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手上创立一个新世界”
* 本文发表于读库小报，请勿直接转载。
两年前的一个暖冬，因为工作缘故，我打算前往川南。一路从北京落地成都，再到达宜宾，然后抵达江安。终于站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旧址”前，我仍然为这大半个世纪前的旧迹而感到澎拜。这所诞生在中国的第一所戏剧学校，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成立，因为战乱一路从南京西迁至此，从此进入了一段黄金岁月，而这座小城也因而成为战火中的戏剧圣地。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去街头巷尾转悠，看着卖土鸭的店里一个男人怎么把拔了毛的鸭子往滚烫的开水里丢，看着坐在街边捧着茶水闲聊发呆的人群。我为那样慢姿态的生活所感染，想象着大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戏剧学校的校长是教育实业家余上沅。他曾经和梅兰芳访问欧洲与苏联，并且在北大毕业后同梁实秋、闻一多等人赴美留学。为了培养戏剧人才，在余上沅的号召下，这所学校汇聚了戏剧届的各路名家。这座城市就像是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交汇叠影，因为一群新人的涌入而变得光彩照人。我想象着巴金是如何渡江而来，和当时担任教师的曹禺在小楼中一夜长谈，谈论着人生离乱之苦和世事之艰，想象着导演谢晋在他的叛逆少年时，又如何不顾家里反对，执意取道香港，经过广州、贵阳来到此地求学……在西迁后的六年内，无数从学校走出来的毕业生，至今活跃在中国广播、电影和其他艺术领域，成为其中的先行者、佼佼者，书写了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
这些后续的故事越是精彩壮阔，就越是令人庆幸那次西迁之行的顺利。那样声势浩大的迁徙，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成功难道是一次偶然吗？
出于职业病，我开始注意到这段西迁之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宜昌大撤退。若没有那次大撤退的成功，恐怕戏剧学校的师生即便从南京到了宜昌，恐怕也难以顺利从宜昌入重庆，最终抵达江安。而那场大撤退指向的意义，似乎牵动的不止是一群师生的命运，更关乎整个中国的命运转折点。
也许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在阅读傅国涌先生所写的卢作孚传记中，读到了卢作孚作为指挥者所历经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卢作孚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自从七七事变爆发以来，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日军节节逼近，而在当时，四川已经成为战时大后方，大量人员、物资、机构要往四川转移。
火车设施已被炸得七零八落，公路运载能力有限，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宜昌经过长江水道进入四川，而大撤退的时间节点，恰好距离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只有四十天，但等待转移的大量物资已经囤积满了两岸，留给卢作孚的是一道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的难题。
卢作孚是一名实业家，在以往的教科书和历史中，这个群体的叙事总是被简单概括。实业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更具体的疑惑是，为什么一个有志青年要选择经营公司，他的目的除了盈利，还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梦想？
卢作孚是四川人，怀着对诗仙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怀，选择了交通运输行业。他所创办的民生轮船公司通过“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方式，一步步发展为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公司。
而在大撤退中，他以上一线作战的状态，坐镇指挥了这场撤退。他同他的员工商议，参考往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设计出了一整套转运方案。思路是把笨重设备、较轻的设备和更轻的、相对不重要的设备分为不同航段进行运输，同时白天的航行与夜晚的装卸并行，运输的每一个节点包括码头、转运站都要紧密衔接。
那是作为一个中国实业家一生中体现他的才华智慧与组织能力的高光时刻，然而这种时刻却迷茫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悲情底色，卢作孚回忆着那些冲入耳膜的声音，汽笛声、起重机的呼号声，岸上的人们抬着机器的歌声，除了创造奇迹，他别无选择。
这种激昂的意志力也贯穿于卢作孚一手创立的民生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之中，根据统计，民生公司运送的各类人员达到150万余人，但员工则死亡116名，伤残61人，还有16只轮船被敌机炸沉。
在大撤退中得以转移的，也不仅仅是戏剧学校的那一群师生，而是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轻工业的命脉还有各路精英，可以说是中国“仅存的一点元气”。
在阅读傅国涌先生所书写的“大商人”这套书的过程中，中国实业家这个群体的面貌在眼前逐渐清晰。他在书中前言写道，“这些实业家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与那些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跟进的。”
“大商人”系列所提及的人物是一个群像，除了卢作孚，还有张謇、荣氏兄弟、刘鸿生等人。这些人物就像一个生态体，有人冲在前方，有人做好本分事业，每一个人物都有一句精炼的概括，例如，张謇对应的是“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卢作孚对应的是“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这些话语中所体现的品质，恰是傅国涌先生那段评价中恰当的注解。
至于后人可以效仿、跟进的遗产，恐怕也并不只是办厂经营之道，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议题。在一个无所依靠、无所信仰的时代，作为个体的“我”应该要走向哪里。
卢作孚的“轮船报国”思路并非是个孤例，和许多实业家一样，他受到了早期实业家张謇的启发。“大商人”系列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张謇，他在南通做社会建设，从经营大生纱厂出发，建立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戒毒所和盲哑学校等一系列各职能部门，让每一个人有所去处、有所依靠，让一座城市从沉闷的务农生计走向了充满可能的现代都市。
社会的分工随之清晰，人的个性觉醒也随之到来，这也跟张謇在科举制度中未能实现的儒家理想有关，大生纱厂的命名来自“天地之大德约生”，这句话寄托着要让大多数人得到最低限度生活的社会理想。
对于想要实现财富自由、阶级跨越的你我来说，做生意不为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建设社会、国家繁荣似乎有点儿难以想象，但当一个集体确实践行着这一理想时，我不得不相信，在特殊的时代，中国的土地确实培育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他们身上所交织着的矛盾，所探索的道路，也正是国的矛盾、国的道路。
张謇饱经事变，五岁能背《千字文》，十六岁就中了秀才，是纯粹的科举出身。他的价值观崩溃于一个暴雨天气，当时他看到慈禧太后坐着轿子从颐和园进宫，对比鲜明的却是群臣百官跪在雨水中接驾，匍匐在路旁。他总结，“三十年科举幻梦，于此了结”。对比起张謇，出生较晚的卢作孚倒是没有这方面的纠结。
两人还曾经有一番对“新”与“旧”的讨论。张謇曾经感叹事业经营的困难，他将原因归结于道德的崩溃，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标准——“人都没有旧道德，人都有我见”，卢作孚的看法就积极很多，因为旧道德已经不再适用今天的社会，那么不如由自己去践行一种新道德——“旧道德只是消极地告诉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我们要建立一种积极的新道德”。
对于旧日的世界，他们或许有眷恋、有失落，但最终还是走在了前头，以建设者、行动者的身份去创造新的世界。
卢作孚时常请人来公司演讲，谈男女就业问题，谈人生，还讲性病与民族健康，他还自办了一本名为《新世界》的杂志。这本创刊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杂志正是卢作孚的心声，“从我们手上创立一个新世界”。
张謇在南通主持垦殖，解决盐碱滩的产权，陪着工人在大风潮时守堤。工程十年才初见成效，围垦而来的薄地由沟渠勾勒成了一个个长方形，那是张謇在童年时候学八股中引用的井田学说。
但一切终究要过去，不论是我曾经在川南追寻的那时的戏剧人，还是在宜昌大撤退中奋力战斗的卢作孚，亦或是从科举制抽身转向工厂经营的张謇，愤懑、抱负、困境、挣扎，都会变成过去。没有人比他们本人更明白这一点。
张謇之前感叹，“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有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朽”，这是一句相当动人的感言。他在南通种树，还修公园，为了保护一棵老银杏树，他选择更改施工方案，为了普及大众教育，他推广新式戏剧。卢作孚也曾经在北碚进行乡村建设，他在北碚建设的地下排水管网直至今日还能抵抗洪涝灾害。
角落在国的角落，角落的光亮就是国的光亮，城市的理想模样就是人的理想生活，所谓家国天下，都是很具体的东西，生命虽然有尽头，但是在尽头之外，还有值得人争取的希望存在。这种朴素的原则，就是这群实业家所带给当下的新道德吧。
本文作者：忆梦一个岛民，人间观察业余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