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的中绝

中国古代哲学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绚烂绽放后，在秦大一统后走向了中绝。现在人都习惯于把这一罪过归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虽然有几分关系，但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

在秦一统后，宰相李斯的政策，一是注重功用，二是主张革新变法，三是采用专制手段。李斯上书焚书，认为如不限制言论，则将出现“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的现象。始皇听之。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一出,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 《秦纪》 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

但是官方禁书，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禁不绝的。“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以此看来禁书并没有烧掉所有书。加上民间偷藏的书，这一场政策对哲学中绝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於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从这段看出，秦始皇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大多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这对哲学道统的继承影响也是不大。

从胡适看来，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有四：1、怀疑主义的名学，2、狭义的功用主义，3、专制的一尊主义，4、方士派的迷信。

第一，怀疑主义的名学。怀疑主义是指对真理的不可知，是非不可辩的态度。这种怀疑主义的兴起始于庄子。庄子认为天下没有一定的是非标准，“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 ”。庄子的学说走到了极端的怀疑主义，认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限，“吾生有崖,而知无崖,以有崖求无崖,殆哉矣”。科学与哲学的发展需要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认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辨的，利害嫌疑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故“别墨”论“辩”认为天下的真理都只有一个是非真伪，故说：“彼，不可两不可也。”又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但是这种探寻真理的精神自庄子学说出，变都归于沉寂了。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后，哲学界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这两种都有纠正怀疑主义的意味，他们的宗旨都在寻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标准。功用主义提出用某种标准来衡量哲学思想的价值，以扭转怀疑主义带来的顽空。但是功用主义后期慢慢走向狭隘与偏见，变成了攻技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

荀子：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荀子：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 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而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 恣孳，妄辨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则天 下之治说者，方多然矣。

荀子这种功用主义，将功用的限制的太死，只有明是非，审治乱才被荀子认为是功用，不然则应该禁之。

韩非：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逄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

韩非的功用就更狭隘了，只是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这种对于公用的短见是科学与哲学发展的大阻力。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

韩非：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第四，方士派的迷信。对方士的迷信造成对科学哲学的冷落。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 古代哲学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