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的两次离别

2015年的3月28日上午10点，我从家里当地的康复医院离开，父亲正穿着他的蓝色格纹睡衣，被绑在站床上训练腿部和脚部力量。我跟他道别，头也不回地走了，耳边逐渐听到了他越来越大的哭泣声。天啊，当时我的心都碎了。

那天的离别场景依然像老电影一般，一帧一帧地闪过我的脑海。

爸爸在做康复训练

那是父亲重病后的第44天，是我大一下半学期开学的第19天。那天，我即将要离开家乡，坐上开往成都的火车。

2015年腊月二十四凌晨六点二十分，父亲突发脑干出血，我赶忙打120，送去了离我家5分钟车程的三甲医院。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19岁的我出乎意料的冷静。我拿着CT小心翼翼地询问大夫，出血量大概有多少，大夫冰冷地回我：没法估计，太多了，脑干全被血灌满了。后面急诊科又请了神经内科的好几个主任来会诊，所有大夫都告诉我们：“放弃吧，救过来的概率几乎为0，很大概率连今晚都挺不过去，前几天送来的一个脑干出血的病人，大约出了6ml，一下午的时间，人就没了。你们家属商量一下，待会如果要是病人不行的时候，同意我们用一切抢救措施，就签一下这些单子。”

当时母亲已经在医院哭得六神无主，跪下来求大夫救救父亲，他才50出头啊。

我接过所有的单子，签下了字。

当天父亲一直发着40多度的高烧，挨过了那一晚，

第二天，我们从急诊转往了神经内科的重症病房，当时病房的监管还不是很严，尽管是ICU，但尚可允许两个家属在病房陪同。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母亲开启了每天睡眠4小时，胆战心惊20小时的日子。开启了每天不间断的记录各项生命体征数值，翻身拍背、吸痰，清洁身体的日子。也开启了日花销近1万块的日子。

大年三十除夕夜，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端着手里的小米粥和花卷咸菜，看着监控仪上每分钟只有7次的呼吸频率（因为脑干对呼吸中枢的影响非常大），我和母亲都做好了父亲当天要走的心理准备，一晚无眠。

好在后面还是挺了过来，算是发生了医生口中的“奇迹”。半个月后，CT显示父亲脑干的血被大量吸收。三个礼拜后的一天，他艰难地醒了过来，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着我们，默默地哭。

个中艰辛和痛苦，现在我已经不愿再去过多回想……

大约35天后，医院允许办理出院，那时父亲的四肢都有不同程度地瘫痪，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医院建议我们转往当地康复医院进行肢体康复，躺下去就面临全部瘫痪了。

当时学校早已开学了，在那个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的3月时节，我像是接收到了来自漫长的反射弧的伤痛指令，每晚伴着被眼泪浸透的枕巾入睡，又或失眠。想到父亲今后要怎么办，谁来照顾他？母亲照顾他，那家里的经济怎么办？母亲的工作怎么办……

我们还是听从了医院的建议，转去康复治疗。

家里的经济已无力支付昂贵的护工费用，母亲还要赚钱，因此白天就只有我陪着父亲。眼看和学校请的假也马上到了，可母亲只要一跟父亲说我准备回学校读书了，他就一直摇头，哇哇大哭。后面母亲无奈之下花钱雇来了年迈的大姑来接替我的班，父亲却是一百个不愿意。

可离别的日子终归要来呀。

那天清晨，我喂完父亲饭，陪着他做了一个项目，又把他扶到站床上绑好，当时已经快要10点，我是下午3点的车出发，便匆匆从医院离开。

2015年3月的那次离别，父亲嚎啕大哭。那之后，我们有三个半月没有相见。

两年零一个月后，我跪在卧室的床边哭得撕心裂肺。那之后，我们永远的离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