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工作
1、越来越多的Bullshit Jobs和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
Hannah Arendt告诉我们人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是最近在工作中与上司的一个冲突让我开始思考当下语境中工作的意义，工作难道还是这样吗？它还是与劳动与行动继续构造这我们的积极生活，还是侵蚀着我们的生活，此时我遇到了David Graeber。
Graeber问了一个问题Keynes承诺的世界为何没有到来，而且不是工作更短了而是更长了，更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闲暇的时间被更多的侵占了（我跟上司的冲突就是因为这个），Graeber在《Bullshit Jobs》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侵占了时间，让一周工作15小时的愿景变得不可能甚至保持既有的也更难。
Bullshit Jobs还有个极其吊诡的现象，它们不是低薪痛苦的工作，反而更多的是一种高薪且“体面“的工作（根据Graeber区分的五大类型的Bullshit Jobs，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反而是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反而经常是低薪且被鄙视的工作（如清洁工等）；这种奇葩吊诡的Bullshit Jobs是如何产生的呢？
根据Graeber区分的五大类型的Bullshit Jobs（马屁型、打手型、补丁型、报价机型和监工型）都是为了服务于上位存在的1%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创业企业和大企业中的行政人员会有这么大的占比差异。在Graeber看来这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错误，作为左翼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也有着无意识的合谋，他们共同拥有着生产主义的底层价值，右翼推动工作“美德“的意识形态将工作道德化甚至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推动涨薪的诉求，然而却没有人关心工作时间的缩短，本来很多职位就可以被技术替代，但是因为有着更廉价的劳动力的存在被抑制了。
为何本来应该被市场很好调节的劳动力的问题为何在失灵了呢？因为这个“市场”反应的根本就是一个1%与99%的一种劳动的异化关系，产生的工作必然反映着1%掌握大部分可支配财富的人的认为有用且重要的东西，那么服务与这些人的Bullshit Jobs就产生了。而这些工作的产生与存在又维持了体制的稳定，让人认同1%权势者的视角与情感，让本来不应该存在的制度成为正常。当老板一个有意无意的对加班人的夸奖或者其他什么，这个信号的传递下，加班时间被拉长了，办公室陷入到了加班时间的攀比中，这里面有多少时间是有意义的工作时间，这还导致了非Bullshit Jobs的狗屁部分增加，陷入无效且有害的“内卷”中（例如我所见到的公司某部门的加班竞赛）。
在60年代作为拥有闲暇进行行动的人民被释放出来以后，产生了极其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法国五月风暴，美国平权运动等等，在此以后政策逐渐进入一种以充分就业为核心的道路，这之后进入了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消解了大家行动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却让体制更稳定了。
2、工作人的抑郁
工作时间被无意义的拉长，被压垮的不止是人的身体更被压垮的是精神和心灵，越来越多的现代精神疾病，抑郁症的急剧增长，正是无意义工作的结果。
Bataille 提出一个区别与 Hegel- Marx 所说的在异化中无限膨胀增值，而是在色情、死亡和艺术中将自身耗费殆尽的一般经济学，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过剩的力量。工作不仅是自己本身的生产意义被消解，也无法耗散这股生命的力量。而消费正好填补这个空缺的位置，消费主义的狂飙突进应运而生。
消费是弥补工作中意义不足的手段，在动动手指买到一些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或者无所事事刷短视频或打游戏等都是一种消费，在当下体制下的消费有一种越吃越饿的特点，消费无法弥补空虚它只会让你获得更大的空虚，无法获得真实的快乐，陷入消费主义的幻象中，在消费的即时快感被耗完以后的空虚极易将人引入一种抑郁。在这种抑郁中消费犹如毒瘾般即使没有快感也无法被摆脱掉，在这个漩涡中永远无法脱身。在今天的体制下的工作的状态，将人逼成消费者，让主体自我消费，生活没有的目的只有一个个的生活目标，而这些目标更多就是一个个消费的快感，主体的意义被各种消费目标填充，主体性逐渐丧失，人彻底的被异化成新的奴隶。
Bullshit Jobs的狗屁性的核心不在于本身的狗屁性，而在于为它提供发展土壤的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Bullshit Jobs让每个人都变成了西西弗斯，然而任何人都离不开有意义的工作，只有在有意义的工作中人才能找到自我存在的主体性以及耗散生命力量获得真实的乐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寻回Arendt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三个行动。
——写于202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