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悲剧背后的健身时代：身体形塑、中产焦虑与朋克养生

马拉松赛事在最近10年有一个飞速发展。从1981年到2000年的30年间，我国只有7个城市举办马拉松赛事；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10年代以来，马拉松赛事数量则逐年攀升。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从2014年的51场增长到2019年的1828场，5年时间数量增长超过30倍。无论是赛事数量、赛事规模，还是参赛人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一些热门的马拉松赛事，甚至因为报名人数高达数百万，而出现“抽签摇号”的情形。

作为消费社会景观之一种，健身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其实也就这二十年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产阶层的勃兴，健身行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艾媒咨询报告显示，自2015年至2020年，中国健身俱乐部的市场价值在不断上升，2020年达到1230亿元。《2020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显示，国内参与健身的人群由2019年的6812万人增长至7029万人，健身人口渗透率为5.02% ，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那么，健身究竟是如何热起来的？人们通过自我身材的严格管理，寄托了什么，又试图改变些什么？

健身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生活方式

▌家国的身体与身体的解放

对身体的命名、争夺和管理，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身体，不仅是肉体与心灵的综合，也是一个丰富的能指；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涵义不同，目的不同。

漫长的传统社会并未滋生出对身体科学主义式的兴趣，人们对身体的认知“是一种心、气、神、志交通的象征体、隐喻体”。“从中国儒学对于身体的观点看，中国人对身体从来不是‘客观’观察的，因为中国人认为不存在一个纯粹的躯体现象，中国人把身体看作文化象征意义上的‘虚实体’（阴阳结合体）”。古人不在意沉重的肉身，对肉体的锻炼被视为“末学”，以至于近代西方体育传入时，还被嘲笑为“不入流”。同时，身体也不属于个人，家族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是人伦与世道的起点，个体依附于家庭，当然也包括身体，正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从“家的身体”变成“国的身体”，始于近代。彼时的有识之士认为，国家病了是因为国民病了，国人体质的羸弱是导致民族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俞祖华、怀培安执笔的《优生·强身·尚武：近代身体史视阈下的民族复兴思想》详细论述了近代身体观的变迁。19世纪末外文报刊所刊文章使用了“东方病夫”的说法，被《时务报》译成中文，让“东亚病夫”一词广为流传。康有为指出：“我中国民数四万万，比于欧洲十六国人数倍之，诚大地莫强之国也，然民庶愚弱，故国不能强”，“臣尝深思其故，盖有民而自弱之也”。梁启超则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论尚武》中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身体的疾病叙事，也由此成为了“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孤独者》《药》都提到了肺结核，郁达夫的大部分小说涉及到常见性疾病，疾病俨然作为国民性孱弱的隐喻而存在。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黄金麟著，三辉图书丨新星出版社2006年8月版

从晚清到“五四”，知识分子纷纷思考如何通过“优生”“强种”“人种改良”以改变民族“劣败”的命运。身体成为国家的工具，是国家的目标，同时也是国家的结果，对身体的改造成为焦点议题。台湾学者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一书，记录了20世纪初叶长达三十年的国民身体改造运动，其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至1919年的军国民运动；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5）中提倡的“新民”身体改造运动；1915年新文化运动所强调的公民教育，以及后来的“新生活运动”对公民身体的形塑。虽然它们的号召各不相同，实际上却殊途同归，都是以国家富强为目的身体“军事化”过程，以期通过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来重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身体是政治化的身体，是可决定国族命运的身体。

身体的政治化通过大众体育落实

1949年后，这种政治化身体的思路仍然保留，其突出的关键词仍是“改造”。通过对身体和思想的改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身体是政治工具，也是阶层编码。广大的工农阶层，因为出身的“清白”而具备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进入政治的中心，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与大众体育方针的推广和落实，获得身体的清洁和健康，以更好地投入到新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中。与之相对，知识分子阶层因为出身问题需要思想的“改造”，而思想的“改造”是通过身体的“改造”来体现和实现的：一轮又一轮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改造运动，始终与劳动紧密相连。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要通过体力劳动完成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和科学知识的进一步普及，身体开始朝向个体化、科学化迈进。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比如曾经一场“气功热”就席卷了整个中国，一时间各路大师被顶礼膜拜、相关出版物汗牛充栋、公共场所处处可见闭目冥想的修炼者。融合了中医、阴阳、佛教、道教、武术等理论或修行技巧的气功，带有神秘主义和类宗教性质，恰如学者成庆指出，重新审视当年的气功热，需要从“养生”与“信仰”两个层面去观察。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公众开始对健康以及寿命越加重视，这种‘世俗性’的幸福认知，使得养生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这时，对身体的认知多少从集体主义挣脱，带有个人利己的诉求；另一方面，“文革结束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松动，使得‘政治信仰’主宰社会生活的局面有所改变……个人生命信仰的‘真空’因为政治激情的退潮而突然展现出来，大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健康’、‘医疗’等与生命紧密相关的领域。”

90年代，随着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深化，个人主义进一步崛起，消费主义也使得国人的身体观和健康观开始与世界同步接轨。健美操等新兴的运动方式成为一时潮流，披着科学和时尚外衣的健身正式进入并深入普罗大众的生活空间，也在健康之外同时加入了审美的元素。

▌健身：掌握身体与自我奴役

毫无疑问，健康是健身的首要目的。

英国学者保罗·弗伦奇和马修·格莱博共同撰写过一本浅显但有意思的书——《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论证了城市化进程、新兴的消费文化、以办公室为中心的现代工作方式，如何使得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而时间却越来越不够用，并导致肥胖问题发生。肥胖通常被认为是富贵病，是西方发达社会才有的病症，但该书却总结出了“中国社会繁荣引致的发胖时间表”：1982年，中国只有7%的人超重；而到了1992年，这一比例便翻了两倍达到15%，相当于十年前的两倍；而到了2005年，中国肥胖人士已经达到了7000万-9000万，并且每年还以600万-1000万的人数激增。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英]保罗·弗伦奇、马修·格莱博 著贾蓓妮、关永强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现在回头看，这个数字并不是危言耸听。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是11.1%和7.9%，加起来是19%，几乎每五个中小学生就有一个“小胖墩”。

日益提高的饮食水平、脑体分离的劳动形式、不断发展的生活技术和愈发全面的资本压榨，让现代人变得“一动不动”。诚如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兰姆登在《泰晤士报》上撰文所言：“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按需服务、按一下按钮就能操作的技术以及欲望立刻得到满足，这是不健康行为的三个源头。”在“996”“超级大小周”的高压工作模式下，很多白领经常在工位上一坐就是十几小时，工作期间三餐基本靠外卖解决，一部手机解决各种需求……于是，当今都市身体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各种亚健康问题，并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正是在这种现实隐忧下，健身首先在这些都市身体上操作起来——毕竟有足够的科学成果都在证明健身之于健康的益处。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健身同时也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渠道。美国社会学家黛布拉·L.吉姆林在《身体的塑造》中写道：“身体能够作为权力控制的领地，但同时也能作为抵抗的手段，也是构建和重构当代自我的一种途径。”对于都市身体而言，肉体健康不仅可以增加精神上的意志力、耐力和自信，走出工位到户外、到健身房的运动，更是对压抑工作的一种逃离，健身的他们不再只是流水线上螺丝钉，而恢复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避免被资本夺走身体的全部。并且对于女性而言，在某些情境下，健身还有助于其突破传统男性凝视下“白瘦幼”的审美，通过掌控身体主动权，获得对美的定义的权利。

《身体的塑造：美国文化中的美丽和自我想象》[美] 黛布拉·L.吉姆林 著，黄华、李平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不过，吊诡的是，在对身体管理的实际操作中，凝视的目光却从未消失。尤其随着摄影术的发展和普及，当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修出精致的高清大图后，健身有时就只是为了赢得他人赞许的目光和朋友圈里的点赞。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札记》说：“人像摄影是个比武场。四种想象出来的事物在那里交汇，在那里冲突，在那里变形。面对镜头，我同时是：我自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我希望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摄影师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摄影师要用以展示其艺术才能的那个人。”作为获得自我认同的一种渠道，健身固然可以驱动个体成为更美好的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健身者迷失于真实与虚拟之间，把虚幻的自我当作真实的自我，“以自身和自己的身体作为爱的对象”（弗洛伊德定义的“自恋”），以“仿拟的主体”取代“真实的主体”，沉溺其中不可自拔。

因此在不少人那里，健身变成一种自我“奴役”。他们健身也许只是为了让微信运动里的步数“好看”，他们参加马拉松为的只是一次自拍，也就出现了替跑、转让号码布、抄近路、偷偷使用交通工具等滑稽的情形。有人虽然自制力很强，每天严格精准控制着饮食的摄入——因为“所有食物都已经失去了其原始的意义。它们不再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是被精确计算成含有多少蛋白质和碳水的营养素”（《新周刊》）——却不再是为了健康，而仅仅是为了一身漂亮的肌肉。女性非但没能突破“白瘦幼”审美，反而背上更多的审美枷锁——天鹅颈、蝴蝶背、马甲线、蜜桃臀、女团腿……健身滋生了新的凝视，也助长着新的身体规训，就像青年学者董牧孜所言：“人以管理物的方式管理自身。它是一种管理学，而不是养生学。它让你感觉好一点，看起来好一点。”

健身的APP化与数据化的健身

▌阶层的炫示与自设的幻觉

在当下的健身热中，中产阶层显然是那个无可撼动的主体。

艾瑞咨询在一份关于新中产人群的报告中，描摹过新中产的群像：基本为有车有房一族，房产资产总值人均500万以上，汽车平均购买价格25万元以上，超过九成新中产人群有出国游经验，而新中产日常休闲活动的TOP3之一便是健身。《2019跑者调查报告》亦显示，43.8%的跑者在2019年有过旅行参赛的经历，当中12.9%的人全年总支出超过1万元……

事实上，早于中国一百多年的西方健身房文化，也是在中产阶层的拥趸下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下半叶，瑞典医生古斯塔夫·詹德从划船、爬山等体力劳动中汲取灵感，设计出现代健身器械的雏形。19世纪末，这些器材流传到美国，当时《纽约时报》记者有些惊异地评价道：“每一件设备占据一间装置精良的大房间，这些房间里机器依次排开，外行人一看还以为是精心设计的刑房，而非医生的办公室或健身房……”当时美国正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阶层人数开始减少，白领阶层正在崛起，詹德宣称自己的机器是“对抗静坐式生活和隔绝的办公室两大恶魔的预防措施”，正好迎合了久坐的白领实用需求，大受欢迎。

1895年《纽约时报》对詹德健身器材的专版介绍

迎合白领的不仅仅是实用需求，也包括作为阶层的一种标志。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区分”理论，一个阶层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分开来，至于中产阶层，文化区分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文化资本又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审美趣味、学识教养、风度技能等，它是一套培育而成的倾向，通过社会化而加以内化，附着在个人的身体上，可以通过积累而习得，但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因此，无论是健康的体魄、优雅的举止还是博学的认知，都成了中产着力“积累”的内容。

就像伦敦大学学院教授阿兰·拉萨姆写道：“慢跑能让中产阶级成功地把自己同颓废、烟酒不离身的左倾年轻人和大腹便便、乏味老朽的右翼大亨和政客区别开来。”不少中产健身仅仅是为了体现和炫示阶层身份，所以他们热衷的健身运动以脱离普罗大众为要求之一，大家跑步我登山，登山大众化了我就跑马，越是艰难小众的运动，越是中产自我修炼、自我超越的勋章。

健身之于中产还意味着更多。2016年，《金融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跑步已经成中国中产阶级的信仰，让他们在空虚的生活中找到意义。”“空虚”和“焦虑”是中产阶层普遍的精神状态，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服务型经济的建立，大多数中产阶层不以出售劳动力为主，而是以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为立身之本。知识成为第一生产力，专业和技术人员的人数不断扩大，中产阶层在职场中确立了优越和体面地位，并以此为傲。可随着技术突飞猛进的革新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脑力劳动者的功能很可能难以跟上技术进步，或者轻易就被机器取代，与市场上的体力劳动者相比，中产阶层愈发成为具备高级知识的廉价劳动力，不少人以“穷忙族”“社畜”自称，工作聊胜于无，又没有逃离的勇气。离开工作场域，他们还不得不面临房价、育儿、养老等压力，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中产阶层并非上流阶层，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务自由抵抗一切风险；他们也不是社会底层，其“反脆弱”能力普遍低于底层——毕竟底层已经失无可失。夹在二者之间的中产，上升无望，下跌的惯性却在不断加大，只是他们俨然已经无法想象和适应底层的生活了。如同走钢丝的人，他们必须伴随着焦虑和不安，竭尽全力维持平衡。

身体是所剩不多的可以控制的管理选项，并且是成本与收益可预期的正比投资。同时，身体能够给予中产掌控与主导的想象，仿佛身体变好了，人生也会跟着变好。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颇具洞见地写道：“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

《狂热分子: 群众运动圣经》[美] 埃里克·霍弗 著，梁永安 译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不可预测性真的被驯服了吗？一些人的确通过跑步等健身运动，获得更多幸福；但更多人只是收获了一堆幻觉，就像其健身本身也是一种“幻觉”，借用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说法即“假装健身”。《2017年轻人消费趋势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年轻人的人均运动消费1743元，健身卡人均消费1001元，其中运动装备人均花704元左右，但他们每年只去7次健身房。很多中产拥有健身卡，买了如何让财富增值的知识付费的内容，但他们很少走进健身房，就像他们不会真的把付费内容看完。更有人落入“朋克养生”的循环，熬最长的夜，敷最贵的面膜，一边痛饮肥宅快乐水，一边跑步机挥汗如雨，健身和养生早已不是自觉的生活习惯，而成为一种打卡式的自我抚慰。

幻觉的形成，不全是因为懒，更可能是因为累。之于“996”的“社畜”而言，每天扣除工作和通勤时间，业余时间实在有限，精疲力尽之后，是否还有精力和动力撸铁，自然需要打一个问号。健身毕竟不等同于追剧刷短视频，它需要持续投入时间和汗水，常常是乏味而痛苦的。“假装健身”，只是折射了他们“渴望变好”的憧憬，虚构出一种掌控自我的感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如“跑步教”“健身教”之类的戏称，更显示出几许恰如其分的意味。

朋克养生的健身

嘲笑或者自嘲是容易的，只是在一个无从安定的时代里，己身的肉体已是仅有的依恃，这何尝不是一种卑微又可悲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