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境

去年春天我写了一篇关于界限（边界）的文章。显然，在那篇文章中，“界”的定义并没有在屡次实践中形成一个固定的形态——即区分“界”的有形与无形性。加拿大自由党前任党魁叶礼庭（Michael Grant Ignatieff）在其著作《血缘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中则借助对（新）民族主义的解构来使“界”的含义更加有趣，例如德意志民族在两德分裂与统一前后的身份认同与左右之争、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世仇根源等等。

去年我是这么写的：“有形与无形的界。有两种声音能给予我奇特的快感：快门按下后反光板弹起的‘咔’和海关出境章盖到护照上的‘咚’。”

我有记忆的第一次离境是在珠海，手里的那个黑色的本子和持续不停的脚步能把我引向一个地势起伏很大、车辆靠左行驶而且速度奇快、充满了奇特的书面语但不妨碍理解、有效隔绝手机信号的另一个世界。母亲是领路人，她熟谙这个世界的一切，每一条巷子，每一间药局，每一家餐馆——除了一张绿色桌子上，对家手里的牌和下一秒轮盘上指向的数字——那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过踏入的世界。几年后便是我领着母亲，脚步飞快，像一滴墨水消散在一个巨大的水箱里，她边走边抱怨：“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又贵，服务态度又差。” 而我一声不吭地望着“太平山顶：两百五十港元”的红色皇冠窗外升腾的雾气。那时并没有“界”，或者说“界”不由我自己界定。母亲的每次怨声都在暗中提醒我：“你还在界内，别想逃出去。”

“俄罗斯公民/白俄罗斯公民”，“外国人（包括欧盟公民）”。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航班是国内航班，请往左手边走。在莫斯科机场的边境检查处，俄罗斯公民和白俄罗斯公民令人惊奇地获得了同一待遇。带着无尽的困惑，我排到了右边的队伍。卢卡申科的反对者们现在应该对这种“普京式套近乎”嗤之以鼻。我正站在一块国土名义上的门外，而肉身却又不在母国——游离态。

今年农历新年前最后一个学术任务是翻译一首现代诗。诗歌里有一个挪威北部的地名“Kjeoya (Kjeøya)”。 出于好奇，我就用谷歌地图搜了一下——峡湾中一个碎裂的岛，奥斯陆以北约一千公里处。诗歌里说的晾鳕鱼的架子，街景图里面还留着，还有陡峭的岩石和堤坝。就是那儿。

在此还是不在此。我在端详街景的时候一直问自己。最后勉强得出的结论才让我结束了翻译：我在翻译诗人看到的，我已经看到，或说我在盗窃图像。但我还是不在此，肉体和意念上都不在。不能旅行的日子，绝望只能如此克制。

边境的特殊之处在于流动，不仅是人员和车辆的流动，更是身份和固有属性的流动。这种流动构成了旅行者的必要处境——母国的一侧是全副武装，往外则是脆弱不堪的无任何效力的身份。实际上，往外亦构成了另一种武装，或说一个静态、封闭的“场”（lieu）：无论外国的历史多么惨痛，它只能在我身上横扫而过，不留下一点痕迹。这条人为的界线有时并不考虑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过了这条线，请各位把手表往后拨两个小时。”时间固然流动，但界线两边各一厘米处不见得会差两个小时。当灯塔周围的海封冻，灯塔不过就是平地上一幢普通的建筑物，因为海水停止了流动。四个大字：禁止回流。不知道是出于对这条人为界线（概念上之于民族国家）的尊重还是其他原因，即便是在靠近母国的土地，我也无法从外侧原路退回。既然它不如山川河流一般在地理上具有压倒性的约束力，我自认为这条界线并没有那么重要。

红眼航班。封闭的机舱里，乘客和空乘已非“被服务与服务”，而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没有多余的话语和揣测，所有人都希望闭上眼睛数个小时，醒来后能在黑暗的城市外围上空找回一点丢失的尊严——到达者的尊严。为了弥补延误的时间，飞机被安排到一个十分高的巡航高度，速度靠近1000公里每小时。眼睛里的红血丝随着速度涌出来。“来束花吗？”教堂旁边的一个花店里，店主招呼我买花。她破碎的英语反而让我增添了购买欲，但我环顾四周白雪覆盖的墓碑，回绝了：“不了，我不是这儿的。”做梦梦到这里，我被空乘摇醒。她要求我打开遮光板。我感觉到鼓膜外的气压变化——“飞机要下降了，先生。”

南斯拉夫纪念碑寄托的集体主义——流动的民族主义。烈士的死只是孤独的死，无论在其死后有多少人自认为“与其同在”。那些巨大的石碑往虚空里狂妄地伸展，似乎能伸展出一种叫庄严的事物。

“厕所在哪？”我用重庆话向路边的清洁阿姨问道，“厕所”是我会的第一个重庆话词汇。但得到的回答我只能听懂一半。凭直觉找到厕所。

夹起一块酸菜五花肉，准备送进嘴里。戴眼镜的服务员跑过来，因没能按时上菜向我道歉。我尽力忘记我的身份，用没有口音的普通话回应道：“没关系，真没关系。”毕竟在故乡三千公里之外（许鞍华说：“远离了故乡，才会有故乡的概念”），向无意义的争吵寻求积习上的庇护没有任何作用，倒不如把自己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