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莱特·索莱尔｜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
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
作者：科莱特·索莱尔｜译者：张慧强 原文首发于公众号精神分析的角落，欢迎来关注～
今天的精神分析家已经养成了给资本主义定罪的习惯。他们的不满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弗洛伊德和拉康都高度赞扬分析行动，认为这是最高的、最具颠覆性的行动形式之一。他们用这些术语来说话：瘟疫、特应性、外在、他者欲望、颠覆。我们已经不完全处于那个时刻，基调已经变了。然而这里没有办法抹去目的上的对立：开展分析的那个人处在一场战斗中。然而一个世纪之隔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感知到，精神分析与自身对抗的东西也是相通的，而且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无法用这样二元的方式对立。如果说精神分析确实如拉康表明的那样，是主人话语的另一面，那么它就不是资本主义话语的另一面。
大开眼界
我们应该认识到，精神分析在个人身上产生的部分东西，资本主义，似乎在实在中获得了巨大的规模。每一段精神分析的目的，不都是为了去除主体的认同（从大他者那里内摄进来的诸多假相的殒落）——这也是去除异化——而且也是为了使那支配着他的享乐对象显露出来吗？ 拉康说，分析的「犬儒剩余物」。如今，资本主义不也以其他方式制造了伟大的诸假相——上帝、圣父、圣母等等——的殒落，而有利于商品的不朽，有利于推动消费，这种消费不通过传统理想的普遍性就使人同质化，甚至使那悬挂在父亲例外之下的弗洛伊德式的群体解体？
精神分析以巨大代价揭示的关于性的东西，如今世人皆知：冲动带来的要求是力比多的主要动力之一，仿佛一个世纪之后，这个秘密才被揭开。我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与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东西相比，算不上什么。现今，人权已经延伸到了享乐权，我们可以由此展示并要求所有权，甚至可以把这当作私人事业。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精神分析之外，在政治以及爱情中，到处都在利用冲动作解释。对要求的构想，连同分析性解释的条件，怎么可能不被改变呢？很难想象，精神分析可以免除对这种发展的任何责任。
事实上，性的不幸不能再归咎于资本主义了。人们常常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好好享受，那是有缺陷的社会组织带来的影响使然。因此，在上个世纪，人们梦想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一个新颖的人，结果如何，我们都知道。的确，这些梦想并没有持续下去，今天所剩的只是受害者的哀叹，他们寻找责任人，要给他们定罪。
关于生存和满足需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有缺陷的社会秩序定罪：垄断、侵占、剥削，不胜枚举，这些当然不是空话。但至于爱若斯（Eros），这个我们期待灵魂与身体结合的恶作剧之神，如果出了问题，也不是社会的错。拉康派精神分析所证明的 "没有性关系"，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为。情况反而是，这些话语所提出的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防止那来自其他地方的 「性诅咒」。
这难道是说所有的社会秩序都有同样的价值吗？当然不是，而且精神分析家又怎么可能不积极参与其中呢？呈现在他面前的首个症状性痛苦总是证明了标准解决方案的不足，今天他接收到的呼声，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如同资本主义话语本身一样全球化。抑郁、消沉、无力反抗、士兵的突然崩溃、意志力丧失、分心、暴力、各种过激行为、重复性的创伤以及诸如此类的，说的是努力追求某种虚假的剩余享乐的无意义，没有任何超越性，以及在生产者-消费者的、更多-更少的平衡中讨生活的无能。这种呼声抗议了那针对欲望和享乐的话语规范对主体的预先处理，这种话语不再掩盖性诅咒，而这种诅咒摧毁了在其他话语中掩盖它的所有假相。与精神分析的另一种密切关系。萎靡正在增长，就像资本主义声称带来的福祉的黑影一样。
每一种话语——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都建构了一种社会纽带，一种标准的对子：主人和奴隶，老师和学生，癔症主体和主人，然后是精神分析家和精神分析者。当然，这些话语并没有相同的价值，并且可以被谴责，但它们都能形成一种纽带，可以作为对抗性欲对子的程式化不幸的手段。但在科学化的资本家话语中，没有这种可能性。资本家话语不是主人话语的变体，并且只能在个人和产品之间构成单一的、勉强的社会纽带。资本家话语对「爱情事业」无动于衷，它朝向社会纽带的日益分散和不稳定，并使个人总是更多地暴露在不安和孤独之中（Soler，2000）。
其结果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一个普遍缺失享受的市场中，获得的满足同时也是不满足。事实上，这种话语在消费和「自恋犬儒式的（narcynical）」成功方面的所有提议，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意味着狂热的个人主义、竞争以及工作纽带与世界状况的普遍不稳定等等——甚至这种提议本身也是不满和抱怨的对象。
但是，这种话语需要当代主体的满足，以使机器继续运转。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例如，有些时候，宗教容许处理，甚至是理想化教众的具体不满。这个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据认为，在受害者越来越多的时刻，生物政治学负责主体的福祉。
关于满足和不满之间的等价关系，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方面不是人们所说的失败者的不满，而是胜利者的不满。见证一下所有这些现象的突然崩溃，其中，大约十年前，在美国的高层管理人员之中有个风向，如今，所有这些商业、艺术、演艺界的高层，不堪重负，奔向各种各样的宗教、派系、以「精神/心理」开头的事物，以及许多其他的事物。而最值得高兴的是，既然我们整个文化试图灌输的战斗性和乐观主义的价值观并不能成功地掩盖硬币的反面，那么就有人提倡每个人的抗压价值，让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承担我们这个时代实在的和主体性的失败，而不让自己被打败!
但是，受害者的倍增，受害意识形态的相应增加，其盛行并不只是因为资本主义宇宙很艰难，使得满足和不满成为孪生姐妹。西方历史上曾有过更艰难的时代。我曾有机会展开这一点（Soler，2005）。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是连贯的话语不能应付的——看看今天的原教旨主义就知道了。
资本主义不仅很艰难，而且它在另一点上也失败了。它摧毁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不能被化约为那些被传播的知识的存货，那些知识是获取成功的武器、工具。它包括世界的诸多方向，以及与之相伴的我们所谓的价值观，无论它们是神学的、道德的还是宗教的。它们使主体的苦难被赋予了意义，或充当对这些苦难的补偿；因此，它们为主体组织其最内在的防御提供了支持。
布尔迪厄谴责象征资本按阶级划分的不平等分配。他是对的，但我认为，这种现象超越了阶级分化。重读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初的任何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抑或再次观看五十年代的电影，我们都可以看到象征资本的丧失。弗洛伊德的同代人和朋友斯蒂芬·茨威格，也许是最清楚这一点的人之一，而且这使得他有时显得非常过时。并不是说不再有价值观了，而是与市场相比，价值观并没有全球化，相反，它们是零散的，是地方性的，是世界上最不共享的东西。而人权试图维持最后一道屏障，防止个人的普遍商品化，但却徒劳无功。
对言语的嘲讽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难道不能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功劳归功于接受人们表述抱怨，承认这一点足以让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一个不是社会秩序的简单工具人，在那里纠正一个症状性的偏差？毫无疑问，这个条件在历史上并非总是给定的，而且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是极权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所排斥的。我们明白为何与如何：在一个绝对的政治或宗教秩序的框架中，只有当个人的声音与唯一的信息一致时，它们才会被接受。从这一点上，所有的真值都会自动拒绝症状性的偏差。这样的话语最终会给精神病医生或各种法官让路，但绝不会给精神分析家-解释者让路。
看来，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完全相反，资本家话语与民主的政治形式结合在一起，似乎把城市的自由交给了最多样的个人声音。更有甚者，它鼓励言说，承认言语的好处，并为各种创伤生产出无尽的「精神/心理」开头的事物。一个接着一个，都成了规则，而我们参与言语现象，没有先例。比如证言实践。今天，它被推到了狂热的地步，独立于一切内容。你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你就更应该表达自己的想法了。一个女人在广播里接受了采访。"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但这不是我沉默的理由" 多么棒的言论啊。
言语垄断的过程当然没有消失，但表达权的意识形态在今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除了轶事，或许再也听不到任何东西，只有对人类不幸的普遍呼声，被宣扬或被否定。这是该现象的另一面。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不会有什么后果。"你喋喋不休，你喋喋不休......"。对言语的极度嘲笑，使其沦为宣泄口的角色，只期望能扼杀消费者-选民的痛苦。而十七世纪优良的谈话艺已不复存在，因为喋喋不休和沉默现在是一体的。缄默并没有被解除：它只是改变了它的条件。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倾听技术空前发展的原因之一，这些技术的目标是痛苦之中的孤立声音，而不是真正为他们寻找帮助。它们有一个补偿性的社会功能。此外，在没有被认可的情况下，这种新的言语体制很可能会维持下去，因为说话，甚至徒劳的说话，本身就是一种享乐，而且没有额外的成本！
由此，我们能对精神分析有什么期待呢？与我们可能想象的相反，这种没有后果的言语文化很难说是有利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更符合我前面所批评的将症状化约为有机失调的做法。对于精神分析来说，它对于假设知道的主体的建立，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沒有假设知道的主体，症狀的动力就无法受到质疑。我们在大多数的首次咨询中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在那里，倾诉的愿望，说出已知的以及被理解，与自由联想以及期望自己未知之事得到解释是相冲突的。
在更集体的层面上，我们可能会担心一些回旋镖效应。如果只有为了增补大他者的媒体的收视率——而这个数字不代表任何一个人——那么，为例外的声音「在实在中返回」的道路不是已经打开了吗？教派的倍增指向了这个方向。所有这些派别都依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一的预言之声，它们寄希望于某种超越性的承诺，这种超越性的承诺超越并席卷了主体。夸耀一般化的犬儒主义，流行于当今各处，对一些拉康派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继续重复说，伟大的集体事业的时代，二十世纪的特权，已经过去了，思想和价值观正在走下坡路，等等。这是事实。然而，也很明显的是，人们在寻求其他事业/原因，这些事业/原因似乎确实来自宗教方面，拉康的确如此预言过。
然而，弗洛伊德对言说之「物」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他已经察觉到，知道自己乃凡人的实存是如何向往那超越自己的东西的。20世纪20年代，他强调，人不仅比他们自认为的更「不道德」，而且也更「道德」，而且尽管他们有相反的愿望，但他们的目标至少是我所说的小「剂量」的理想。显然，这个词汇已经不是我们的了，但拉康涉入了这个论点，虽然用的是不同的术语：任其发展，主体升华了报复， 他在《再来一次》中如是说。毋庸置疑，他们受冲动支配，但语言的效应留给他们的满足——如果不是有限的、零碎的，那就是空空如也，而且肯定无法创造出爱若斯梦寐以求的融合——让他们梦想别的东西。然而这个大他者之物本身，视情况而定，很可能被证明是致命的。那著名的死亡冲动，如果有人希望用这个词来形容任何威胁到话语平衡的东西，那么它不仅处在犬儒式的享乐这边，而且还从绝望的期望中获取养分。那么，在新的世纪里，还要继续。
已经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还强化了隔离。我说的不仅仅是各种排斥所强加的隔离，而且是那激发密切关系的隔离，我们自发选择的那些隔离，是为了在那些症状和我们相似的人，我们的兄弟姐妹中间，再次找到一个位置。最为显著的是：匿名酗酒者，肥胖患者，同性恋者，但也包括高档区的「斯隆漫游者（原指英国上流社会中衣着时髦的传统女子）」。所有这些都是主体如今赖以认同的群体，它们的数量更赋予了它们更大分量。
我再回到精神分析家的问题上。他接收到了萎靡，但他不能梦想着消除萎靡。令他感兴趣的是另一个根据，这个根据产生的总是个人的无意识，它在满足与不满、一边的生活起伏与另一边的享乐真理之间刻下了一道屏障——这个真理通过虚构或「固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作出反应，它向来是特别的，把我们从群体中分离出来，而且只有在一段分析中才会被揭示出来。
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纽带，这种非常独特的社会纽带，完全是由「享乐问题」组织起来的。当我说问题的时候，我并不只是在说处理、调整或治疗享乐。一个问题并不在关怀的辖域之中，它指的是知识，这种知识是分析者从一开始就缺失的，因为他对自己的症状性痛苦从何而来知之甚少，以至于他期望有解释能向他揭示出来。这种朝向实在的分析行动的两极分化，并没有使弗洛伊德式的真理（自由联想仍然是强制性的）短路，但它也不满意该真理的半说，它对共同话语的目的有异议。我们不要受到享乐的各种话语秩序之间可能的对话诱惑：在第一种话语和精神分析话语之间，存在着目的上的对立。
这太真实了，乃至要问：是什么使弗洛伊德的出现和成功成为可能的。弗洛伊德的成功在于，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有精神分析家和精神分析者，主体继续提议做分析，而另有人接受这个提议，以便与他们一同展开一段分析。
蒙面的弗洛伊德
十九世纪末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可能接受新的实践的呢？抵抗并非是没有，这是事实。我只看到一个答案：它不知道。像笛卡尔一样，弗洛伊德也是蒙着面前进的。1实际上，我们知道他的说法：他们不知道我们正在给他们带来瘟疫。经常有人援引弗洛伊德的作品和（自此已经消亡了的）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弗洛伊德的确是这个传统的学者，而且他的发明范围远远超出了治疗学问题。无意识概念为这一传统的主题/主体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一种真正的颠覆，并且有热衷于此的人。但能否严肃地主张，就是这将当时资本家主人的嗜好让渡给他的呢？这一发现在哲学上和伦理上都是颠覆性的，但弗洛伊德并没有作为一个颠覆者前行。
当时，至少在欧洲，是精神病学的一个黄金时代，而精神分析是作为精神卫生实践面对日益增长的神经症而衍生出来的。弗洛伊德的动力来自于神经症的神秘性，因为精神病和性倒错都不是精神分析发明者的缪斯。一边是神经症造成的损害和社会机构登记的损害，另一边是医疗机构的提议无力回应它们，在这两者之间，新技术通过断言其治疗功效和其方法的科学性来推进。新颖、有效、科学：在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挑战资本主义的理想，远远没有。弗洛伊德可以信任他的瘟疫，他度量了无意识，并想象它为古典主人敲响了丧钟。但他没有预见到的是，资本主义对他的享乐主体和真理没有兴趣。挪用科学所特有的对主体的除权弃绝，资本主义只知道对个人的管理——我是说，对无产阶级身体的管理——而如今却赋予其工业的维度。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因为管理享乐和质疑享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因此，问题是：精神分析有什么武器可以使用呢？
[1] 我在这里暗指的是笛卡尔的言论："在踏上世界舞台的那一刻，我蒙面前进"。
译者简介：
张慧强，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实践者与翻译者，接受拉康派个人分析3年有余，参与翻译出版中的作品有《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拉康精神分析临床导论》《拉康论爱》，远程接待成人，联系方式：QQ 690090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