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126):奸臣上位
这个皇帝的宝座现在终于是被赵恒一屁股给坐实了,得天下之后自然就是治天下,而治天下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选人和用人。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各个文明时期的统治者将法治提升到何等的高度,但只要一个人的脑子是正常和清醒的,那他就应该承认一个事实:人类社会从来都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再健全的法制如果不被遵循而只是一面有名无实的旗帜,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无从谈及清明和稳定,反之,即使没有法制但只要有一套严格约束所有人并被认真执行的行为规范,那么这个社会也不会太过乱套。
总而言之,决定社会人文环境优劣的最关键因素在于这个社会的管理者是怎样的一个人或群体,明君能臣之所以能够兴国安邦,昏君奸贼之所以导致国家倾覆和沦丧都是基于此理。一个社会如果某天出了大问题,那么问题永远不是出在法制的是否健全上面,根源在于人——法制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
有鉴于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上层人物的构建和组成就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一将无能祸及三军,打仗如此,治国同样如此。初登帝位的赵恒无疑想做个好皇帝,而他的选人任人就显得极为的重要。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句话在赵恒刚一登基就得到了鲜活地体现。当年赵光义登基之后可以说是几乎保留了赵匡胤的原班重臣,但赵恒上台以后却立马把自己的两位老师李沆和李至给提拔为了参知政事。尽管有过在开封府理政的经验,但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难度绝对远远胜过为政一方,这时候对于赵恒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否为自己找到得力的肱股之臣,而他这时候选择重用自己的两位老师也无可厚非。
当然了,吕端此时仍然是在中书省里执牛耳的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考虑赵恒都得对吕端继续委以重用,而且吕端对他的拥戴之功更是让他对这位老宰相感恩戴德,以至于每次朝会他都会对前来参拜他的吕端躬身回礼,一个臣子能够真心享受帝王的如此礼遇或许也只有诸葛孔明这种人才能够与吕端相提并论。这还没完,贴心的赵恒充分考虑到吕端因为体格肥胖而行走不便,于是他便命人改造了殿前的台阶以便吕端每次上朝可以不那么费劲。如此恩遇,这在整个宋朝可谓是独一份儿地存在。
政务方面有吕端坐镇,另外再辅以李至和李沆这两位品德隆重的饱学之士,如此配置至少能够保证宋朝的朝政在皇帝更替的这段时间平稳发展。
至于军事方面,赵恒在这个时候把曹彬重新起用就显得用意深远了。作为赵匡胤和赵光义时期的两朝重臣和军中大将,不管曹彬的军事能力如何,随着开国时期第一代战将之花的相继凋落,他此时在军中的威望和资历都让其他人望尘莫及,曹彬在这时候重新出山并执掌枢密院无疑可以最大程度地起到稳定军队的作用。
很遗憾的是,这个位置其实最合适的人应该是李继隆,但此人的敏感身份以及他的妹妹之前的所为都注定了他将步入他戎马生涯甚至是整个人生的黄昏,尽管此时的他才仅仅47岁。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被赵恒寄予厚望的傅潜以及王超——这两个由赵光义亲自提拔起来的战场废物在辽军铁蹄面前太过懦弱,那么李继隆这一生或许就将再无任何的闪光时刻。
在被加封为同平章事之后,李继隆一时间可以说是军队里最为声名显赫的人,然而这只是一个无比尊贵但却毫无实权的头衔。作为一个统帅型的领兵大将,李继隆在他军事生涯的黄金时期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人为地雪藏,不得不说这是他乃至是整个宋朝的悲哀。
除了曹彬和李继隆,军方另外两个值得说道的人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傅潜和王超。作为赵光义当亲王时期的亲信武将,这两人在赵光义称帝以后也是跟着一起扶摇直上,而随着雍熙北伐的失败导致宋朝的第一代战将或死或退,傅潜和王超也就此顺位成为宋军的高级武将开始镇守一方。不过,纵览此二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着实难以让人将他们与所谓的名将联系起来,无论是从个人战力以及领兵时的战绩来说他们其实都没有资格成为宋朝抵御辽国的北疆统帅,但他们就是凭借自己对赵光义的忠诚分别混到了禁军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和禁军殿前都指挥使并兼领一方节度使的顶级武将位置。
对于被自己的父亲所倚重和信任的这两个人,赵恒也是继续信任他们并加以重用。动荡的战争时期宋朝尚且需要听话的军人,眼下的这个“和平时期”就更是需要听话的军人。战场上能不能杀敌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对皇帝陛下绝对忠诚和听话,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北宋的第二代武将集团里是傅潜和王超率先冒出了头,而不是诸如范廷召、康保裔和高琼之类的比他们二人更有血性和斗志的武将。
稳,一切以稳为重,以稳为主——这个几乎是历代王朝在治理天下之时以及后期出现亡国征兆和事件时所秉持的第一要诀,初登帝位的赵恒以及正处在权力过渡时期的宋朝也不能例外。况且,宋朝西边的李继迁和北边的辽国可是一直都虎视眈眈,自古以来趁着对方国丧期间大举兴兵的事可是数不胜数。所以,至少眼下来说赵恒对军政两大系统的人事安排和调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梳理完军政系统,接下来才是国计民生。赵恒下诏广开言路,让内外全体文臣武将陈述治国兴邦之策,诏书言道: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
同时,赵恒又下令让全国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向他当面陈述各地在民生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以便朝廷可以对症下药。
针对国家因为连年战争所造成的粮食储备不足的问题,赵恒鲜明地指出“国家大事,足食为先”,只要能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个国家就不会大乱。为此,他下令三司及有关部门要努力设法确保国家能够拥有九年的粮食储备以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引发的粮食危机,从而避免特殊时期出现饥民遍地的现象。
或许在现在的很多人心目中宋朝老百姓的生活是很幸福美满的,甚至是物质和精神双享受。我曾经见过有人拿《水浒传》里的武大郎说事的,作者通过对武大郎在小说里的宅院以及生活方式与习惯的一番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武大郎是一个在京城有大房子而且还很有钱的中产阶级,作者以此来证明宋朝的老百姓那叫一个生活幸福(毕竟连一个卖烧饼的都能是中产阶级)。
恕我直言,我对此实难苟同甚至不能理解这种思维方式和脑筋回路。你想做学术研究却去读小说,这还不如自己意淫来得痛快。再说了,你拿一个元末明初的人所写的关于北宋的小说去分析和衡量一个宋朝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个立足点本身就有问题。
当然,我不是说宋朝人就一直活得水深火热,我们所谓的宋朝人生活水平很高其实是应该有个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比如宋仁宗亲政以后,比如开封、洛阳、扬州和杭州这种当时的大城市。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宋朝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至少在赵恒登基的这个时候绝对谈不上什么人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
从赵匡胤建国以来直到赵恒登基之前,宋朝先是统一战争,然后又是在中原地区和辽国人打死打活,紧接着又是连续好多年在西北和李继迁打,甚至还有在蜀川大举兴兵平乱,一时间黄河两岸、甘陇四边以及蜀川大地是兵马纵横,一队又一队的随军运粮民夫更是绵延不绝,再加上各种旱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宋朝的各处边地可谓是民不聊生四野凋敝,这一切都与繁华一词毫不沾边。
综上所言,赵恒从他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江山绝对是一个烂摊子。军事上,北方的强敌辽国像是一根芒刺顶在宋朝的后背,西北的李继迁在一次次的军事打击之下不但没有被剿灭反而越加地难以制衡,而民生之艰难更是在这些年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以及朝廷无数次减免税赋的诏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宋朝很有钱,这几乎是当代所有人的共识,但很遗憾的是,初登帝位的赵恒显然对此种说法只能摇头苦笑。为了施恩天下,他可以对大臣们大行封赏,可以赦免和减轻囚犯的罪行,但对于万千子民他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恩赏。
就在赵恒暗自苦笑和无奈的时候,一个人手捧奏疏走近了他,这人姓王名钦若。
王钦若(公元962年—公元1025年),字定国,新喻(今江西新余)人。提到这个人,历史给他的定论却是不怎么好:北宋奸臣,宋辽战争时期主和派代表人物,真宗朝五鬼之一。当然,这三个头衔都是他后来被人给安上的,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常丞兼判三司都催欠凭由司。后面这个官职名字比较长,而它的职责和任务说得难听点就是催账的,那些欠了国家各种税赋的老百姓就是他的“服务对象”。
王钦若被赵恒所知晓是在他刚刚担任开封府尹不久的时候,当时中原大旱,赵恒所管辖的开封府境内有十七个县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旱情,于是赵恒下令减免这些地方这一年七成的秋季租税。然而,有好事者据此向赵光义进言,说旱情根本不像开封府所说的那样严重,太子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在收取民心。赵光义闻言大怒,他命人下去核实灾情,而王钦若正是这里面的其中一员。
一番核查之后,王钦若上奏:“陛下,旱情真的很严重,开封府只减免了七成租税,依微臣看来应该全部减免。”
不过,其他人的回奏却与王钦若有所出入,这些人说旱情虽然是真实存在的,但根本不至于减免七成的租税并建议追收租税。本来就因为赵光义下令核实灾情而被吓得半死的赵恒这下更是被吓得魂不附体,如此一来他收取民心的罪名基本上也就坐实了。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赵光义最后选择了相信王钦若的说辞,赵恒也由此躲过了一劫,他也就此把王钦若这个人视为恩人和救星。登基之后,赵恒就提拔王钦若进入了三司部门任职,也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催账的官。
在王钦若的这道任命发出之前,赵恒亲口对宰相们说到了上面的这件事:“当时朕因为被先帝怀疑而深自恐惧,王钦若只是一个微末小官但却敢于为老百姓仗言以谏,这实乃大臣风范!”
没错,单论这件事,王钦若的确是一个实打实的好人和好官,但这里面是否有政治投机的成分就只有王钦若自己知道了。结好于未来的国君,这可是今后往上攀爬的绝佳方式。在此基础上,王钦若再又得到了一个人的完美助攻从而让他的形象在赵恒的心里变得更加高大和完美。
这年的十一月,同为三司属官的虞部员外郎毋宾古与王钦若坐在一起闲聊。
“毋大人,看你最近好像很忙的样子,你到底在忙些什么呢?”
“也没忙啥,就是我最近发现天下百姓所积欠的税赋实在是太多了,有些地方的百姓甚至连五代后期的赋税都还欠着,这可是几十年的赋税啊,老百姓怎么可能交得起?你说他们这日子还怎么过?我准备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然后上呈给皇上,再请他把这些积欠的赋税全部都减免了。”
毋宾古还在叨叨个没完,但王钦若的心思早就飞走了。他随即命人连夜加班加点地将毋宾古所说的事给整理了出来,然后他在第二天赶在毋宾古之前将这份资料呈交给了赵恒并建议赵恒对这些积欠的税赋予以减免。
赵恒大惊,这事要是给办了,那对全国的老百姓而言得是何等的皇恩浩荡,这可比赏钱实惠多了。
赵恒问道:“这些事难道先帝不知道吗?他怎么不做这事呢?”
王钦若这时候的回答就显现出了他的本性和智慧:“先帝当然知道这些事,他之所以不做就是为了留给你去做,以此让天下万民记得陛下你的恩德啊!”
这是多么高明和聪明的回答,堪称千古一绝,更是溜须拍马之人所应精研的经典之作——如何用看似风轻云淡的手法拍出一记实则声若惊雷的绝世马屁。
赵恒一时恍然大悟,在感念父亲的同时他更是对王钦若感激涕零。赵恒当即下令减免这些陈年旧账,这些钱总计下来达到了一千余万贯,而因为这次减免也让由此而获罪的三千余人得以无罪释放。
天下黎民在称颂赵恒仁德的同时,王钦若也为自己捞取了官宦生涯里的第二桶金,这为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彻底铺平了道路——“奸臣”之路就此展开。只不过,毋宾古可就彻底悲催了,想必在私下里他定然对自己在不经意间给王钦若说了那番话而悔青了肠子,王钦若之奸由此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