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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时代的来临，有助于女性缓解自身的焦虑吗？

Moridioteslres 2021-04-04 12:43:47

“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是一位女神。”

美国女权主义者、哲学家唐娜·哈拉维在1984年发出这样的呼声，与上世纪60年代极左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完全不同，在“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鱼不需要自行车”的语境里，二元对立的性别问题依然还被放置在同一个天秤（尽管它并不平衡）之上，但哈拉维的宣言，不再着重分析两性关系之间应该如何平衡，看重的则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

赛博格的概念创生至今有60多年的历史，1960年，美国罗兰克州立医院的两位研究者克莱恩和克莱因斯，在向伦道夫空军基地递交的报告《药物、太空和控制论:赛博格的进化》中提出了赛博格的想法，后在美国《宇航学》杂志发表了《赛博格与太空》一文，“赛博格”这一概念逐渐流传开来。

“赛博格”为Cyborg的音译，寓意着“半机械人，即人的身体部分器官被用机械替代”，即人类与电子机械的融合系统。

这含义本身就试图更加具体地阐释何为“控制论”，后者源于希腊文κυβερνητηζ，意为“掌舵人”，转意为“管理人的艺术”，法国物理学家A.-M.安培1834年曾用这个名词称呼管理国家的科学，意为一种“研究生命体、机器和组织的内部或彼此之间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如果觉得它晦涩，科幻电影中关于“赛博朋克”式的场景及人体改造，或许能让人更快地感受它。

关于赛博朋克有这么几个核心名词：义体、阴谋论、高科技低生活、反乌托邦。借助《攻壳机动队》中晦暗游离的九龙城寨的倒影，就能感受到那种潮湿、混乱、金属味十足的“赛博”气息。

“身体改造”是其中重要的情节。人们对于自身身体的困惑和想象，延伸到了影视作品中，似乎演变成了一种造物情节的释放，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更生动地感受到赛博格社会是怎样的形态，拥有何种色彩。

在《银翼杀手》里，复制人瑞秋刚刚出现时，脸上制式和僵硬的表情似乎已透露了她的身份，这里的想象预示着在赛博格的未来中，人类微观的表情被取消，它可被操纵，能够替换，不再承担神经末梢传递出的细微感受。

而在电影《她》中，似乎在讲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其中的女性人工智更像是对人体身体缺失的“确认”，这个没有实体的女性A.I.不断幻想如果自己拥有一具人类身体，她会有怎样的感觉。这种“去身体化”像是在拾落某种我们不曾留意到的细微的感受，而这具没有实体的人工智甚至比人类感受到的更多，她敏锐，幽默，亲近，所捕捉的视角更人性。

《攻壳机动队》里的素子曾经说过，“只要能够实现，那么不管是什么技术都忍不住去实现，这就是人类的本能。代谢控制，知觉的敏锐化，运动能力和反应速度的大幅度提升，信息处理的高速化和扩大化，通过电子脑和义体得到更强的能力，即使是最后变得需要最精密的维护才能生存，那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这是哈拉维在赛博宣言所提到的一种鲜明对比——“人体的迟钝与沉闷对比着机械的栩栩如生，朝气蓬勃”，但这种蓬勃只是一种机体化的蓬勃，它带来的危险显而易见——

这带来某种让人担忧的隐患，在未来，技术的进步是否会让人变成更高级的工具，甚至是可替代的工具，《攻壳机动队》中曾经出现的情景是否会变成现实，关于赛博世界的想象中，是一种更为黑暗的现实。

于是，无论是《银翼杀手》里的“脸“，还是《她》中的“身体”，抑或者《攻壳机动队》中的“脑”，其实都试图在阐释，赛博格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我身体进化的终极想象。

电影终归是一种艺术想象，但切切实实发生的真实故事，能让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女性在现实中的处境，1963年2月11日，31岁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事先用湿毛巾堵上了两个孩子卧室的门缝。

普拉斯生前曾写下了一首关于自己“死亡仪式”的诗歌，在诗中，她从死亡的寂静抽身，反观自己的“葬礼”，追怀的却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性存在。

我会成为微笑的女人。

我只有三十岁。

像猫一样，我可以死九次。

这是第三次。

怎样的垃圾

每十年就被消灭一回。

怎样成百万的纤维。

大嚼花生的人群

推推搡搡前来看

他们从头到脚替我松绑——

盛大的脱衣舞秀。

先生们，女士们

这是我的双手

我的膝盖。

我或许只剩皮包骨，

然而，我仍是原来那个丝毫未变的女人。

——西尔维娅·普拉斯

“女性不是生来就有，而是被塑造而成”不仅仅只是上述三部科幻电影里的一个设定或者桥段，它指向了另一种幽暗的所在，不禁让人想到普拉斯自杀之前所作的诗歌，女性是在怎样的环境里浴火，“怎样的垃圾/每十年就被消灭一回/怎样成百万的纤维”，至此，重生与否已不再重要。

更令人担忧的是，女性存在不断被边缘化，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只是“某某的妻子”或“某某的母亲”，就算在充满想象的未来科幻电影里，不少女性角色只是一个充满色欲符号或者功能性十足的“花瓶”。

在由斯嘉丽·约翰逊所扮演的影版《攻壳机动队》中，引人注目的已经不再是哲学主题的表现或者剧情的设定，人们更关注的是演员本人在电影中的扮相，她的身材或样貌；《黑客帝国》中，神秘美丽的崔妮蒂和男主人公的导师相比，并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只是在最后给予主角“神秘一吻”用来将其唤醒，无论如何，这个角色都更像一个“花瓶”。

素子的形象在《攻壳机动队》里早已超越了所谓“花瓶”，她有勇有谋，不断自省，带领了一整个队伍进行搏斗，但在弹幕中对其频繁出现的“称赞”却是不断刷屏的“母猩猩”（这一评语本身就意味着对该形象女性身体特征的强调），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在赛博格电影中，被改造的女性即便身手非凡，却依然拥有更为突出的女性特征？

不如把时间推向更早的18世纪末，在佛罗伦萨的某个蜡像作坊里，大师级的雕塑家苏西尼创造了一具真人尺寸、解剖学上正确无误、可拆解的彩色女性蜡像。

这具蜡像及其后来在雕塑届兴起、被称为“解剖维纳斯”的热潮，从美学观点来看，它似乎在巧妙地传达了当时人们对于自我的认知——探索“人体与神所创造的宇宙之间的关系、艺术与科学之间以及自然与人体之间的关系”。

但这类被“剖开”的女性躯体，直到现仍能在欧洲数所博物馆见到，她们躺卧在晶莹透亮的玻璃柜中，露出神秘而诡异的表情，成双成对地被铺开，双生般的默契沉默，其中一具身体或许还任由真人质地发丝散落胸前，另一具一模一样的躯体则不留一滴血地被剖开了，如同鲜白的鱼肚。

这些徘徊在精密的医学、遥远神话与失落实证美学的奇异景观，就像当下赛博电影中被改造女体的镜相对位，她们拥有相同的父亲，“女人不再起源于自己的劳动，而起源于另一个人的欲望”。

无论这欲望是为了让她们更强大、更美好，还是让她们更容易被细细观赏，这片“好心”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下——不管是医学（解剖）还是科学，这些看似中性的手术刀与机械插头，如果依然掌握在同一类人的手中，女性的形象就算会不断更迭，也只能持续不断地被“物化”成美丽却无甚可用的“花瓶”。

普拉斯的诗句也将一再成真，那些嚼着花生的人群，推推搡搡地站在博物馆里或者屏幕外，从头到脚地替女性不断固绑，也成为了女性从古至今都不曾平息的焦虑根源。

上述提到的三位存在于赛博格电影世界中的女性，无论是《银翼杀手》里的瑞秋的“表情”（容颜），或者《她》里萨曼莎的“身体”（体能），或者《攻壳机动队》里素子的“脑”（智力），都象征着当代女性焦虑的不同面向。

对于相貌的焦虑，催生了大批整容机构的泛滥与审美标准单一化；对于身体的焦虑，带来的则是年龄上的恐惧，于是不断涌现出催婚或相亲（这其中有些来自外界的压力，也有女性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焦虑），与之相对的则是“单身族”数目的持续增长；对于智力的焦虑，表现的则是反面的，并非女性对于自己的智力感到忧疑，而是社会普遍对女性智力的不自信，譬如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就是例子。

外界评价的单一化，不断内化为女性对于自身的要求，“白幼美”审美的出现，就是将东亚男性对于“完美女性”的想象投射到女性身上，甚至内化为不少女性对于自身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这种内化不仅仅只是外貌上的，它甚至不自觉变成了女性对于自身从头到脚、从外至里不自觉的严格要求。

譬如余华最新出版的《文城》中，出现了一段颇为诗意的描述，“这天深夜，小美从衣橱里取出林祥福的衣衫，穿在自己身上，又将林祥福的白头巾包在自己头上，来到院子里，绕着水井在月光中慢地走了一圈又一圈，她看着自已在地上的影子衣裤宽大，一副男儿的模样。这是她从小就听闻过的转胎法，只要穿戴丈夫的衣冠绕井而行，看影而走。不回头，不让人知道，那么女胎就会转换成男胎”。

这个月光下行走的空灵又飘忽的身影，满脑子想的却是“女胎转换成男胎”这种颇让人沮丧的想法。

当代女性焦虑的表现颇为复杂，可能有城市女性的焦虑，也存在乡村女性的焦虑，有未婚女性的焦虑，也有已婚女性的焦虑……但我们的社会分层也将这些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分化了。

当我们为马思纯恋情感到焦虑的同时，不自觉就分化了对拉姆这类更需帮助的女性的注意力，看似大众在讨论一个女性议题，但是更多重要议题被忽略了，于是这类较为“优化“的女性议题不断地得到重视，得到了部分“解决”，但女性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在宁静地接受拷打，于是这种分层强化为一种“集体焦虑”被大众消解，我们在一阵无关的阵痛后，因为几句无意义的抱怨感到一身轻松。

女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范畴，就连女性的存在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

在《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提到过学者桑多瓦尔的一个观点，“识别谁是一个有色人种妇女缺乏基本的标准……对一个群体的界定是通过对否定的有意识的挪用进行的。”

譬如对于一位墨西哥裔女人，人们是如果被识别出其身份的？我们并非仔细观察并认真总结这类人群的特性，而是通过不断地否定来识别其身份，即不断地说明“她到底不是什么”——一位墨西哥裔妇女，她不是白人，也不是白人女性；不是男人，也不是有色男性…..她是一切“不是”的集合。

在不断交叠地否定之否定中，一个模糊不堪的身影朦胧浮现，就像《攻壳机动队》出场时的素子一样，她的身上存在着怎样的过往，童年生活的街区在哪里，是否在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些困惑，她工作经历怎样，爱人朋友是谁，在寥落街角寻到的命理塔罗师占卜时对她翻出了怎样一张逆位牌卡……

一切的一切，我们不得而知，于是女性焦虑因其属性的无关紧要，被人们丢弃到不那么重要的角落。

看起来现实状况极为严峻，但并非毫无希望，从上世纪中期开始，不断的女性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不同流派的社会性别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与阐释女性在社会存在中的重要性与未来改革的可能性。

哈拉维所论述的赛博格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极为新鲜的视角。

她曾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中提到，“赛博格坚定地忠实于不完满性（partiality）、反讽、亲密性和错乱。它是对立性的、乌托邦式的，而且完全没有纯洁可言。”

这一宣言的提出，意味着在赛博格的世界中，性别有了新的定义，她把性别看作一种可以不断流动或者变化的机体，信息技术实际上把身处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放置到新的关系之中。重要不再是性别，而是每个个体基于自身的选择。

康奈尔大学文学语言学博士杜连殳曾说道，“哈拉维有关赛博格的概念中充满了边界的混乱和破裂，如人与动物的边界、有机体与机器的边界、身体与非身体的边界，与此同时，赛博格也与医学、信息技术、军事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紧密相连，所以哈拉维将赛博格称为‘关于政治身份的神话’，希望这个新的主体能超越目前的各种身份认同困境（种族、性别等），创造新的、平等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人类生活方式。”

哈拉维提倡运用技术将人类建构成“赛博格”，打破西方传统里有关“自然-文化”“男性-女性”的固定区分，从而打破传统西方白人资本主义父权制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性别、阶级、种族的政治生态。

实际上，实现这种现实的技术手段已然诞生。

2012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科学家首次利用人体干细胞造出人造精子，实验过程中，科研人员曾试图利用女性胚胎制造出精子，虽然实验失败，但。通过女性干细胞制造出人造精子也并非遥不可及，甚至皮肤细胞变生殖细胞的研究报道也屡见不鲜。201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遗传伦理学家Henry Greely在撰写《The End of Sex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Reproduction》时写道，“通过干细胞技术将女性的皮肤细胞诱导成卵子，随后将这些卵子与其丈夫的精子进行受精，可创造出多达100个胚胎。”

这项生物学技术的突破显示，在未来，能让不孕不育患者以及LGBT群体通过通过技术手段拥有自己的孩子，与此同时，人造子宫的诞生和不断演进，也进一步加强了未来社会的赛博化。

2021年3月17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 Jacob H. Hanna等人创建了一个人造机器子宫，并首次使用人造子宫培养了小鼠胚胎6天时间（达到小鼠整个妊娠期的三分之一），且胚胎在人造子宫培育过程中发育正常。

结构性的赛博革命不再只是移植机械手臂、人工心脏或机器耳蜗那么简单，它会为现有的社会性别与身份提供的是补充抑或替代有待讨论。人造精子和人工子宫一旦被投入使用，必然将引起家庭私有制结构的变化。生育，也许不再是女性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负。

当人造子宫作为女性子宫代替品出现，女性在生育上的负担变轻，女性从生育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加之未来社会对于脑力劳动的重视，也会让更多女性投入到以脑力为主要劳动手段的工作中。

但人造胚胎的“父”与“母”到底是谁，如何界定，一夫一妻制婚姻将如何变化，社会成员再生产的中枢在变成精子卵子银行和人造子宫提供商后会有何种影响，性别的分野是否会在未来消失……可能性多种多样，未来的走向是什么，站在此处的我们暂时看不到。

能明确的是，这便是哈拉维断然坚持赛博格必须“忠实于不完满性、反讽、亲密性和错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