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克尔凯郭尔》

京不特 | 走向克尔凯郭尔

（昨天社科院王齐老师发过来，是在 “ 外国哲学研究 ”公号上发的。这里转贴一下。——京不特）

在八十年代有过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现代诗运动，也有过几乎所有城市年轻人都要实现自我的存在主义思潮。我那时还是就读大学数学系的年轻学生，听人们谈论异化谈论萨特加缪和海德格尔，到书店寻购尼采的著作，自己写诗，在失落的心境之中崇尚痛苦和不幸。但是在一开始，“克尔凯郭尔”这个名字却不是我所熟悉的，因为那时候在大陆好像并没有他的著作被翻译出版。

第一次读到这个丹麦作家的名字是汉语的“克尔恺郭尔”，那是在一篇叫《卡夫卡的天堂》的文章中，作者是美国的乔·卡·奥茨，俞其歆译，刊载在《外国文艺》1980年第2期。不过我读到文章的时候已是1985年，我去一个朋友家，他正好就有这一期《外国文艺》，我们正好谈论到卡夫卡，他就翻开了这期《外国文艺》给我看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卡夫卡写海妖的文字（《外国文学》的译文在引文后面打了括号说是出自《寓言集》，但是我后来一直没有能够找到一本卡夫卡的《寓言集》原文，倒是查到了在卡夫卡给罗伯特-克洛普斯托克的信[1921年11月，布拉格]）中有过这段文字。不过在今年，偶然在网上发现了确实有一本叫做《寓言和悖论》（Parables and Paradoxes/Parabeln und Paradoxe）的德英双语卡夫卡文选集，是后人编选的）：

海妖

黑夜里传来迷人的声音，海妖也是这么歌唱的。说海妖想诱惑人是冤枉了她们，她们知道自己长着爪子，子官是不育的，她们引吭悲歌。如果说她们的悲歌确实动人心弦，那也不过是情不自禁非唱不可罢了。（寓言集）

奥茨是在谈论艺术家的生命与不幸和痛苦的关系，她在文中引用了另一个作家所写的诗人来与卡夫卡的海妖作比较。我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一下《外国文艺》中的译文吧：“试看克尔恺郭尔在《非此即彼》中有关诗人的一段阴惨的格言式文字：

……不幸的人哪，深沉的痛苦埋藏心头，只是他的嘴唇构造特别，所以悲叹和呻吟由他嘴里吐出，听上去竟象美妙的音乐。他的命运不济，就象那些被暴君法拉利的铜牛用文火慢慢烤死的可怜人，那些受害者的惨叫声传不到他的耳朵，无法把他吓坏，对他说来，这些叫声就象甜蜜的音乐。人们围在诗人身旁对他说：再唱几首吧。这话的意思是说，但愿新的痛苦去折磨你的灵魂……”

这篇文章给当时的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卡夫卡关于海妖的寓言和《非此即彼》中的这段诗人描述，我只读了一遍就几乎已经背得出了。从此就有了关于克尔恺郭尔和《非此即彼》的印象。在《外国文艺》的文章中有“克尔恺郭尔（Sö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 ：丹麦哲学家及神学家，存在主义的先驱”的注脚，所以我当时知道了，这是一位丹麦哲学家。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尽管我仍记得那段诗人描述，但渐渐地忘记了这是“丹麦哲学家”。因为我的好朋友王一梁（里纪）一直沉迷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而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我就渐渐地把这个克尔恺郭尔记成了奥地利人。王一梁常常谈论维特根斯坦、荣格和克尔凯郭尔，而且他在八十年代也写过不少关于这些哲学家的随笔。王一梁喜欢哲学，作为朋友难免受熏染，所以在我离开上海之后，在我进入佛寺做沙弥的时候，就有了读哲学的念头。确实，如果没有王一梁这个朋友，我可能在后来就不会选择从头开始读哲学。

正式读哲学，是在我到丹麦之后。我是在欧登塞大学哲学系读的哲学。尽管我在福建和泰国的寺庙里，偶尔我也会想起“克尔恺郭尔”这个名字，但在我记忆中他却成了一个德国人或奥地利人。

1992年我到了丹麦。有一次我走进一家丹麦书店，看到Kierkegaard这个名字，就想着，怎么这么多这个人的著作？墓地！这个名字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就仿佛豁然开朗：是他，是这个人！克尔恺郭尔，而且他是丹麦人！于是，我就买下了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全集，尽管很贵，尽管我几乎不懂丹麦语，但我认为我必须拥有它们。这是必须的。

而且我还书店里订购了一本英文版的《非此即彼》，作为礼物寄给在上海的哲学家朋友王一梁。当时英文版的价格和航空寄费都很贵，但是这是一种义务，是必须的。

在进大学读哲学之前，要精通丹麦语。语言学校里当然不会使用克尔凯郭尔的文本，但是我自己在家里还是用钢笔手抄了一遍克尔凯郭尔的《畏惧与颤栗》，似懂非懂，频繁地翻词典。这也是必须的。

1996年，我进了欧登塞大学哲学系。后来欧登塞大学改名为南丹麦大学，我继续在那里读书。

读哲学学士期间主要是基础课，是笼统的哲学史和各个哲学学科（认识论、形而上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所以克尔凯郭尔不是单独开设的课程。但是在哲学史的现代哲学考试中还是考到了克尔凯郭尔。我记得当时那场考试被同学们称为是一次“大屠杀”，主考是丹麦哲学家约尔根·哈斯（在学术上是绝对的严师），系里同年级几十个学生考下来的平均分数是5.7分（按当时丹麦评分标准是6分及格，11分满分）。考试过程是在“闭卷”（只能够带笔进入）考堂里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写两篇小论文。考题是3选2：一是谈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一是《非此即彼》上下卷立场比较；一是阿多诺启蒙批判的中心意义，神话与文化。我因为常常看王一梁写的启蒙批判杂文，所以第一题选了阿多诺，而第二题不用说，就是选《非此即彼》。我所写的《非此即彼》上卷的典型问题当然就是谈论审美者对尖矛市民社会的批判、怀疑、反讽、局外鉴赏家状态和不作终极选择，下卷除了谈论选择自我的永恒有效性之外，我碰巧还能够背得出法官威尔海姆对审美者们的批判，说他“就像一个财产继承者，尽管他是全世界的宝藏的继承者，然而在他尚未获得成年合法身份之前，他却并不拥有这些宝藏，同样一个人在人格上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他选择了他自己之前，甚至那最丰富的人格也只是乌有……”我躲过了大屠杀，得了7分。

然后，到了我读magister artium学位的后三年时，我就把专业方向定为克尔凯郭尔了。其实我当年本来是可以读正常的两年学制的硕士学位（cand. mag.）的，但是因为自己所仰望的哈斯和克尔凯郭尔都是拿了magister artium的学位的，所以就决定了也要读这个学位。但是我拿的magister artium毕竟不及克尔凯郭尔的，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神学的magister artium相当于神学博士；而在我那时的哲学magister artium则只是一个介于博士和硕士之间的学位（博士Ph.D的论文要求是300页；magister artium的要求是200页，硕士cand. mag.100页）；而现在的丹麦各大学里已不再设有magister artium学位了（于2007年正式废止）。因为学习的方向是克尔凯郭尔，所以我后三年所选的课程除了克尔凯郭尔著作本身之外，就是德国唯心主义和罗曼蒂克（丹麦德国的浪漫主义）。我的magister artium论文写的是克尔凯郭尔与黑格尔的比较。当时写完，认为自己理解了克尔凯郭尔。现在，在近二十年后回头再看，自己感觉当时的理解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哲学系的时候，我是把克尔凯郭尔当成一个哲学家的，而且过多地把他看成是对黑格尔主义的反动，甚至在我后来翻译《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病症》和《非此即彼》的时候，我也一直是站在哲学的角度以各种存在的概念来领会他的。我以为我把握了他的“真挚性”（王齐主译作“内心性”），但其实我却并没有在“真挚性”之中领会他。所以翻译《爱的作为》时也就仍只是一个“作为观察者的翻译”，到了《陶冶性的讲演》时则有了变化，其中《三篇场合讲演》之中的“在一座墓旁”为我带来了存在性的感动，使得我自己出离了“译者”的身份而进入了“听者”立场。一篇极有震撼力的讲演，难怪海德格尔会恰恰从这篇讲演之中借取了许多东西。社科版克尔凯郭尔文集第八卷《陶冶性的讲演集》是2018年1月出版的，而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讲演中的句子：“他遗留下一个儿子；这儿子学会了爱他，并且学会了在自己的境况和父亲的作为之中找到满足”。

2002年5月，我在南丹麦大学的学业结束。那时候我还没有把翻译克尔凯郭尔著作作为一生的事业，不过我还是翻译了《恐惧的概念》和《致死的病症》，2004年由上海三联出版。然后我又回返到了自己的丹麦语文学创作中，出版了一些诗集、安排了两次丹麦儿童剧群到中国的巡演。到了2007年，我与哥本哈根大学神学系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并在儿童剧巡演到北京的时候去社科院同王齐谈论了关于中国社科院与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合作的《克尔凯郭尔文集》十卷本的翻译计划。2008年，我接手了十卷本中第二、三卷《非此即彼》的翻译工作。这时翻译工作条件比翻译第一本的时候好了很多，首先是因为丹麦文版的《文集》已经出来了，许多疑难问题能够在文集的注释本中找到解答。若仍有问题遗留，那么我还能够去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直接找凯普伦教授咨询。

随着对克尔凯郭尔著作有了越来越多的翻译，对克氏的文风、思想、生平和时代背景的了解也就越来越多。所以越是后面的翻译，自己就越满意。比如说，十卷本文集的第六卷要远远好过上海三联2004年版的《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最重要的是，翻译得越多，也就在越大的程度上进入了著作中的真挚性。

《陶冶性的讲演集》是2018年出版的，而这一年我主要是在翻译第九卷，克尔凯郭尔的各种基督教讲演。这第九卷中一些讲演为我带来的感动，更甚于第八卷中“在一座墓旁”。第九卷由独立著作《基督教讲演》和一些其他的讲演组成。而《基督教讲演》的第一部分叫“异教徒的忧虑”。本来，我站在一个翻译者的立场，这是一个既没有接受过基督教教育，也没有选择进入基督教教会的异教徒的立场，但是这些演讲在事实上给我的印象很深，恰恰因为我是异教徒读者。然后下一个部分，再下一个部分，其中有一篇叫做“你到主的家，要谨慎你的脚步”的……

在2018年中我有好几个好友去世，其中有中国诗人孟浪，丹麦老诗人本尼·安徒生。在翻译这些讲演时，仿佛有一首安魂曲在脑子里萦绕。于是我也在文字之中看见更多的严肃，并认识到它属于克尔凯郭尔写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他最出名的当然是那些假名著作，但在他的基督教写作中，他不用假名，因为他这时的写作只有真挚。我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上海长大的，我的小学课本都是唯物主义的，所以，我对他的这些讲演的接受不可能像一个在丹麦的人民教会环境里长大的丹麦读者那样。我是一个异教徒，但是也许是因为我在翻译的时候恰恰被他的这种真挚所笼罩，我在翻译时常常会想象自己是一个在教堂里受过洗、从小读《巴勒的教学书》、到了少年时代又接受了坚信礼的基督徒，于是这些讲演文字就会对我产生以前所没有感受到的那种震撼。这样，在文集的翻译工作中，对我意义最重大的就是这第九卷。

在2018年的冬天，在孟浪去世前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做了一个古怪的梦：在梦里，我看见一个临终者和他周围的人，我听见人们说，死亡到来，一个人不能不准备就绪。如果没有就绪，就面对死亡，那很不好。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奔跑，然后去做很多事，要“就绪”。然后好像是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就绪了，就跑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我说我就绪了。但是死亡还没有来。我说我已经结束了，但是他没来，我又不能自杀，我又是“就绪”的，这让我怎么办，很尴尬……后来怎样，我记不得了，可是我醒了。然后是白天，我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个梦，我就莫名其妙有了这仪式感，我觉得我必须就绪。——我必须在2019年到来之前把社科版蓝皮《克尔凯郭尔文集》第九卷的初译稿完成，这是一种承诺吧。于是，就在圣诞夜，我完成了第九卷中的最后一篇讲演——《上帝的不变性》。

当我用中文写下终结处的“阿门”，并存下文本时，我感觉就像处于一种庄严的奉献仪式之中。那时已经是圣诞夜的晚上9点了。我独自一人在柏林的家里，但感觉这才是庆祝平安夜的正确方式，因为我确实在这文稿中写下了这最后的阿门。尽管我知道我无法称自己为基督徒，但在翻译这个讲演的同时，我确实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基督徒。我工作的时候从来不喝酒，但在这个阿门之后我给自己倒了一小杯威士忌，我坐在那里看了很久，看着那个阿门，然后给凯普伦写了一封圣诞邮件。因为有了这被写下的阿门，我也兑现了对他和我自己的承诺。因为我曾和自己约定，要在2018年中完成第九卷的译稿。

现在这第九卷出版了，和王齐翻译的第十卷一起出版，这意味了十卷本项目的圆满完成。我在这一项目中的翻译工作改变了我自己对克尔凯郭尔的理解。在《文集》之后，我仍然翻译更多的克尔凯郭尔著作，我也会重新翻译我以前翻译过的克尔凯郭尔著作，现在不同的是，我有了《文集》翻译工作为我带来的工作经验。所以在这里，我感谢社科出版社、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凯普伦教授、冯春凤老师、王齐老师、魏安娜教授、汤晨溪教授，感谢各位所给予的愉快合作，这是一份令人欣悦的馈赠。

最后说一下对克尔凯郭尔著作的阅读吧。考虑到假名著作，克尔凯郭尔就像一个剧作家，他通过他的假名让不同的声音说话，比如在《非此即彼》中，说话的是戏剧角色，更进一步，克尔凯郭尔的一生著述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戏，每一个假名都是戏中的人物。每个通读他大多数著作的读者都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阅读来把这部戏在舞台上为自己演一遍的导演，因为每个读者对克尔凯郭尔著作阅读的顺序和角度不同，就会导出不同的剧目。在真名作品中，比如说《基督教讲演》，说话的更多是他自己，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这位伟大剧作家自己的观点，而你想了解克尔凯郭尔和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这些讲演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