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弗洛连斯基《正教札记》
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洛连斯基（1882-1937），正教神学家、宗教哲学家，在二十世纪正教神学发展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本文译自思想出版社弗洛连斯基四卷本文集，卷二，1996。
正教札记[1]
一
任何一种信仰，都好于无信。人们可以、也理应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全心的虔诚，但是不能否认，持有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要比没有好。重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宗教，是每个人的义务，但是同样也应该普遍地将宗教——不论何种宗教——看作一种价值。无论一个宗教的诸宗派（исповедание）间存在多么本质性的差异，它们之间根本的普遍性也不会被这些差异所磨灭。诸教间最深的沟壑也不怎么能够分离它们，并最终瓦解它们根本的统一（единство）。我们可以谈论一个宗派的宗教信条（формула）中这样那样的谬误，甚至诬悖，谈论我们无法容忍的某个宗派的整个生活方式。是的，没有任何事物要求我们对其他宗教的信条和生活方式的异己性闭目塞听。我们可以在这里引入哪怕最绝对的划分准绳——把某种宗教思想与宗教生活制度的启示起源与另外一种宗教制度的非启示起源对立起来。然而，如果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主观主义者（如果是的话，这也将破坏启示的可能），那么，在彻底承认这条准绳的情况下，它就不会像最初看上去的那样尖锐了。这样做不是为了削弱我们所奉为真理的宗教和宗派里的神圣启示的真理性，而是因为，无论任何宗派，任何宗教，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植根于真正的精神现实，正因如此，它们也不会完全丧失真理（Истина）之光。不论宗教、宗派之间的差异是多么巨大幽深，它们说到底还是相互关联的。一些宗派生活在无拘无束的自由中，而另一些在栅栏林立的公园里；一些在高墙巍巍的庭院内，而另一些在狭长纤细的高塔上；一些在布满烟洞的蒙古包下，而另一些——则在人们头上的微小缝隙里。人们在这些各有差异的环境里，便有了不同的身心状态与完全迥然的视野。所有人都是从天（Небо）那里取得了光（Свет）——这天并非众人头上那片相同的（одинаковое）天，而是唯一的（одно）天。人们哪怕是透过那条小缝看见祂，也比什么都看不见要好得多。这天便是神。任何一种向望祂的信仰，都比无信好，因为信仰可以建立通往精神世界的真正联系。
二
倘若拟定的诸论以这种概括的方式呈现出来，大概就不会有人起来反对它们了。然而，当问题涉及到某个宗派对某个宗教的具体认识的时候，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将群起反对。这里存在着某种带有成见的决绝的敌意：有宗教对宗教的，有宗派对宗派的，甚至还有宗派内部的某种倾向对其他所有异己倾向的。
当然，这种敌意（враждебность）是被普遍承认的。就连对它的阐释——它通常被阐释为宗教狂热，也就是对自己的宗教、宗派和教派（религиозныйтолк）的极度热忱——也确实是被普遍承认的。又因为这种敌意不能不被认为是有害的，那么，对抗它的简单方法也同样是被普遍承认的：削弱那极度的热忱，削弱宗教热情。于是，就这样出现了鼓吹宽容的现象。尔后，又产生了其自然发展出来的产物——鼓吹中立（безразличи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宽容主义（толерантность），还是中立主义（индифферентизм），都没能削弱上述的敌意。恰恰相反，它们不仅仅是对某些个别的宗教或宗派，而是对它们全体都持有敌意，因此它们加强了这种敌意。宽容的内在动机在于，宣称所有的宗教问题都是有条件的、中立的，进而言之，是无意义的，更甚者，是有害的。如此一来的结果，便是人们再也不能、也不应心怀热忱提出这些宗教问题。在第一节中所拟定的诸论不被反对，是因为人们在它们那里看到了傲慢的委婉表达。Impius, cumimpruxundum venerit contemnit.[2]
三
然而，对于毫无疑问地现存着的敌意的解释是甚为谬误的。这种敌意最不可能被解释为多余的信仰热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狂热是如同马达加斯加鸟[3]一般早已灭绝了的现象。我不知道它位于何方，也不知道有谁真正地见过它。并且除此以外，狂热主义深入了解了其它宗派，并在其中发觉，它自己所热忱的某种东西，正是其所拒斥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狂热主义就变得带有敌意了。现存的敌意具有一种方法论的特征。它不由被论及的宗教或宗派的内容所决定，而是由认识本身的方法所规定。这一认识是整个现代（Новое время）文化的特性，它通过否定而得以进行——一切规定即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现代的认识，不是依靠对现实的交感性渗透，而是通过与现实敌对的自我认同。这一认同遭遇到的是不可渗透的障碍、现实。现代的理性认识不是由爱，而是由带偏见的仇恨所指引。诚然，这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 ... contra omnia）。
无论在何处，都无法这样清楚地发现这种反对一切的方法论敌对（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аявражда）——就像在宗教认识的问题上所表现的那样。现代人预先就把他们所研究的宗教或宗派看作某种外在的、异己的、敌对的事物。他们预先就已经在智识上摩拳擦掌，在方法论上决意进行攻讦。不过，这全然不是因为他们过度爱护自己的宗派——相反，他们对其冷眼相视，避其千里，并有意可能对其攻讦。对宗教的，包括对自身宗派的整个认识，都由语气词“不”（«Не»）主导着。在接触其他宗教和其他宗派的时候，现代人看不到，也不想看到他所观察之物的内在意义，它的内在关联性、内在规律与原本形式。更确切地说，他想要看不到这些。但是，难道他在自己的宗派和宗教里就看到了许多意义与关联性吗？想要认识真理的意志又能否在现代人心中完全被启发呢？如果他坚持自己的宗派与宗教，那么这样做多半是出于外在原因——历史习惯、教育、社交圈子，总之，不过是思考的惰性与意识的萎靡罢了。这些因素迫使他避免接触明确尖锐的被抛出来的问题。那些害怕狂热主义的人，可以不用担惊受怕了：现代人对自己的宗教足够冷漠，他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它，至少他不了解具有关联性的、整体的精神形式是如何的。即使他要研究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宗派，那么他也只是学习那些单独的信条、仪轨和教规的总和，也就是那些外在的事物。他如此看待自己的宗派，就好像这是他人的宗派一样。如果他人的宗教在现代学问中失去了内在的统一的意义，那么这也同样作用于自己的宗教，公正在欢庆胜利。
四
照此理解的敌意，其根源并非狂热主义——宗教史上的任何一本书都可以很容易地用来引证这个论断。无论这本书是谁写的，是出于哪个团体的，其中所有宗教都被从外部审视，并无一例外地被看作极为多余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者们与形形色色的宽容布道家们甚至要比那些认为期待狂热主义是一件正常的事的作者们更糟。显然，应该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认识自己的宗教与他人的宗教，从内部深入它们。显然，想要实实在在地认识宗教，就必须从某种其自身本质的观点来观察它。
相反，任何外部描写的文章目录都会损害那最重要的东西，那作为组织形式的宗教，正因如此，这份目录不仅是不足的，就其自身而言更是纯粹谬误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就是对于利图儿吉亚（Литургия）的描写，他想在其中证明圣仪（Богослужение）[4]的无谓。这是对礼仪活动的一系列定性行为，而考察这些礼仪活动的人，全然不理解，或假装自己不理解它们的意义。不过很明显，托尔斯泰所证明的根本不是那理应证明之物：他让自己对教会的态度变得如此荒诞，而这一态度正是我们大多数同时代人对于宗教的一贯态度。
比方说来，托尔斯泰证明了，这样谈论莎士比亚是错误的：在一张白纸上描绘黑色的点与线——哪怕是十分准确地描绘——，并把这些点线看作莎士比亚的悲剧文本，却没有看到其它更远的东西，甚至没有注意到有其它更远的东西。采取一种讥讽的腔调并嘲讽莎士比亚的同胞们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许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颂扬他，尽管他只是用墨水玷污了一张白纸，损毁了它。然而，很明显，这种批评家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证明了自己的无知与愚蠢，更切确地说，证明了自己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不负责任，不愿深入理解问题和自己那充满成见的对莎士比亚与其崇拜者们的敌意。莎士比亚的崇拜者们认为，黑色的点线不过是创作的条件，而非本质，本质根本在于其他地方，尽管这个其他地方也无法不通过这些线条得到体现。莎士比亚的研究者，无论是因为语言上的无知，还是因为文学修养和品味的缺乏，他都可能无法抵达这个其他地方。而对于他的这种无能，人们不得不保持忍耐。但是如果要把他说成莎士比亚专家，并且在该领域内看重他的见解，这无论如何都是愚蠢的行为。而最起码的负责与——最重要的是——对人类的确信，理应致使他注意到自己精神上的盲目并学会谦卑。
这个例子应该是毫无疑议的。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对于早祷的描写，难道不是完全契合方才所述的对于莎士比亚的看法吗？此外，这一描写与对于莎士比亚的看法相较，难道不是无限地更具破坏性，更不负责吗？因为它在触犯全人类，怀疑其最深刻的感受，并试图损害生活最为必需的信念。现在更进一步说，不胜枚举的宗教史学家们所做的难道不正是同一件事吗？他们在公正的外表下嘲笑那人类最为珍贵的瑰宝。难道绝大部分的宗教理论不是在意指，所有人都是鄙俗的傻瓜和彻头彻尾的白痴；并且这一论断不是仅由该理论的作者首次阐明的吗？相较之，狂热主义是多么尊重人类，它迫使人把其他人看作与自己同样平等，并在真理的旗帜下与一切意图损害它或看上去意图损害它的事物作斗争。
五
没有对宗教的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宗教的评判。现有的评判理应看作谬误的，就如同一个论断者全然不知自己在论断何物，便对其所下的论断一样。在下论断之前，应该仔细倾听宗教，并且耐心听完它对自己作出的证明：让它自己说，它想要什么，在它看来，自己的珍宝是什么。但是，现代意识甚至对自身都不会给出正面评价，甚至还把自己转向密闭性（непроницаемость）的边界，就好像它想要证明这一边界的不可入性（непроходимость）一样。如果人们处于某个教会，某个宗派或宗教，而且不是从昨天才开始，而是数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其中，并且把一切他们拥有的最深刻最宝贵的东西，他们自己的思想与感受，自己的亲人与孩子奉献于其中，如果他们把自身与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死后的命运，都托付给自己的宗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什么——既然要在这个世上寻求意义的话？这又是否意味着，在这个宗教里有着某种活生生的，关乎生命的东西？所有那些老生常谈的话都是说给其他人听的，而非说给自己听的。所有这些都是从外部来的某种辩护，某种论战，某种观点。但如果人类曾经、并至今坚持保存宗教，这就意味着，在那里还有着某种事物是自为的（для себя）。我们理应想到，也有某种外在的事物同样可以是、并且实际就是自为的，但那需要用另一个某种方式谈论它。而这个某种另一个谈论腔调，不仅仅对于认识其他宗教，更是对于认识自己的宗教而言，是完全必要的。可以肯定，如果人们能意识到从内部接触宗教的必要性，——如果人们能更坦然并更直白地告诉他人，他们实际上珍视什么，对于自己而言，在自己的宗教里他们祈盼什么，在永恒面前究竟祈盼着什么，那么全世界的关系都将变得与现在截然不同。曾经有过非常微小的——无论从追随者数量上而言，还是从整个自身的组织体系而言——桑德尔曼教团（секта зандерманнов）[5]；也曾有过十分伟大的——无论是从其承认者数量而言，还是从其自身的思想内容而言——学者迈克尔·法拉第。法拉第生来就从属于这个教团，后来成为了它的领袖。他从来没有宣扬过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对于信仰却十分虔诚。有一回，他所敬重的一位女士想要了解桑德尔曼的学说，法拉第给她致信道：“我们把自己一切的祈盼都寄托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身上。”看来，几乎只有这些记载，少得可怜。但是，法拉第的整个面貌，以及这些话语是怎样说出的情形——或许，就是它们质朴的简练本身——，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我心中唤起一种特别的确信，我感觉到，这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小教团的宗教生活的外在方面。而在把关于新教优良品质的普遍问题抛在一旁，以给自己留下怀疑这个优良品质的空间的同时，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桑德尔曼派看作一种例外：这个宗教团体在我自身信仰的根本转变中显得分外具有优良品质。无论我是否正确，这都不重要，我只想谈论，这种确信是如何在信仰从内部出现时突然产生的。而与此相反，假如有人向我们论述桑德尔曼派与英国国教和新教英国为数众多的宗教流派之间的不同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抱着无可救药的怀疑看待这些桑德尔曼派了。
这件事很简单：我要如何爱上他人所爱的东西，假如他不向我展示它，而只是一昧谈论那些不同于它，或者与它敌对的其它东西？在那些他所不接受或者不理解的东西里，如何才能从我心中唤起某种爱？在最佳情况下，我可以赞同他，说我也不理解或不接受它们。但是从这里，从仇恨的同一思想（единомыслиево вражде）里，还无法得出什么结论，以证明爱的同一心灵（единодушие влюбви）。经验告诉我们，两方为了对抗第三方而成立的军事同盟，往往会引致自身之间的内在敌对。
六
宗教世界支离破碎的原因首先在于，诸宗教彼此不了解对方。而基督教世界变得支离破碎更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诸宗派彼此不了解对方。它们埋头于消磨着它们的论战，以致于几乎没有力量为了自身而生存。这些宗派就如同讼棍一般，在诉讼辩论程序中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财产，而自己却活在饥寒交迫中。哪怕把花在敌对他人之事上的精力的其中一小部分拿来爱自己，那么人类就能休养生息，繁荣昌盛起来。在有关全世界的完全同一思想一事上，这里并不需要作出太过乐观的结论，以显得这件事轻易就能做到似的。同样也不需要提出大问题，问这个世界是否需要信念的完全同一。但是我们理应相互理解，哪怕是为了让我知道，我究竟在否认什么，并且就否认的动机给自己一个解释。这样一来，斗争自身就会变得明晰起来，而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现实（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在我看来，眼下摆在人类面前最为迫切的首要使命，是诸宗派与宗教的这种自我证明，是它们对自身特性的解释。它们十分珍视这一特性，并认为它是无法割舍的，所以它们不会破坏自己的精神生活本原。我曾凭着自己的[6]说过：或许，灵性在另一种生活秩序中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另一种生活秩序本身对于某些人和某个民族而言是不可能的。拒斥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这多半意味着失去了历史根基，即使没有立刻死去，他总归也会使自己陷入巨大的危机。
在当前的论题中，我的使命在于，阐释我眼中的俄罗斯正教是什么样的——只有俄罗斯正教，因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其他东方民族的正教，它们拥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并有可能内在地与俄罗斯正教相去甚远，哪怕它们的教理、经典、教规在很大程度上都保持一致。
七
对于有见地的俄罗斯教会成员而言，俄罗斯正教的二分结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这不是为了谈论更多依附于正教的阶层，相反，是为了谈论更多在它之外、与它相异的阶层。这两个俄罗斯正教体系（православность）的基本要素即是：自然心理（естественнаяпсихология）与俄罗斯民族整体的心灵及社会气性（весьдушевны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клад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就其一方面而言，也是俄罗斯民族从希腊人那里获得的普世教会圣统（вселенскаяцерковность）。人们总是热衷于为自己塑造一个偶像，以摆脱服侍于永恒之物的苦修，并消极地沉溺于简单的客观事实中。这个偶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俄罗斯正教徒而言，这种偶像往往是俄罗斯民族本身与其自然特性。他们把这些自然特性放在面前的基座上，如对神一样，开始对其顶礼膜拜。对于日常生活的信仰高于精神生活的需求。仪式主义（обрядоверие）、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尽管它们之间有诸多差异，但是都在渴望得到第一的位置，而把普世的教会圣统放在第二位，甚至完全抛弃。所有这些流派都建立在或隐秘或显白的一个信仰上，即除去精神修行外，俄罗斯民族出于自身的民族特性，天然地生来即是基督教民族（прирожденно-христианскийнарод），它与基督尤为接近，并对祂过分狎昵，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基督似乎都无法疏远这个民族。并且，就如一贯的对高等存在的狎昵一般，这份狎昵导致了对其它民族的傲慢与蔑视——不是出于某种负面品性，而是出于它们的本质本身。这种傲慢的意思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我们是天然的基督徒，我们自然什么也不用付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可以宽恕的，而其它民族本质上并非基督徒，他们的优点在我们心中只会引起轻蔑感。或许，这种自我神化的诱惑在所有民族中都存在，但是，在俄罗斯民族那里，因为俄罗斯心理的惰性与潮湿，因为这个民族的稚嫩——在庄严的、永远智慧的教会文化业已成型的时候，它才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它显得尤为巨大。依靠独有的富饶，俄罗斯民族没有付出一点耕耘，便白白得到了其他民族耕耘诸多世代，耗尽血泪以追求的东西。就如一个富裕门第的孩子一般，俄罗斯民族如此成长起来，并习惯于得到更多——不仅仅要自己挣来的，还要去强取豪夺别人的：他那天生薄弱的意志，自襁褓时代开始，便已被周遭精神环境的精致的优渥与富裕压倒了。在他许愿以先，他就已经获得了，他没能学习许愿，也不会许愿。诚然，未尝经历过迷惘，也未尝见识恶癖的苦果——这是极大的优势。然而，因为这个优势，俄罗斯民族从来且至今也未能明白，它身旁的那些瑰宝都是某些人用自己的苦行换来的，并且它们是需要精心照管的。俄罗斯民族习惯于把这些瑰宝看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且充其量，不过是以更睿智的一群人为代表，努力保护它们免受掳掠。但是俄罗斯民族的代表人物们很少能够理解存续的职责。这些遗产有时会被俄罗斯民族小心地使用，但在大多数时候，都被浪费了，因为它总是觉得，这份生来便有的礼物是它不可分割的特性，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枯竭的。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历史正是枯竭的历史，俄罗斯的现状不是偶然的病症或偶然的缺少良药，而是数个世代造成的深刻的震荡。然而，俄罗斯民族实在难以看见正在来临的没落：它是如此习惯于把它白白得到的普世教会圣统看作自己不可分割的特性，致使它无法把教会圣统与自己的特性区分开来，并把这些特性误认作教会圣统。因而，教会圣统的没落在它看来并非一场灾难，而是民族本原对教会本原的缓慢更替，而前者正是充满罪孽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民族凭借自身的稚嫩，与民族根源里所具备的轻巧，从一开始便满怀基督教道德理想的某些方面，更切确地说，这些方面也可见诸那些文化繁茂、气性坚韧的民族。基督教理想的诸特征在这里确实部分地与自然的组织结构混合在了一切。因此，俄罗斯民族有理由确信自身的基督教特性——不过，在习惯了这种确信后，它就会开始在各方面确信自己，把某些特性认为自己的。
八
不过，与这个民族基督教一并的，在正教意识中同样还存续着普世教会圣统，理所当然，它不会毫无痕迹地与前者杂糅在一起。
注释
[1]原文是С. И.奥格纽娃（弗洛连斯基的邻居，著名生物学家И. В.奥格纽夫的妻子。弗洛连斯基作品中的口述部分几乎都是由她进行录写。——译者注）依照弗洛连斯基口述内容所整理的听录稿。标题由弗洛连斯基亲手撰写。由此可推，文章并未完成。在写作该文的同时，《基督教与文化手记》的写作也在进行中。该文本来已经预定由《Pilgrim》杂志刊登，然而未遂。它是在本质意义上的漏检下，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首次出版的。在正式出版中，该文首次完整依照帕维尔·弗洛连斯基神父的原始档案文献出版。——修道院住持安德洛尼克（特鲁巴乔夫）题注
[2]此处大概是：Impius, cum in profundum venerit, contemnit.（不虔者傲慢，并步向深渊。）——原编注
[3]这里大概指的是马达加斯加象鸟，此鸟在十六世纪前灭绝——译注
[4]在东方教会中，利图儿吉亚是圣仪中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一种，参与者在其中进行圣餐共融。——译注
[5]这里可能是指桑德曼派（сандеманианы）。英国不信国教神学家罗伯特·桑德曼（Robert Sandeman, 1718-1771）是该派领袖。——译注
[6]原文作物主代词“своей”（自己的），原文中此词被用粗体标出。文中没有给出此词所承接的对象，或因译者水平有限，或因原文稿件纰漏，最终未能确定其所指对象。根据变格，这里可以译为“凭着自己的……”或“对着自己的……”。——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