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性工作是关怀的工作

在亚特兰大被谋杀的亚裔美国妇女们所提供的关怀，是历来被美国低估的关怀。

Illustration by Simon Abranowicz

作者：Jean Chen Ho

翻译：Enlightening

在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发生的那天，我约好了去做眉形微整手术。那天早上，我坐东10号线前往加州的阿罕布拉市；和85°C面包店和一家50年代风格的小餐馆在同一条街区，在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的二楼，这家化妆店的房间洒满了阳光，遮阳棚上挂着“终于营业了”（FINALLY OPEN）的标语。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一位叫Judy的美籍华裔女人在我的脸上画了很多东西——她用棕色的蜡笔在我的脸上涂抹，将一根黑色的线放在我的额头上，用一把弯弯的塑料尺子量了我的每根眉毛，在我的皮肤上涂了麻药，最后给我纹了身——而我则躺在软垫桌上，透过窗户可以眺望蔚蓝的天空。

当我走下楼的时候，一个21岁的白人男子已经在乔治亚州阿克沃斯的杨氏按摩店开枪杀死了前四位受害者，两位是亚裔女性员工，两位是顾客。在加利福尼亚，我在停在停车场中的车里安坐，在那几分钟里，我不知道正在发生的悲剧将如何迅速成为COVID-19大流行中不断上升的反亚裔仇恨的一个无情的焦点（佐治亚州的新闻在几个小时后才在互联网上出现）。我在修眉手术后有些眩晕，并不是因为它很痛，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被他人触碰过。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时不时同朋友击掌或撞肘，将其作为一种新的问候和告别方式。我曾小心翼翼地拥抱过我的母亲。我记得，上一次有人抚摸我超过5秒钟是在11月，当时洛杉矶的感染率有所下降（感恩节后，数字再次激增）。在那个小小的窗里，我与Misun预约了时间，她多年来一直在韩国城的Kim Sun Young沙龙为我剪头发。她戴着双层口罩和面罩，把我凌乱的头发剪得渐变而有层次。我付钱给Misun，是为了她的审美，以及她的关注与关怀；我付钱给她，让她把手放在我的头发上，触摸我；因为我们正处于全球性的流行病中，所以我付钱给她，让她冒着风险去做以上所有事情。在Judy之前，她是最后一个花那么多时间触摸我的人。

亚特兰大枪击案的消息在周二晚上被媒体报道——在我按照Judy的疗后指示清洁了我受伤的皮肤，并涂上抗菌凝胶之后。在杨氏按摩店的杀戮之后，枪手向南前往亚特兰大，他在那里又杀害了四个女人，她们都是亚洲人，在两个不同的水疗中心工作。在枪手被捕后，他对谋杀案供认不讳，但否认有任何种族主义、反亚裔的偏见。他把他的暴行归咎于“性瘾”，在公共场合杀人是他释放这种冲动的手段。

我的造型师Misun和修眉艺术家Judy，她们都是关怀工作者（care workers）。她们的身体——她们的手——是她们劳动的必要条件。就像被白人枪手盯上的按摩店，就像发廊和化妆店，她们在个人关怀的场域中生活。这些地方，是客户们可以通过付费获得亲密的触摸和触摸所带来的愉悦的地方。

当然，不同的是，我们所说的性工作——一种被定罪、被社会唾弃的关怀工作——也会在那里发生。正是因为这是一种负担了刑罪、污名和非法性的劳动，从事这种工作的女性变得更加脆弱，同时，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仍然是不可见的、被贬低的。亚裔美国人忧郁的一个佐证便存在于这个交叉点。这个典型的困境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亚裔美国人在过去一年中所经历的攻击，从言语攻击、种族主义绰号到荒谬的肢体冲突。

记者们才刚刚开始讲述她们的故事——在本周死去的六位美国亚裔女性的故事。Xiaojie (“Emily”) Tan，49岁；Daoyou Feng，44岁；Hyun Jung Grant，51岁；Suncha Kim，69岁；Soon Chung Park，74岁；Yong Ae Yue，63岁。这些女人都是女儿、姐妹和母亲，她们从关怀工作者变成受害者。还有33岁的Delaina Ashley Yaun和54岁的Paul Andre Michels，他们是在场的顾客。

废除种族主义、创造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美国的运动日益高涨，这些妇女还可能被推举为这一事业的烈士。但现在，在这一刻，我想要爱她们。我想让她们的家人和朋友知道，这些女性是有价值的——为了她们给予的所有关怀，所有付出的时间，所有给予我们的触摸。我想回报以触摸。

当我躺在那张软垫桌上时，Judy和我聊她的两个孩子，大的是个四岁的女孩。自从女儿学会说话，Judy便反复锻炼女儿进行这样的对话：“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爱我自己，”女儿回答，“我爱我自己！”

“我也许在教她成为一个自私的人。”Judy笑着对我说。

这个故事让我泪流满面，Judy用纸巾擦去我的眼泪。然后，她继续在我的皮肤上划出细微的伤口。她说，她希望她的女儿长大后有强烈的自尊心——去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