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派
这几天没事，就在BBS上囗观各路民间高人论《红楼梦》人物饮食服装首饰楼台园林的帖子。这一切都是因为新版《红楼梦》。它唯一的优点就是把网络上的扫地僧都给逼出来了，大家360度无死角剖析小说《红楼梦》的人物饮食诗词服饰楼台景观，才华横溢，高见横飞。
本来也跟着大伙愤愤，就不说新版中黛肥钗瘦，宝玉下流，也不说铜钱头窗帘服，手绘布景聊斋配乐，就说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世宦大家，楞给弄得人伦颠倒仪礼混乱，小姐丫鬟不分，室女媳妇不分，正房姬妾不分，老幼尊卑不分，行动坐卧就没一处对……忽然看到本剧80后美女编剧群靓照一张，立刻释然了——80后编剧，60后导演，没见着的但多半也就40后的“顾问”，怎么可能“忠实”复刻旧时代大家庭的做派呢。
87版红楼女儿们大多70后，但做派上就“像”得多，因为她们虽未亲见，有人可是亲历——片头的顾问团，都是些得站起来垂手恭立才能念的名字。王昆仑、王朝闻，单说岁数就是真正的00后；朱家溍、吴世昌，哪个不是执牛耳的大家；启功，人家就姓爱新觉罗；即便是自谦“湘西土包子”的沈从文，也出身“两代军门之家”，更何况后来在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地位。有这些先生在，我们才能看到宝玉进屋探、惜起身而迎春安坐的细节；看到同一场景里既叫“东府小大爷”又称“蓉大爷”的严谨；看到不小心说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也要以帕掩面的淑女风范；看到老祖宗心肝肉的溺爱和借戏文吐槽的严厉同时并存的人情气息。这些做派，而今已然没有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想看“忠实还原”《红楼梦》的观众的悲哀。
做派这个东西，学是可以学得来的，撑个一时半会儿也还不至于露马脚，但终不长久，那必须有时间积累。现代人什么都可以不在意，唯独珍惜时间，倒不是怕红颜弹指老，只是因为时间跟金钱挂着钩。所以现代人对淑女、绅士的标准一降再降，已经到了只要不张口“靠”来“擦”去、衣服能盖住肚脐舌头上没有环的，都可呼淑女的地步。略读过不是时尚杂志的书、知道走路让女士走右边的，也便堪称绅士。又或者以己之时代度古人之心，以为动辄西子捧心叫胃疼，或宣称自己在家一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便是淑女。殊不知林徽因虽也柔弱娇养，淡淡一句“门外不就是扬子江吗”就将我们时代无数淑女打回原形——“做作”与“做派”的区别，就在于此。
做派有时可以很张扬，听着似乎含了贬义，但其实无所谓褒贬，那就是一种现象，只不过出现在特定的人群身上。忘了在哪看的哪位大家的传，该大家出身豪门，上世纪初入北大读书，家里嫌住宿舍吃食堂不是公子做派，在北大左近赁房屋一套供其居住，配婆子丫鬟数名供其役使，备马匹供其代步，特有西餐厨子一名随时听候吩咐。公子边上学读书，边走马玩鹰，后来终成一代大家，还是一辈子走马玩鹰。
大学听过另一豪门之后的课，专讲旧社会北京豪门的生活。老先生上课也抽着烟，抱着胳膊往讲台后一坐，从体态到声音都无比淡定从容。讲豪门家厨炒个最简单的小菜，冬天和夏天的火候都不能一样，因为从厨房端到餐桌还有一段路程，夏天便要炒得略轻一分，这一分刚好叫一路上的暑热弥补上，否则火候便过了。讲美食家必得有个有钱的爹，“生下来舌头就没沾过坏东西！”否则便不成其为美食家——我想老先生自己就一定不知道方便面的味道。讲自家老一辈女眷如何行礼，站起来略蹲身，双手握拳上下交叠在身前一侧微微往地下顿顿，跟87版《红楼梦》黛玉进贾府厮见邢夫人王夫人时的表演一模样。讲旗人妇女梳大拉翅时，走路头必须正、挺、较劲，谁的绦子晃动幅度大了谁的耳坠子抽脸了，谁就是没家教的。新时代豪门早被各种灭门，这些都没人再讲究了，好在豪门之后还可以靠这些老年间的规矩活着——在社科院当个研究员，给古装剧当个顾问之类，假设还有古装剧组愿意把2亿投资中的哪怕十万分之一花在这上面的话。
做派有时也很平常。不一定非得大家豪门才有做派，普通人也有，某个行当做得久了、某个地方呆的久了，身上自然会带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这也是做派，或者不过是“习惯”的另一种说法。我爷爷学新闻兼法语，跟奶奶一直驻在摩洛哥、比利时、法国，我小的时候就没怎么见过他们。只记得爷爷回家的时候，我去看他，见面和告别都要行贴面礼。爷爷坐在他的大圈椅子上，向我一伸手，我就得走过去，用我的脸短暂的、纯礼节性地去贴爷爷的脸，左右各一下，同时嘴里还要咂咂做声，以示亲昵。每次这么做的时候，我都会被爷爷的胡茬扎得很不舒服；而爷爷必会嘲笑我的棉猴上一股“幼儿园里厕所加包子的味儿”。我一直认为这种看起来亲热实则冷淡的礼节没有什么价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便不再如此。结果不久前爷爷生病，我去看他，临走的时候，爷爷又向我伸出手来。我走过去行了贴面礼，整套动作太流畅自然了，好像我们天天都在这么做似的。这突如其来的礼节让我困惑很久，或许这就是做派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爷爷每个星期要去超市买法棍面包；每个月都要去维兰吃牛排，或者去基辅吃奶油杂拌；喝红酒不怎么喝白酒；唱《马赛曲》，而且告诉我必须用马赛口音来唱，唱出来一个嘟噜一个嘟噜的就像电话线圈，巴黎口音唱出来就不相宜。
不过这样的做派一点都不影响爷爷像一切离休老同志那样，天天准时看《新闻联播》，骂人就是“乱弹琴”，一件衣服穿到起毛边，计较块八毛的医药费，把每周一次的老干部合唱团排练看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也是一种做派吧，一种可以让“老同志”成为一个中国特色专有名词，而不仅仅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这种字面意思的做派。
有一个夏天的清晨，我和小狼去爷爷家。我们从食堂吃完早饭，在回家的路上，路遇爷爷以前的老同事。两个刚喝完豆浆的中国老头站住，用法语大声地谈了两句话，爷爷的手还在眉毛的位置比划了一下，看上去如同时空错乱，仿佛这里不是北京，是巴黎的街巷。
分开之后我问爷爷，你们在说什么？爷爷翻译给我们听：
早上好啊，先生。
早上好。
您去哪里？
我去夏宫（颐和园）散步。
那么再会，祝你愉快。
再会，祝你愉快。
我恍然大悟，刚才爷爷的手在眉毛上比划，是在虚拟的脱帽。
而那位老同志，真的将帽子拿下来行了个礼，虽然他戴着的并不是黑段子的礼帽，而是早市上八块钱一顶的棒球帽。
本来也跟着大伙愤愤，就不说新版中黛肥钗瘦，宝玉下流，也不说铜钱头窗帘服，手绘布景聊斋配乐，就说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世宦大家，楞给弄得人伦颠倒仪礼混乱，小姐丫鬟不分，室女媳妇不分，正房姬妾不分，老幼尊卑不分，行动坐卧就没一处对……忽然看到本剧80后美女编剧群靓照一张，立刻释然了——80后编剧，60后导演，没见着的但多半也就40后的“顾问”，怎么可能“忠实”复刻旧时代大家庭的做派呢。
87版红楼女儿们大多70后，但做派上就“像”得多，因为她们虽未亲见，有人可是亲历——片头的顾问团，都是些得站起来垂手恭立才能念的名字。王昆仑、王朝闻，单说岁数就是真正的00后；朱家溍、吴世昌，哪个不是执牛耳的大家；启功，人家就姓爱新觉罗；即便是自谦“湘西土包子”的沈从文，也出身“两代军门之家”，更何况后来在古代服饰研究领域的地位。有这些先生在，我们才能看到宝玉进屋探、惜起身而迎春安坐的细节；看到同一场景里既叫“东府小大爷”又称“蓉大爷”的严谨；看到不小心说句“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也要以帕掩面的淑女风范；看到老祖宗心肝肉的溺爱和借戏文吐槽的严厉同时并存的人情气息。这些做派，而今已然没有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想看“忠实还原”《红楼梦》的观众的悲哀。
做派这个东西，学是可以学得来的，撑个一时半会儿也还不至于露马脚，但终不长久，那必须有时间积累。现代人什么都可以不在意，唯独珍惜时间，倒不是怕红颜弹指老，只是因为时间跟金钱挂着钩。所以现代人对淑女、绅士的标准一降再降，已经到了只要不张口“靠”来“擦”去、衣服能盖住肚脐舌头上没有环的，都可呼淑女的地步。略读过不是时尚杂志的书、知道走路让女士走右边的，也便堪称绅士。又或者以己之时代度古人之心，以为动辄西子捧心叫胃疼，或宣称自己在家一向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便是淑女。殊不知林徽因虽也柔弱娇养，淡淡一句“门外不就是扬子江吗”就将我们时代无数淑女打回原形——“做作”与“做派”的区别，就在于此。
做派有时可以很张扬，听着似乎含了贬义，但其实无所谓褒贬，那就是一种现象，只不过出现在特定的人群身上。忘了在哪看的哪位大家的传，该大家出身豪门，上世纪初入北大读书，家里嫌住宿舍吃食堂不是公子做派，在北大左近赁房屋一套供其居住，配婆子丫鬟数名供其役使，备马匹供其代步，特有西餐厨子一名随时听候吩咐。公子边上学读书，边走马玩鹰，后来终成一代大家，还是一辈子走马玩鹰。
大学听过另一豪门之后的课，专讲旧社会北京豪门的生活。老先生上课也抽着烟，抱着胳膊往讲台后一坐，从体态到声音都无比淡定从容。讲豪门家厨炒个最简单的小菜，冬天和夏天的火候都不能一样，因为从厨房端到餐桌还有一段路程，夏天便要炒得略轻一分，这一分刚好叫一路上的暑热弥补上，否则火候便过了。讲美食家必得有个有钱的爹，“生下来舌头就没沾过坏东西！”否则便不成其为美食家——我想老先生自己就一定不知道方便面的味道。讲自家老一辈女眷如何行礼，站起来略蹲身，双手握拳上下交叠在身前一侧微微往地下顿顿，跟87版《红楼梦》黛玉进贾府厮见邢夫人王夫人时的表演一模样。讲旗人妇女梳大拉翅时，走路头必须正、挺、较劲，谁的绦子晃动幅度大了谁的耳坠子抽脸了，谁就是没家教的。新时代豪门早被各种灭门，这些都没人再讲究了，好在豪门之后还可以靠这些老年间的规矩活着——在社科院当个研究员，给古装剧当个顾问之类，假设还有古装剧组愿意把2亿投资中的哪怕十万分之一花在这上面的话。
做派有时也很平常。不一定非得大家豪门才有做派，普通人也有，某个行当做得久了、某个地方呆的久了，身上自然会带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这也是做派，或者不过是“习惯”的另一种说法。我爷爷学新闻兼法语，跟奶奶一直驻在摩洛哥、比利时、法国，我小的时候就没怎么见过他们。只记得爷爷回家的时候，我去看他，见面和告别都要行贴面礼。爷爷坐在他的大圈椅子上，向我一伸手，我就得走过去，用我的脸短暂的、纯礼节性地去贴爷爷的脸，左右各一下，同时嘴里还要咂咂做声，以示亲昵。每次这么做的时候，我都会被爷爷的胡茬扎得很不舒服；而爷爷必会嘲笑我的棉猴上一股“幼儿园里厕所加包子的味儿”。我一直认为这种看起来亲热实则冷淡的礼节没有什么价值，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便不再如此。结果不久前爷爷生病，我去看他，临走的时候，爷爷又向我伸出手来。我走过去行了贴面礼，整套动作太流畅自然了，好像我们天天都在这么做似的。这突如其来的礼节让我困惑很久，或许这就是做派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
爷爷每个星期要去超市买法棍面包；每个月都要去维兰吃牛排，或者去基辅吃奶油杂拌；喝红酒不怎么喝白酒；唱《马赛曲》，而且告诉我必须用马赛口音来唱，唱出来一个嘟噜一个嘟噜的就像电话线圈，巴黎口音唱出来就不相宜。
不过这样的做派一点都不影响爷爷像一切离休老同志那样，天天准时看《新闻联播》，骂人就是“乱弹琴”，一件衣服穿到起毛边，计较块八毛的医药费，把每周一次的老干部合唱团排练看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也是一种做派吧，一种可以让“老同志”成为一个中国特色专有名词，而不仅仅是“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这种字面意思的做派。
有一个夏天的清晨，我和小狼去爷爷家。我们从食堂吃完早饭，在回家的路上，路遇爷爷以前的老同事。两个刚喝完豆浆的中国老头站住，用法语大声地谈了两句话，爷爷的手还在眉毛的位置比划了一下，看上去如同时空错乱，仿佛这里不是北京，是巴黎的街巷。
分开之后我问爷爷，你们在说什么？爷爷翻译给我们听：
早上好啊，先生。
早上好。
您去哪里？
我去夏宫（颐和园）散步。
那么再会，祝你愉快。
再会，祝你愉快。
我恍然大悟，刚才爷爷的手在眉毛上比划，是在虚拟的脱帽。
而那位老同志，真的将帽子拿下来行了个礼，虽然他戴着的并不是黑段子的礼帽，而是早市上八块钱一顶的棒球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