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最后一束罂粟花

1945年4月，柏林最后的春日在这半截入土的帝国里没有容身之地，于是它在扔下一束小花后仓皇逃离。我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某处废墟前遇到弗里德里希.卡恩中校时，他正驻足欣赏那簇被抛弃的花：一簇开在焦土上的，从瓦砾之间夹缝生长的罂粟花。听说这种血红的花通常只开在坟墓上。

在他身后是一座已被炸掉一半的大理石喷泉。水池中央有一座完整到显得突兀的幸运女神福尔图娜雕像，显然她只庇护了她自己，却抛弃了整个世界。

这里曾是一个入口隐蔽的公园。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常在午休时来散步，柏林的秋天总是凉爽而晴朗。卡恩中校有时会在长椅上看书，我便坐在他身边对着喷泉发呆或是抽烟。他看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还有其他一些犹太人写的书，尽管他在国家安全局的办公室里只象征性地放了一本从未翻过的尼采。他常被四处以外的同事调侃为“令盖世太保集中营蓬荜生辉的哲学博士”，对此他不置可否，并以自由意志的虚妄性来解释。他曾与我探讨过这些——

自由意志是个悖论，认为自己拥有它并能凭此做出抉择是人类最普遍的谵妄；不是选择决定了命运，而是命运决定了选择。德国的全部历史早在腓特烈大帝赢得穆尔维茨会战时就被谱写，犹太民族则在摩西带领他们的先辈渡过红河时便已能预知其宿命。第三帝国是由它的政权所焚毁的那些书，而不是由一个人和他的执念凭空建造的；奥斯维辛也不是借由几辆坦克和几场审判便能轻易毁灭的。“非洲之星”汉斯.马尔塞尤中尉在北非的坠机阵亡和里希特霍芬男爵在1918年的牺牲本是一体；我弟弟约阿希姆在1943年加入抵抗组织“白玫瑰”而被判处死刑的真实原因需追溯到慕尼黑大学的创办者初次感知到巴伐利亚之春的某个午后；而弗里德里希.卡恩称他在洪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放弃教职转而穿上党卫队黑衫也是同理。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志敌不过他的血液……

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这座尚未被炸毁的喷泉前。那时我们总是一言不发地聆听着水声，偶尔才会交谈。但现在没有喷泉的声音了，长椅也变成了碎片，四周一片寂宓。我默默走到他身边，点燃了一支烟，深呼吸一口。我已忘了我们上一次坐在这里是什么时候了。他意识到我来了，却仍注视着那簇瓦砾上的花，仿佛那是他那些哲学典藏中的一部。

随后他突然问道：“您还记得1936年吗？”

我当然记得1936年。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和金发碧眼的罗德里安.冯.莱曼上尉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婚约，我后来的上司弗里德里希.卡恩正在洪堡大学攻读他的哲学博士学位；爸爸主办的《巴登周报》还没有停刊，他每个月都会带着约亨从慕尼黑回来看我们，那时我的弟弟还不是白玫瑰抵抗组织的一员。然后是奥林匹克热和无止无尽的夏天，我的同学海因里希穿着帝国空军制服站上了颁奖台，热爱摄影的英格丽在片场参与拍摄了莱妮.里芬施塔尔的纪录片电影，那是一部杰作……现在这些人都在哪里呢？

但我只说：“那年大家都还很年轻。”

“那一年，”他说，“这座公园刚刚建成。”

我很轻地叹息了一声：“我真希望永远停留在1936年。”

“如果现在是1936年，我会摘下那朵花，夹在书里送给您。”他盯着那簇废墟上的红罂粟，“太晚了，莱曼女士，一切都太晚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那时这里花团锦簇，但现在，1945年5月，花园变成了墓场。没有人愿意摘下或收到一束来自墓地的花，即使是盛开在这个行将就木的春日中的唯一一束。我们继续往前走，将那个鲜红的生命留在瓦砾和残垣的沙漠之中，这片沙漠绵延无尽，从前它名为弗兰德斯，而今它叫做柏林。

又一首炮弹交响曲在我们身后奏响，这次没有警报。卡恩中校将我扑倒在地，烟尘和建筑物的碎屑像枯萎的花瓣一样落在他身上。后来那些碎屑被证实来自国防军上校冯特里茨的公寓，他离开柏林的申请被拒绝批准，于是他在午餐时悄悄引爆了两个手雷，身旁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很久之后我们终于起身跑向了最近的地下室。人们面无表情地聚集在一起。突然有人打开留声机，《莉莉玛莲》、《时髦的罗拉》和《我还有只箱子在柏林》。开始大家都凝神听着，随后有人小声啜泣，有人则随着柔情蜜意的音乐跳起舞。我和卡恩中校什么都没有做，只是沉默地伫立着。我们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中凝视彼此，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会吻我。但他没有。他只是看着我们被来自此间的轰鸣和来自过去的歌声湮没。

那著名的死讯传来时，还留在办公室的人都感到很平静，仿佛那只是落在宣判书上的一个印章，而判决早在很久之前便已写下。随后是柏林的解放和全面投降。布尔什维克的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盟军的凯歌在每一个电台里奏响。弗里德里希.卡恩中校和其他没有自杀的人一起被扭送到了纽伦堡。他既没有反抗，也没有认罪，审判从头至尾不发一言。于是他们传唤了我，试图从秘书这里得到其上司犯下的任何耸人听闻的第一手罪证。我无意诋毁或包庇他，但以我的权限确实触及不了更多，即使我也想知道他在那些彻夜不眠的深夜曾在哪些文件上签署了名字，是否曾因哪些隐秘的动机犹豫或后悔过，而这一切又是由他人生中的哪些片段和瞬间所构成的。我想我的出庭并未改变什么。

党卫军中校弗里德里希.卡恩于1946年在纽伦堡因参与屠杀等六项罪名被判处死刑，而后由于证据不足改判为终生监禁。在审判席上听到宣判结果时他面无表情，只是长舒了一口气，仿佛这件事和任何已成定局的历史事件一样终于发生了，唯一不同的是它发生在一切结束之后。随后他被带离了法庭。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年年末我便离开了德国。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回来。倘若有朝一日我将重新回到柏林，也绝非是为了我自己、我的祖辈和后世、这个国家、卡恩中校或其他尚未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人是由他们的历史所构成的客体，早在任何主观选择被做出之前结局便已注定。我想，倘若非得为了什么的话，也应该是那类我们无能为力的事物：

为了那个业已损毁的喷泉池，为了那些在公园里度过的午后，为了自由意志的悖论，为了安魂曲，为了所有属于亡者的思想、血液和心灵——为了那束盛开在1945年春末的罂粟花。

Fin.

(被《波斯语课》中的深柜ss军官形象戳到痛处，遂把这篇以前发在lof上的相关题材短篇搬过来。是某段离经叛道时期的德三圈旧作，对博尔赫斯《德意志安魂曲》的拙劣致敬。

再次赞美《波斯语课》剧本，绝对是一众抗德奇侠影片中“平庸之恶”概念塑造最完美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