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哥与闰土与宏儿与水生

背书算是个挺好的让小朋友接近文学的方式。

小朋友很难体会许多的人情世故，看书往往只是看个好玩，看过就忘了。只有背书能让他们留下点印象，这点印象，也许会在他们懂得了人情世故以后，给他们提供一个走进文学的极好的线索。

比如说，在鲁迅写过而且我们学过的若干文章里，《故乡》这个文肯定是因为要背诵才让人印象这么深。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那个“插猹丸”看瓜少年闰土。

除了猹、瓜和闰土，《故乡》这个故事确实没啥好玩的，篇幅短，情节简单，全篇都是黯淡哀愁的氛围。

但到了迅哥和闰土的年纪，你总会顺着背诵课文的线索，重新发现故事里的那些对人事的感慨。

你会想起来以前你的那些一块玩的小朋友们，有些或许活成了你眼里的中年闰土，而你自己又或许活成了另一些人眼里的中年闰土。

可能再过五年、十年、十五年，一些我认识的人的名字和影像就会出现在大众传媒上，也许是达官贵人，也许是犯罪分子，也许同时是这两者，谁又知道呢。

当然，《故乡》故事里的人事的变迁和参差，多少总要归因于那个“旧社会”。这不仅是语文教科书的答案，也确实是作者的意思。

但一个作品能作为经典而流传，其中必定有一些超出具体历史背景的东西：那种对人事的感慨，必定有一些超出具体的“旧社会”制度和生活的东西。

或者不如换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也总还能体会到某种类似“旧社会”的残余的东西？毕竟共产主义之前都是阶级社会，既然都是阶级社会，就总会有那些“可悲的厚障壁”。

难怪日本人喜欢《故乡》，因为日本就是一个依然处处是“可悲的厚障壁”的社会，封建地主换个马甲而成为资本财阀，日本人读《故乡》想必更有内味。

迅哥觉得自己跟闰土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只希望宏儿和水生可以过上新的生活。但迅哥没有机会知道，其实宏儿和水生那一代也没有过上他希望的那种新生活。

水生后来也许成了革命战士，可能过得还不错；宏儿免不了要沦为地主阶级，度过凄惨的晚年。

到了他们的再下一代，在承平时代（不是平成时代），大家都只想过好一点，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新生活或许才能有点盼头。

但这种新生活，也只是稍稍淡化了“可悲的厚障壁”而已，障壁还是障壁，生活依然免不了辛苦、辗转、麻木和恣睢。

不过，生活确实是变好了，而这种变好又反过来给了那些障壁和辛苦一种看似合理的证成。

我们终于享受了迅哥从未享受过的，却未必生活了迅哥所未经生活过的。

只要生活在变好，那么未来或许总还有机会。

而生活的变好，尤其是经济的变好，总离不开劳动力和市场需求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发展最终又都要依靠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当然要靠生育。

抛开所谓传宗接代、生娃养老之类的观念，新生的人口带来更多的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和财富，然后这些人口也会变成新一拨的劳动力，继续创造财富并给予上一代人支持和帮助。

这个过程在微观是家事，在宏观是政事。

即使一个人不生孩子，他的晚年也一样要依赖下一代人。他要工作到65岁甚至75岁，那起码需要能接纳这种老年劳动力的市场，无论是便利店收银还是开出租、送外卖，总得有人有需求，他才能有事做。这个市场需求当然不仅是现有的人口提供的，也必然需要未来的人口持续提供。

他也许需要别人为他提供一些生活的帮助，那当然也不能由他的同龄人来提供，而必然要由未来更年轻的人来服务。

他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无论是退休金还是年金还是商业保险还是投资收益，其来源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利润，这同样需要未来人口的支持。

从政事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自有其必然性，而与家事关系不大。正如《理想国》的虚拟城邦里，生养被纳入政事，而与家事（也与爱欲）完全剥离。

事实上，生育对于穷人和富人都不是太大的问题。穷人生孩子是为了后代有机会能改变生活，富人生孩子是为了后代成传承家业，二者都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

坏就坏在中间这群小资产阶级，自己过舒服了，以为可以拍拍屁股潇洒走一回，也不想吃苦，也不想担责任。他们像查拉图斯特拉看到的那样，眨着眼睛，享受小快乐，发明小幸福。

所以闰土生了孩子，还不止一个，水生是第五个，这些孩子里总会有几个参与改天换地的大事业，这便是穷人的希望。

所以迅哥的兄弟也生了孩子，宏儿是迅哥的侄子。迅哥家里有房有地，宏儿本应是继承家业的候选人之一。可惜他们家到迅哥成年后就已经衰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迅哥这个小资文人，自己辛苦辗转，颠沛流离，也不生孩子，还老盼望着下一代能过上新生活。

我想告诉迅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孩子生多了，才有人继续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