1号’或许就是我们头顶上的间谍！”
尽管苏联一再声明卫星发出的信号只是为了地面追踪其轨道，但美国人还是半信半疑，有人后来写道，当时很多人每晚都会仰望星空，希望能看到卫星，但又“不确定是否需要压低声音，或者在发生争执时拉上窗帘，生怕‘老大哥’在监视他们”。
针对这种近乎可笑的恐惧，1958年1月，著名新闻评论员希特尔（GabrielHeatter）发表了一篇名为“谢谢您，斯普尼克先生”的评论，立刻扭转了民间情绪的风向。
希特尔将苏联卫星升空和“二战”中的珍珠港事件作比，指出这两件事都给了美国人的自尊以致命一击。但希特尔同时指出，人们应该好好感谢“斯普尼克同志”，正是它给美国人上了宝贵的一课，是时候摆脱现在那种“软不拉几”的状态了。
政治家们很快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希特尔的言论。有人提出美国需要一所“科学的西点军校”来培养科学家与工程师；还有人则号召联合所有北约成员国，共同研发卫星和导弹，以抗衡苏联。
而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落到了一个点上，那就是与科技发展相关的人才培养问题。虽然很少有人了解苏联的教育，但似乎所有人都将美国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
联邦政府终于出手了
对教育的焦虑最终导致联邦政府出手干预，然而若要理解这一举动的非凡意义，我们必须先暂时绕开话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对大学以及教育的管控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这种国家干预大学的模式在欧洲很多国家也很普遍，但美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美国宪法将教育的管理权赋予了州政府，因而长久以来联邦政府在教育问题上都处于缺席状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关心教育。比如说，在19世纪末，联邦政府就推出了《莫里尔法案》，以捐赠土地的形式变相资助大学。大学从变卖土地中得到了现金，却没有受到国家的干预。（具体可参考：《美国大学，“坐地起飞”》）
因此，国家若想资助教育，也必须如此这般“小心翼翼”，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各方的批评和反对。
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太多改变。就在苏联卫星升空前几年，国会曾收到很多关于政府资助公立教育的提案，可最后都无疾而终，也是因为各种势力的百般阻挠。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各大媒体借着卫星的话题，对美国教育口诛笔伐，整个国家的气氛也被渲染成一种“大敌当前”的感觉。
可以说，“斯普尼克1号”的确产生了类似珍珠港事件的效应。日本当年的突然袭击将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炸得烟消云散；而现在，由一颗卫星引发的危机，也同样为联邦政府干预教育扫清了道路。
于是，一系列听证会开始在国会忙碌地进行起来，很快一份名为《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的文件便通过参众两院直抵白宫。
1958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总统正式在文件上签字，这项旨在“将美国教育提升到与社会需求相应的水准”的紧急法案即日生效。
《国防教育法》的实施
《国防教育法》从酝酿到通过，政府和学校之间表现出了一种罕有的一致，而且联邦政府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对教育的全面干预，从中学到大学、从课程到管理，几乎面面俱到。
联邦政府通过这项法案，为大中小学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性资助，并进入了一些以前从未涉足的领域。
比方说，按政府要求，中学必须对数学、科学等科目，进行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的改革，政府大力资助外语教学设备的更新改造，为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生进入教师行业减免学生贷款等等。
更关键的是，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财力，设立了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为所有学业优异，特别是在数学、科学、工程和外语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提供资助，鼓励他们完成大学教育。同时，国家也设立博士奖学金，帮助大学培养教授和专业研究人员。
总的说来，虽然新法关注的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全部教育问题，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高等教育的普及，这点与“二战”时通过的《军人复员法案》不谋而合。
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差别。新法针对的是有经济需求并且能够证明自己实力的学生，而《军人复员法》是要为战争英雄们提供奖赏，而不管他们是否有教育需求。
《国防教育法》将“需求”定为资助的标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经济上的门槛，使得大学能够面向更多的人敞开。
另一方面，这部法案也第一次明确向大学传达了国家对数学、科学、工程和教育等领域的重视和偏好。这当然是因为，法案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美国的科技国防力量，以便抗衡苏联。
法案实施后，效果显著。据统计，1940年，大约有50万美国人上了大学，而到1960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到360万。到1970年，美国有750万学生进入大学，几乎又翻了一倍。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联邦政府在打破了不得直接插手教育的多年禁忌后，也一时间没有找到与大学之间的新的平衡点。
随着50年代末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国会后来又在《国防教育法案》中增添了一项条款，要求每名接受资助的学生签署“效忠誓言”，保证他们不属于任何意在用暴力手段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这引起了大学的极度反感。
卡尔顿学院的校长就站出来质问道，为什么政府给农民60亿美元的补助却无需“效忠宣誓”？美国宪法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而政府要求的宣誓分明是对信念而非行为的惩罚，这在大学这片自由的土壤上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因此，哈佛等十所学校几乎是在法案通过后第一时间，宣布拒绝执行“效忠宣誓”，也不接受政府提供的学生资助款项。后来，直到1962年，国会才通过了废除了“效忠宣誓”的要求。
虽然有些不愉快的经历，但联邦政府迈出的这第一步仍然意义重大。
由于“斯坦尼克1号”所引发的危机意识，国会名正言顺地宣布联邦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应对“教育上的紧急事态”，而为了“帮助尽快培养在国防上至关紧要的各种技能”，联邦政府在对大学研究和教育项目上投入时，可以有所选择。
因此，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时，不仅出师有名，而且还能通过各种投资影响高校的行政乃至学术决策。
另一方面，《国防教育法》为也联邦政府此后干预大学事务开辟了一个先例。
进入60年代后，以“国防”为名推动高等教育不再适用，而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问题则进入了联邦政府的视野。约翰逊任总统时，推出了《高等教育法》，实际上延续了《国防教育法》的精神。
于是，联邦政府在为大学提供资源的同时，开始就招生等从前完全由大学自行决定的问题，向大学提出了各种要求，从而全方位地介入大学的管理及其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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