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 赵鼎新：论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学海》2017-03）

本文把世界政党政治分成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并对其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1)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政党发展；(2)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时在民族和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党发展；(3)冷战下的政党发展；(4)“第三波民主浪潮”下宗教和保守主义的回潮与政党政治。

本文还试图解答如下问题：世界各国政党的组织形式有什么重要区别?这些区别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政党危机是各国政党不得不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前世界的政党政治势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针对当前世界局势与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世界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决定政党的形态和性质的关键。

笔者认为，派系政治转化为政党政治需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政党政治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派系政治的制度化。

第二，派系(faction)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负面概念。因此，制度化了的派系政治要转化成为政党政治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条件，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第三，一个有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治派系能够做大成为规模庞大的政党，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是其中的一个关键。

笔者对政党作如下的定义：政党是一个试图通过全部或者部分掌握国家政权来推行在某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家政策的组织。

迄今为止，对政党发展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是所谓的“社会裂痕”(social cleavage)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利普塞特和挪威学者罗肯在1967年合编的一部著作中提出他们的核心论点是：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必定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根据这个观点，他们进一步提出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发展反映的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呈现出来的社会裂痕——教会和国家间的裂痕(church vs. state)、雇佣者和被雇佣者间的裂痕(employer vs. employee)、从属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裂痕(subject vs. dominant culture)以及从属经济和主流经济间的裂痕(second vs. primary economy)。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当地的社会裂痕形态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但这往往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社会裂痕角度来理解政党发展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点是对路径依赖的忽视。第二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党的形成和发展更取决于在政党政治产生的关键时期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想象和建构当时社会裂痕的性质的。

自由的空间(国家的性质)影响到政党的性质，政党承担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大小决定了政党的规模，但是世界范围主导意识形态的消长不但决定某一政党的地位，而且型塑了世界范围政党政治生态的变迁。

民族和阶级的异同比较：

民族和阶级都是现代化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想象。

首先，民族认同往往能建立在特殊的语言、宗教和历史等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但是阶级认同的建构基础却十分薄弱。

第二，阶级认同是反抗者的武器。

第三，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居住在某一土地上的某些民众认为他们有着同一的民族认同，并且试图以这民族认同为基础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

第四，与强势意识形态结合的这一特点给了民族主义另外一个优势：一个产生了独立欲望的群体即使没有特殊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想象基础，他们也能声称自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并且用当前世界上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站在道德高度强行制造认同感(比如“港独”及其相应的“民主自由”包装)。这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几乎可以无中生有的任意建构的意识形态，而阶级不是。

民族主义性质的变化是世界主导意识形态转变和政党政治形态变化的晴雨表。

两个危机：

但是欧洲的人力资本却没有太多降低，因为教育水平比较低的男子在总体上更容易当炮灰。重建需要资金，因此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战后欧洲经济飞速发展的另外一个关键。大多数欧洲国家在19世纪末就开始建立福利国家，但直到二战后欧洲各国的福利水平才有了普遍的大幅度提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国家。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欧洲左右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得不向中间靠拢，民主因此走向稳定。但是在民主走向稳定的同时，政党也蜕变成了为了选举和执政的政治机器，而不再是为某一个意识形态而奋斗的团体。欧洲政党因为突然失去了意识形态依托而产生了合法性危机。

随着电视政治广告和电视出镜率在选举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成功的选战越来越靠公司、利益集团和有钱人的捐款。加上政党的去意识形态化，政党和一些传统组织(如左派政党和工会，右派政党与教会)间的关系逐渐松动，与公司和利益集团等组织的关系却走向紧密。党员人数在持续下降，党纪也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这成了西方政党危机的另外一个来源。

共产主义阵营的政党危机

从政党发展角度来讲，共产主义阵营的政党危机根源于四组不易克服的结构性难题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热”和执政需要的“冷”之间的紧张。治理好一个国家需要专家，但是专家非常容易被攻击为“只专不红”。治理好一个国家更需要务实，但是务实非常容易被攻击为路线错误。

第二，一个政党一旦执政，它就必须为社会提供各式各样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如国防、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教育、福利保障、治安、公正、环境治理等等。只要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做得不好，很快便会招来不满，以及相应的民众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不信任。革命意识形态和宗教在这一点上截然不同。

第三，革命政党一旦执政其性质马上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革命充满危险，需要的是牺牲精神。但是执政掌握的是权力，而且是很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老党员也很有可能蜕化，更不用说是新的党员。

第四，作为目标替代的另一面，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即在某种压力或者利益的驱导下一个人把组织的观点和价值观伪装成为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也是执政的革命政党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问题。这一社会机制的可怕就在于：权力带来的利益越大，并且去掉伪装后的危险越大，偏好伪装的倾向也就越大。

以上四个因素中，第一和第二会导致一个政党去极端化，第三会使得一个政党失去道德制高点，而第四则会引导一个政党犯错误并且坚持错误。

关于宗教和保守主义回潮的判断：

在意识形态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最大的代价就是自由主义的影响在世界上全面的消退。其实，除了民族主义外，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并在不同时期占据主导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当前世界有着全方位的消退，代之而起的则是各种保守思潮和宗教的复兴。随着第三波民主浪潮的逐渐消退，第三波早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政党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也跟着消退。民族主义马上又找到了它的新的“婆家”：在世界范围行情普遍看涨的保守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世界政党生态重新洗牌。

自由主义：

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多多少少都保留着如下的三个本质特征，即在政治层面上强调有限政府和权力制衡，在社会层面上强调言论结社自由，在经济层面上强调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因为以下五个原因，自由主义自诞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

首先，追求自由和安全感与公正感一样，都是人的天性。一个国家发展得越好，民众追求自由的欲望越强。第二，自由是制约权力的有力武器。这一点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尤其重要。现代国家不但事情管得越来越多，而且在各种技术的支持下管控能力也越来越强，因此也容易会越来越任性与自信。现代国家一旦出错，后果往往会十分严重。第三，如果说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为有效手段，那么自由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或者说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基础”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上层建筑”的支撑才能良好运转。第四，自由造就的多样性和竞争最能刺激创造发明。自由度大的国家一般来说发明创新能力也大，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也就较强。第五，自由环境带来的竞争和争辩会使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观点清晰化，会促进社会舆论和认同感的多样化，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相互牵制，利益难以聚集。对于国家统治者来说，自由在一定条件下有去极端化的功能。

但是自由主义有三个弱点。首先，从第三次民主波的恶果中可以看出，自由主义也需要平衡制约，当自由主义成了霸权意识形态时，它所产生的专制性力量也同样是非常可怕的。第二，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其相应制度可以为任何“合法”政党包括极端的反自由主义政党提供舞台。但是，它却无法保证在其他政党发展起来之后，自由主义政党和思想不被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主要是一种制度环境，而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在一个国家的政党谱系中一般不占优势。第三，这也是对当前社会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在某类社会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自由的环境不但会失去它的去极端化功能，而且由于以上第二个原因的存在，很容易成为极端思潮兴起的保护伞。

民族主义运动就不同了。民族主义与任何意识形态都能结合，因此它有着机会主义或者说工具理性的一面，并且永远政治正确。

自由民主制的两难：

一旦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而长期得不到解决时，或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群体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而无法得到解决时，这类宗教中的某些神学家就会对他们的宗教教义做出保守的、对自由有严重损害的原教旨主义解读，并且利用自由民主提供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在问题群体中大力推广原教旨主义宗教。这时，自由民主国家就遇到了两难：对这类宗教采取压制就会违背自由主义精神；但如果对这类宗教采取放任态度的话，自由民主的环境就会成为这类宗教寄生生长的最佳母体，并且当这类宗教的社会空间越加大，自由的空间就越缩小。

自由民主是消除阶级斗争的利器，也许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分裂运动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但是对于零和扩张性宗教来说，它只会是其寄生生长的温床。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自由主义并不总是一剂灵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