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中杨德昌的“知面”和“刺点”

杨德昌注重文本的内容，依赖台词来传达比较难以用画面表达的哲学思考，侯孝贤更看重某一时刻情绪和氛围的自然积累和流露时刻的捕捉。前者需要导演强大和排他的控制力，后者需要演员集体的再创作。杨德昌的选择让他在反好莱坞和传统台湾电影的美学反抗中回到了通俗情节剧，虽然他的作品有一些新浪潮的点子和创作意识，但他与他最崇拜最想模仿的欧洲先锋电影的距离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