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感|波兰尼、韦伯与泽利泽

花了一个多小时写下面这些东西，挺粗糙的，也没好好标引文，但是早就想写了，而且更多属于个人感想，所以随便一点。

《巨变》讲述了19世纪自律性市场制度如何建立以及如何因遭到“社会”的抵制而频现危机，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提到的“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关系，在波兰尼看来，自律性市场制度企图侵占所有社会领域，把一切（尤其是人、自然和货币）商品化，这是“经济”领域脱嵌于“社会”领域并试图凌驾其上的做法。但是，这种脱嵌从来不是自然的，波兰尼举出来自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证据，有力证明了“经济”领域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内嵌于“社会”领域或是被后者支配的，因为原始人（也包括现代的以前的大部分人群）的经济行动很多是一种“礼物”经济（如书中所举出的“库拉圈”的例子），这是不以纯粹逐利为目的的经济行动，是在“社会”（包括伦理道德观念）支配下的产物。所以当19世纪自律性市场制度兴起，并为一切事物的商品化做出本就天然正当的辩护时，这种说辞分明就是个骗局，若要是以存在时间的长短来为自己辩护，那礼物经济恐怕才是天然正当。

《新教伦理》一书也非常精彩，简单回忆一下，韦伯试图在这篇文章中回答的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指理性化的资本主义，韦伯区分了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和其他各种资本主义，并认为前者才是现代资本主义，并且为西方所独有）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这意味着韦伯反对经济决定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观念决定论者，韦伯是希望探究一个更完善的多因素解释模型，并在这个论题上着重考察文化观念的作用）来看究竟源头为何。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来源在于新教（尤其是加尔文宗）特有的天职观和得救预定论，是它们培育了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有节制的赚钱是荣耀上帝，是证明自己是被选定的得救者的证据）。但韦伯指出，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宗教动力和经济追求紧密结合，可随着时间推移，先前的宗教教义开始淡出，富兰克林已经不再是一个清教徒或加尔文教徒，但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却存续下来，不断提供一种劳动、储蓄、再投资、保持自制、追求经济成功的动力，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一种宗教动力了，韦伯说“在它获得最高度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被祛除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变得越来越与纯世俗的感情息息相关”（此处参考柯林斯导读）。

我想在这里引用韦伯在《新教伦理》结语中的原文，这部分内容激情澎湃，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全书的结论，而且那著名的“铁笼”说就来自此处。

“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在这种文化发展的这个最后阶段，‘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了心肝’”。在韦伯的笔下，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是一个现代理性化资本主义完全胜利的时代，无论个体是否愿意，Ta都不得不被卷入这个体系。我觉得韦伯真是个预言家，他所说的境况和我所能感知到的周围环境的确很相似。

最后再来谈一下《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这本书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文化/经济社会学家——薇薇安·泽利泽的成名之作。表面上，这本书意在通过梳理美国人寿保险发展的历史找寻其早期发展失败和后期发展成功的原因，更深层则是要提出和回答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社会学问题，即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因素，后一点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韦伯和波兰尼的靶子有关。

泽利泽把经济学家作为其对手，她在导言中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热衷于市场模型和经纪人概念，对市场和人的价值之间互动的某些复杂性视而不见。人的价值挑战了市场交易中非人的、理性的和等价的影响。对给人提供输血用血的志愿体系和商业体系，蒂特马斯开展了富于想象力的跨国比较……他相信对特定项目或活动，包括输血、器官移植、收养照料、医学实验参与等而言，只有互惠的或礼物形式的交换才是合适的”。

我想继续引用一段原文，由此引出我要表达的主题。

泽利泽说：“我们的分析也利用了两个社会——结构变量。其一，我们分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蕴含在从以礼物类型的社会交换系统到一个以不牵涉个人情感的市场交换系统去帮助失去亲友的人们的过渡过程中。人寿保险彻底改变了死亡管理的方式，18世纪的寡妇能够得到来自朋友、邻居和亲属的帮助以缓解穷困，但这种救助方式被一个高效且营利的科层制系统所取代……人寿保险以最尖锐的表达方式提出了将神圣之物等价于金钱的问题：一个人怎么决定死亡的价格？”

人寿保险把人的意外死亡当做商品定价，但恰恰因此遭到了西方文化中认为人的生命具有神圣价值的观念抵制。直觉上，我的反应是，这不就是市场制度试图全面入侵所有社会领域的体现吗？只不过，这次市场制度不是简单的买卖劳动力，而是买卖生命与死亡。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泽利泽提供的经验案例，似乎可以成为波兰尼作品的又一重支持性论据，即自律性市场制度试图入侵“社会”，但却遭到“社会”的文化抵制。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人寿保险的本质是基于概率论基础、买卖未预期死亡以不断营利，从精算师定价、撰写复杂的合同到保费的核查赔付这无不说明人寿保险也是一个高度理性化资本主义的产物。人寿保险大规模发展，可能是一个经济理性逐渐压倒文化传统和人性的过程，因为这套高度理性化的死亡管理方式可能威胁社会文化对死亡的理解，威胁具有凝聚社会作用的传统死亡关怀方式，会破坏“社会”得以可能的根基。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泽利泽的案例也可以为韦伯的论点给出支持，即现代资本主义像铁笼一样笼罩着人们生活

需要补充一下，波兰尼所说的市场不是市场交易这种或多或少都存在于各个时期地区的现象，而是指一整套自律性市场制度：经济体制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及指导，商品之生产及分配的秩序，完全委诸此自律性。他强调的是市场制度的自律特质，认为这种自律市场万能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它因遭受“社会”的抵制其实从来都没有完全实现过。我的问题是，这和韦伯所说的现代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有多少重合呢？毕竟韦伯强调的点不在于自律市场，他的落脚点在于理性化，虽然他也会强调这种理性化的经济行动正在笼罩世界，因而貌似与波兰尼有些相近之处。

最后：

早先听说文化社会学时，总觉得它处理的都是些如品味、风尚等不太重要的问题，但是从波兰尼、韦伯看到泽利泽，会发现一条我很感兴趣的理论脉络，它会处理不可定价之物如何被定价的问题，会讨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理解。结合最近读的《照护》（医学人类学家、精神医学医生凯博文的自传），我觉得这些书都加深了我对我/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理解（它们尤其启发我看到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化/理性化/科层化/也因而不那么人性的一面），让我看到社会的不同可能，理解身边的人、事、物，走进并理解每个个体、群体的经验世界，这就是社会学、人类学最吸引我的地方。以前我总觉得，虽然喜欢但总要考虑一下未来，毕竟我真的不确定我是不是要做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者，毕竟自己有种种缺陷好像不适合那么需要社交能力的学科，但现在我会想，喜欢就是喜欢，无须管未来会发生什么，即便以后不从事社会学研究，我现在所读的民族志也好，社会学理论作品也好，都直接、当下地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让我沉浸其中，这就够了。现在我不再打算逼问自己是否想好要转行做社会学，或者理性地为了确定是否适合做社会学学术而做事，而是当下、此刻、现在、马上就去探索自己喜欢的领域，去看那些喜欢的书，上有意思的课，这才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以后的事再说，我会先让自己过上快乐的生活，要不可真要go die了（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