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202104 中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4月11日

* 新经济政策

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试图杜绝私人贸易和财产，向农民征集粮食供给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集体劳动，迫害神职人员。

21年春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引发全国性的农民叛乱。击败白军，镇压起义后，列宁开始让步，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贸易，停止了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压迫，经济迅速繁荣。

27年斯大林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数千新经济人遭囚禁。40万私人企业一半倒闭，1929年底，仅留存1/10。

* 消灭私人领域

卢那查尔斯基：不能让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是有害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和偏见的壁垒。等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时，家庭、私人空间和财产都将会消失，国家将承担一切基本职能。

策略：

1.改造家庭空间（强迫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公寓，设计建造“建构派”公社房屋）；

2.编制1918年婚姻和家庭新法令，促进传统家庭和宗法秩序的崩溃，引发性道德松弛，创造了世界最高的离婚率；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奉若神谕。

2.通过学校，向下一代灌输集体生活方式；列宁角、共青团、少先队等。

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仍享有私人生活，而苏维埃没有。

* 新名

1917年以后，众多苏维埃新名被创造出来，马克思娜、弗拉基列、恩格列娜、宁格、马列、马恩列十（十月革命）等等。

* 特殊阶层

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1917年后入党就是社会阶层的攀升，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官位优先权，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

内战结束时，苏维埃官僚机构急速膨胀，官僚人数是沙皇时期的10倍，共240万国家官员，超过俄罗斯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为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 良心

布尔什维克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这也许与东正教公开忏悔有关，却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

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与自己内心对话。而俄语中的良心（sovest）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和能力，在布尔什维克话语中即马列主义思想。

* 举报

监督和举报制度不是1917年革命的发明。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曾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只是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

大恐怖时期，苏维埃上班族的1/5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莫斯科每6-7户家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与政治信仰和恐惧交织在一起。

谢尔盖 古谢夫：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工厂党员都应成为契卡。

* 需求/激励

出生于1920年代之后的青年，受内战”斗争崇拜“的熏陶，易于接受斯大林的阶级战争的观点。他们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艰苦而浪漫的内战岁月，没能成为英雄而感到遗憾和不平。

人民需要运动。

4月12日

* 消灭富农

在1930年集体化运动时，驻村共青团干部身背枪支，着军便服，告知村民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和作为敌人的富农，并在村校告示牌上公布阶层名单。

农民历来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此时在酒精的影响下，加入了对富农的控诉。

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误用富农一词（原指剥削性质的行业如放高利贷、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将之等同于资本家（雇佣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到集体化时，所有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都被控为富农。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是旧社会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互不相容，他们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威胁。

28年数十万富农被送去劳改营（32年数字达到1000万），财产遭没收（最终目标是100万家庭）。这个劳改营网络很快被称作古拉格。

* 集体农庄

农民在集体农庄工作所获的报酬采用口粮形式，一年领一到两次现金（只够买一双鞋）。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通过强制合同低价出售给国家。农民抱怨集体农庄是“第二次农奴制”。

经济上，集体农庄是彻底的失败。反对富农运动把“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赶出了农庄，剩下没有技能只有忠诚的管理者，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普遍的饥荒。32-33年高达8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 古拉格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动，根本就无法达到。

奴役劳工的供应，成了古拉格系统经济上需求的理由。

犹太商人法兰克尔（原先也是囚犯）获得重任，将索洛维茨特殊劳改营转化为一个盈利企业。

古拉格以其超低的成本成为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白海运河、马格尼托哥儿斯克等奇迹工程均建立在苦役劳工的森森白骨之上。

4月13日

* 英雄少年

20世纪30年代，对举报自己父亲（后被枪毙）的少先队员帕夫里克 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达到高潮。真正的少先队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都要揭发自己的家人，很多少年觉得为苏维埃事业举报家人朋友是爱国行为。

省报警告，没有举报家人的少先队员，本身也应受到怀疑，如果发现是因为其缺乏警惕性，那少先队员自己就该被举报。

为了保障前途，少年们纷纷与父母脱离关系，苏维埃报刊上充斥着与自己家庭划清界限的公式化通告。

* 首都

斯大林在35年签署的重建莫斯科总体规划和希特勒重建柏林如出一辙（韦斯宁兄弟相当于希特勒的施佩尔）。

莫斯科被描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美好生活的见证，光一条地铁就动用了7.5万古拉格囚犯，全长12公里死了100多人。和圣彼得堡一样，斯大林的莫斯科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

* 美好生活

斯大林面对托洛茨基的挑战，需要巩固自己的行政金字塔。对于塔顶的忠诚战士，要为其提供物质奖励，对于底层人员，也须给出共产主义实现后的奖励许诺。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消费行业得到了追加投资。配给制取消，食品日用品供应明显改善，新精英阶层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又被提倡，中产阶级开始涌现。

当时三种矛盾的价值观：贵族的旧姿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斯巴达式以及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享受。

* 乌托邦

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

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进军”，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命成本。党告诉追随者，他们正在国内外与“资本主义元素”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终胜利。

4月14日

* 大恐怖

有历史学家认为大恐怖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斯大林亲密战友谢尔盖 基洛夫在1934年的遇害，但实际35-36年捕杀强度并不大（他自己谋杀基洛夫的可能也很大）。正真原因可能是斯大林对与希特勒德国潜在战争的恐惧，以及他所感受的国际上对于苏联的威胁。他不能容忍既两线受制德日，同时又要承受国内渗透的压力。

即使以斯大林政权的标准看，大恐怖仍属异常。它不是惯例的大规模逮捕，而是大批杀戮的既定政策。

斯大林不再满足于关押政治敌人，而是统统枪毙。仅在37-38两年内，古拉格人数骤增至188万，至少有68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被枪决。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社会圈子里的所有成员乃至下属，都逃不脱身陷囹圄的厄运，恐怖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党内（军内）地位越高，就越可能被捕。苏共时十七大139名中央委员，102人遭枪决，红军767名高级军官中，处决了412人。

* 连坐

斯大林认为，家庭应该为个别成员的行为承担集体责任，因此镇压亲属是一项必要措施。苏维埃政府把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就是为了在逼供囚犯时，以逮捕其子女作威胁（其次为了防止太多流浪儿童结伙犯罪）。

* 信仰

斯大林的监狱充满了相信党是正义泉源的布尔什维克。有些人对指控供认不讳，为的是保住信仰。

很多工人甚至受害者真的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并将其和“主管们”（党干部、经理和专家）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经济困苦归罪与他们。

这种对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释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

* 因果

西蒙诺夫认为苏联军队在41年的根本缺陷是37-38年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政委的监视。

* 兄弟们

斯大林在41年7月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时，把苏维埃人民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呼吁他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团结起来，称这是一场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

期间不停喝水，似乎十分痛苦。这是他第一次放下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以兄弟和全民的字眼来定义人民。

* 劳动大军

苏维埃的军事复兴离不开被国家强制的“劳动大军”，战争期间工厂实行戒严法，迟到20分钟就算“逃兵”。战争年代这类罪行高达750万件。

古拉格劳工也在战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了15%的弹药，大部分的军服和大量粮食。42年古拉格劳改营的死亡率达到25%，每4个工人，就有1人死去。

* 公民意识复苏

《日瓦戈医生》：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成了一种解脱。

41-43年间，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在人民自发的活动中，涌现除了全新的国民意识。他们感觉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不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保卫祖国的共同义务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战争迫使人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现实，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在想象新型的政治形式。

4月15日

* 进城

很少苏维埃士兵去过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子弟，参军时只有狭窄的世界观、苏维埃农村习俗和从宣传中得来的世界形象。亲眼目睹西方世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即使那些惨遭蹂躏的城市和农庄，都远胜于本国。

与西方的碰撞，塑造了士兵对自己祖国的希望。军官们渴望改革，批评苏维埃制度。

* 尘土

45年6月红场胜利大游行，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祝酒词：“几千万简单、普通、谦虚的人。。。他们是伟大国家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如有没有他们，我们的元帅、各方面军和军团的指挥官，都分文不值。”

但是战士们回归生活的路途并不容易，伤残军人得不到津贴，找不到工作，导致了战后岁月的普遍抑郁。

“我们觉得毫无用处，成了废人。。。斯大林只把我们比作一台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我们曾认为，我们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相信自己是公民。”

4月16日

* 饥荒

战后的苏维埃经济处于灾难中，45-46年两次歉收，将苏联带到饥荒的边缘，至少1亿人营养不良。46-48年饥荒，乌克兰约有200万人死亡。

* 破灭

接触了欧美书籍杂志后，对改革的期望、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引发了知识分子、学生和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人们公开表达不满和异议，非正式团体数量激增。

但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改革可能。措施包括：

1.审查制度收紧；

2.内务人民委员会得到加强（分为两个独立机构 内务部和国安部）；

3.在军队和领导层中推行新的大清洗（朱可夫、安东诺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等一概在战争记录中删除，处决列宁格勒领导沃茨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

4.推出新的5年计划；

5.古拉格与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发展了大型的综合企业如诺里尔斯克等）。

* 专业阶层

战后接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高校毕业的技术和管理新专业阶层崛起，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斯大林需要一个广泛可靠的工程师、行政官员、经理阶层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为苏维埃制度提供安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赢得忠心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满足人的资产阶级愿望，新型阶级获得的奖励就是安全、私人公寓和高薪工作。私人幸福、家庭生活、物质享受成了新兴的正面苏维埃价值。

由此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官僚化，当初导向大革命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 普通斯大林主义者

战后“小恐怖”不同于“大恐怖”，它不用靠殊死一搏举报出卖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相对于恐惧，它更像是一种奴性。

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可能不必付上生命和自由的代价，但即使如此，为了保住特权和物质奖励，人们拥有的勇气和道德少得可怜，以致无法违抗最基层官员的半官方指令。

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根植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

4月17日

* 日丹诺夫原则运动

45年的军事胜利导致致排外民族主义高涨，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命令发起的运动以肃清西方文化对苏维埃的影响为目的，极力推崇苏联（俄罗斯）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势。

民族自豪感导致了一些的怪诞欺诈（李森科的北极小麦，飞机、蒸汽机、灯泡都是苏联人发明的等等）。

* 遮羞布

“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打开了苏维埃反犹主义的闸门，反犹主义在俄国历史悠久。

1917后对犹太商人的不满是人们不满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30年代人们对大清洗所抱的普遍冷漠，部分原因就是人们认为主要干部受害者都是犹太人；战时在德占区（乌克兰、白俄罗斯），非犹太人口中有相当比例默默支持对犹太人的摧残。

战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统治思想，犹太人被认作异己、间谍和敌人。但是反犹毕竟不能由官方高调提倡，只能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借口下进行。

* 医生事件

48年国安部医生举报克里姆林宫医生因疏忽导致日丹诺夫病重死亡。斯大林借此指控其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涉嫌谋杀苏维埃领导人。由是编织出一个巨大的跨国阴谋，医学界、党组织、国安部和红军中成千上万犹太人被捕流放。

实际给日丹诺夫治疗的没有一个是犹太人。

而在这个歇斯底里的高潮期，斯大林死了。他因中风躺了五天，医生事件的恐慌让领袖身边的小圈子没有人敢自作主张实施治疗。这无疑是个讽刺。

* 面具

掩饰一直是苏俄人民必备的生存技能，普通斯大林主义精英们习惯于在公众场合的故作姿态，像演员一样时时关注自己的表演。

而在斯大林死后，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有些城镇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人们摆出忧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

4月18日

* 平反之路

斯大林死后，囚犯的上诉与平反遇到了长期的拖延。赫鲁晓夫本身在35-38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时就逮捕了25万人，其他领导人、检察官也都不愿意承认当初的错误。

米高扬认为：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现实“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

* 等待

“无权通信”是古拉格中死诀的代称，是内务部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亲属的伎俩，用来掩盖杀人真相。他们伪造死亡证书，将日期改到后续的战争年代或者声称囚犯死于疾病发作。

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很多情况下，亲属们明确收到噩耗还要等到80年代的开放时期，甚至直到91年苏维埃政权垮台。

* 无知无愧

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正常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辩护，或以“不知情”及“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

很少人有勇气以诚实来直面自己的罪责。

* 悖论

很多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很多人为自己亲手建起的工厂、水坝和城市感到自豪。

这种骄傲可能是因为：

1.他们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2.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更大的意义。

诺里尔斯克代表了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根植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类似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这数百万的民众中也包括了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所执着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

耳语者

8.8

[英] 奥兰多·费吉斯 / 2014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一切，我们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