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流淌出他的愤怒

原发布于“燕京书评”（微信版） 撰稿丨马克·恩格勒翻译|王立秋

全文共 8100字，阅读大约需要 7分钟

加莱亚诺的拉美书写，除足球往事外，便是左翼批判色彩的拉美社会史诗。但他最雄辩、最活跃的时刻，是在他以诗人的身份，书写被遗忘者和被征服者、乌托邦的斗争与重生的许诺；至于乱糟糟的政治本身，他没多少话可说。

至少有一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书，可能救了一条人命。1997 年，墨西哥国会议员、反腐败活动家维克托·金塔纳（Víctor Quintana），被人雇凶绑架，惨遭毒打，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根据他的说法，借助关于足球的故事，转移了杀手的注意力，从而捡了一条命。而他给杀手讲的那些古怪而抒情的故事，就出自加莱亚诺出版的那部关于足球的历史。在听完贝利和斯基亚菲诺、马拉多诺和贝肯鲍尔的奇遇后，杀手决定放金塔纳一马。其中一个杀手告诉他：“你是个好人。”

在另一个例子中，事实证明，加莱亚诺的书就不那么吉利了。这一次，在一名死去的游击队员的背包中，人们发现了一本破烂不堪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也就是加莱亚诺写的那本关于半球剥削史的开创性著作。这名游击队员是在与萨尔瓦多的政府暗杀小组战斗时阵亡的。后来，加莱亚诺回忆说，“那本书破得要命，它被子弹打出了一个洞”。

关于被绑架的金塔纳和被杀死的萨尔瓦多游击队员的故事，都是加莱亚诺在最后一部文集《故事猎人》（Hunter of Stories）里讲的，这本书是在他本人去世后的 2017 年才出版的。在 2015 年被肺癌夺去生命之前的几十年里，加莱亚诺被认为是拉美左翼最显赫的文学人物之一。他是经济理论的重要普及者，也是实验文学小品文的创新者。他帮助推动了拉美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也是一位神奇的回忆录作家：他会把自己的生平和时代，和超现实主义的拼贴画并置到一起。长期被迫流亡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

与其他拉美文学巨擘相比，加莱亚诺在批评家那里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和他选择的文类有关，或者说他没有选择任何文类：他偏好议论文和对历史瞬间的捕捉，而非小说。尤其是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还把报道、轶事、历史、神话、证言与游记融进一本书。另一个原因，是加莱亚诺把自己的文学抱负和激进的政治关联到了一起，而在一些读者，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批评家看来，这使得他的作品太过于直白好辩。可如果不理解他的政治，我们就很难理解加莱亚诺是怎样一个人，抑或，为什么他在艺术上的变化会有如此持久的重要性。加莱亚诺的激进投入，使他亲眼见证了过去七十五年来拉美政治的多个重要转折点。甚至，在他致力于为这个大陆的各色人群（他们饱受虐待，却仍不屈服）召唤一个共同的认同感时，他的传记也标记着这个区域的历史。

爱德华多·休斯·加莱亚诺，1940 年出生在乌拉圭蒙德维的亚一个混血欧洲裔家庭。他成长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时正是“发展主义”经济学如日中天之际。在这个时期，拉美各国政府（尤其是阿根廷的胡安·庇隆政府）正在大搞民族主义实验，它们建设地方基础设施，保护国内市场，并用国内制造来替代进口。南锥体是发展主义的中心，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聚集了异常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国家的精英也开始认为，自己的国家已经和崛起的欧洲各国不相上下。

天赋异禀而又不安分的加莱亚诺，在读了两年中学后便辍学做了记者。十四岁时，他就在给社会主义报纸《太阳报》（El Sol）画政治漫画。二十岁时，他当上了乌拉圭左翼周刊《前进》（Marcha）的执行主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继续编辑工作的同时，他也在追求自己的写作。加莱亚诺的一些早期新闻稿，收录在 1992 年出版的文集《我们说不》（We Say No）。在一篇文章中，他叙述了在等待贝利接受采访时与他的随行人员度过的时光，这个写法比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1996年的新新闻主义经典《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FrankSinatra Has a Cold”）要早了好几年。除经常见报的采访外，加莱亚诺发表过一篇与庇隆的讨论稿，文中对庇隆持怀疑态度；一篇充满赞美的切·格瓦拉传略（他在文中说切·格瓦拉是一个“这样一种人的闻所未闻的例子：他放弃了一场自己和几个疯子一起搞成功的革命，转而致力于发动另一场革命”）；以及一篇关于中国末代皇帝的文章，这篇文章真是令人难忘：当时，溥仪刚刚在北京郊外一栋平平无奇的建筑中完成了他的毛主义再教育。加莱亚诺还与当时正在崛起的智利政客萨尔瓦多·阿连德建立了友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种种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以国家安全为主要目标的威权主义国家正在拉美崛起，而自由媒体将变成它最早的受害者之一。早在 1954 年，加莱亚诺就因提到农业改革而遭到审查；而当时，他只不过是以在温和的方式探讨民族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而已。是年，一场在 CIA 支持下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民选的哈科沃·阿本斯政府。加莱亚诺确信，这个事件在拉美历史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则将事件的报道、分析和个人的反思结合到一起，这本书就是后来用英语出版的《危地马拉：被占领的国家》（Guatemala: Occupied Country）。加莱亚诺还深入密林覆盖的山脉与玛雅村民土著交流，在那里还见到了游击队领袖塞萨尔·蒙特斯（César Montes），后者当时正在帐篷里读教宗保禄六世 1967 年发布的通谕《人类发展》。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加莱亚诺的书出版时，乌拉圭民主的前景一片黯淡。1964 年，在邻国巴西，一场政变赶走了若昂·古拉特。1967 年后，乌拉圭罢工升级，萧条越发严重。乌拉圭政权以打击图帕马洛游击队为借口剥夺了公民的自由；随后，1973 年，一个军人集团夺取了政权。几个月后，智利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垮台了。

不久之后，加莱亚诺在蒙德维的亚因为其新闻写作和政治立场而被捕。他后来写道，“他们把我塞进一辆车，把我运走并关进牢房。我在墙上划我的名字。夜里，我听见各种哭喊声。”他只能猜测自己会被关多久，几天，几周，还是几年。最终，“只关了几天”，加莱亚诺指出，“我一直是幸运的。”

之后不久，加莱亚诺离开了乌拉圭，他先飞去阿根廷，在那里帮助创办和编辑了影响力巨大的杂志《危机》；随之，在三年后的那场军事政变颠覆该国政权后，他又飞去了西班牙。加莱亚诺总共流亡了将近十二年。

据说，威廉·福克纳六周就写出了《我弥留之际》。加莱亚诺声称，他写《被切开的血管》只花了十二周。这本书是在乌拉圭情况恶化时以愤怒的情绪书写出来的，最终于 1971 年出版。虽然之前加莱亚诺已经出过几本书了，但《被切开的血管》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在他接下来的日子里，《被切开的血管》一直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最终，这本书一共出了一百多个官方版本和无数个非法版本。

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说，《被切开的血管》是她在皮诺切特夺权后逃离智利时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之一；除此之外，她只带了“一些衣物、家人的照片和一小包我花园里的土”。而喜欢反讽式反转的加莱亚诺也乐于宣称，政府的审查是对他著作的最好宣传。在《故事猎人》中他写道，《被切开的血管》“有幸受到一些军事独裁政权的青睐，它们禁了它。事实上，正因为被禁，那本书才有了这样的盛名。”

通过把拉美全部放进一个共同的政治经济框架，《被切开的血管》叙述了在欧洲征服者和美国“公司”劫掠的五个世纪里，这个区域富饶的资源是怎样被榨取并养肥了少数地方精英和大量外国利益集团的。这个区域的动脉，流出了波托西的白银和黑金城的黄金，以及治理大草原的硝酸盐和加勒比群岛的糖。

加莱亚诺强调，他是以一名非专业人士的身份来写这个主题的，他试图赋予历史生命（在他看来，当时流行的这个区域的历史就跟木头一样没有生命）；他指出，“我知道，有人会指控我亵渎，说我用关于爱情或海盗的小说的风格，来写政治经济”。不过，虽然他这么说，但《被切开的血管》还是展示出一种伟大的、博学的厚重；他不但赋予了历史生命，还说对了很多事情。美版《被切开的血管》的出版商每月评论出版社的编辑，这样描述这本书的：它“也许是自马克思以来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最精彩的描述”。

不止于此，《被切开的血管》还是一部普及所谓“依附论”的关键著作。传统的发展叙事认为，在通往现代性的路上，所有国家都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就像秘鲁解放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解释的那样，“欠发达国家……被认为是落后的，它的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依附理论家则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论题：在他们看来，拉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家是怎样从依附它们的“边缘”经济体榨取原材料，并因此而阻碍其现代化能力的。这些理论家认为，全球北方的富裕和全球南方的贫穷是结伴而来的。就像加莱亚诺强调的那样：“欠发达不是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它的后果”。

与依附论的信条同等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理论本身就起源于边缘；它代表一组大胆的命题，这些命题主要是由拉美人提出的，并植根于他们的民族经验。换言之，这个理论如同拉美在智识上的独立宣言。

依附论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更激进的拥护者手中，依附论暗示着比发展主义的有限的民族主义尝试更具爆破性的变革。当加莱亚诺回顾数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讲出这个关于冷酷而没完没了的剥削故事时，他也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看到了希望：“所有在拉美饱受折磨的历史上被绞杀或背叛的革命的幽灵……都在新的实验中出现了，仿佛过去的矛盾预见并引起了当下。”当乌戈·查韦斯在2008年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把《被切开的血管》赠给巴拉克·奥巴马时，它是一件意味深长的礼物；这件事情，也使这本书短暂地跃居亚马逊销售榜榜首。

在流亡中，加莱亚诺实现了他自身一些最伟大的艺术突破。在此时期，他写了一本关于“肮脏战争”时代的动人回忆录《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 of Loveand War）和一部实验小说。不过，他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作品是历史小品文，这些小品文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列，并于 1982 年和 1986 年间分三卷出版，题为《火的记忆》（Memory of Fire）。

在《被切开的血管》出版后不久，加莱亚诺开始相信，政治经济学给他提供的视野太狭隘了。他写道，“我不后悔，可我担心，那本书（《被切开的血管》）可能把历史简化成一个单一的经济维度了。而如果我所谓的历史就是现实——关于现实的鲜活记忆——就是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得记住）生命用多种声音来歌唱。”《火的记忆》，就是加莱亚诺把握这些声音、呈现美洲的无限多样性的尝试。为编排这个巨大的合唱，他追求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组装出一部由数百个简短插曲构成的庞大的印象式半球史（它们中的许多篇幅不足一页）。

《火的记忆》的叙事，从前-哥伦布时代的神话开始，经征服、殖民主义和独立而向当下的时代推进。读者可能在某一页上读到西蒙·玻利瓦尔或贝西·史密斯，读到奥古斯托·桑地诺或约瑟夫·麦卡锡，读到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或巴斯特·基顿。加莱亚诺用寥寥几笔画出了土著仪式和奴隶起义的模样；他展示了在阿根廷兴高采烈地跳舞的艾莎道拉·邓肯，以及在监狱中通过研究《唐·吉诃德》来学习阅读的潘乔·微拉——作者指出，这是一本由一个同是囚鸟的人写出的故事。

在加莱亚诺看来，自己是在为这个区域的人民做贡献：将他们从被强加的失忆症中努力拯救出来。在他的泛美洲观核心的，是这样一个理念或希望，那就是，在这片大陆最深刻的记忆中有解放的潜能。他后来在《拥抱之书》（The Book of Embraces）中写道，“共同体——共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美洲最古老的传统”。“它属于最早的时日和最初的人民，但它也属于前方的时代，并预见了一个新的新世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则是外来的：和天花、流感一样，它来自海外。”

《被切开的血管》和《火的记忆》都是史诗级的作品，尽管它们成为经典的方式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能有这样的两部作品就足够了。但加莱亚诺又继续写了三十年，不断地砥砺小品文的技艺。可以说，《拥抱之书》是这种风格的最精美的例子。这本 1989 年出版的书是对加莱亚诺先前实验的综合，它拓展了作者的回忆录，重述了他流亡的最后几天。在自传之间，加莱亚诺加入了对历史瞬间的捕捉、政治分析、散文诗和其他人讲述的关于他的轶事，所有这些都只是简短的“抓拍”。“在阅读你的作品时，让我感到神奇的是，我没法给自己在读的东西分类”，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在一篇致敬文中写道。在《拥抱之书》中，日记、历史、证言和评注混到了一起。

加莱亚诺也会使用视觉艺术品。在《拥抱之书》中，他收入了自己的超现实主义拼贴画——他把文艺复兴时代版画和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JoséGuadalupe Posada）的跳舞的骨架合到一起。画上画的可能是一个从低音大号喇叭口出来的阿兹特克战士，或一只在玉米杆头开花的人眼。在一个地方，加莱亚诺开玩笑地向一位朋友建议，他们可以发明一种“魔幻马克思主义：“一半是理性，一半是激情，还有一半是神秘。”

加莱亚诺后期的一些作品是围绕具体的主题来组织的，比如说《足球往事》（1995）和《镜子》（Mirrors, 2008），后者把《火的记忆》的计划扩展至世界史。不过，我们还可以把他的数千小品文看做一部单一的作品——加莱亚诺的全部作品（oeuvre）的统一性比大多数作者都要强。不是所有这些“抓拍”都同样的有效：在不那么有效的时候，加莱亚诺可能是伤感的、可预测的或煽动性的。我们最好对照其他历史来阅读加莱亚诺的文本，而不要试图用它们来替代更加谨慎的学术研究。他的万花筒式的片段，往往会提供新的转折，并引起读者对历史（众所周知的历史和隐秘的历史）的好奇。

在《火的记忆》的一篇小品文中，加莱亚诺讲述了“血库之父”查尔斯·德鲁的故事，在二战期间红十字会禁止非裔美国人献血（意在避免不同种族的血液混到一起）后，他立马退出了红十字会（德鲁本人也是黑人）。在另一篇小品文中，加莱亚诺抱怨了语言的堕落，他指出，乌拉圭独裁统治下最大的监狱竟然叫“自由”。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讲述了一个老人的故事，这个老人让人从家中偷走一抽屉情书，仅仅是为了让小偷再把那些情书一封封地给他寄回来。

在更往后的作品中，加莱亚诺维持着一种热情的政治投入感。当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回到乌拉圭的时候，他对西方强加给本区域新恢复的民主制度的限制深表怀疑。这些经历过军事统治的国家担负着对 IMF 的债务，并且不得不对它言听计从，因为 IMF 决定了它们能不能使用国际信贷。许多这些新政府接受了 IMF 分配给它们的角色，变成紧缩、私有化和开放市场计划的管理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开始了。

考虑到这个语境，加莱亚诺警告拉美人，他们与其说是真正的民主参与者，不如说是“民主秀”的旁观者。他把不能做出决定经济政策的选择的状态，比做在被医疗约束带束缚的情况下生活——他因此而预见了后来臭名昭著的自由市场吹嘘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变态做法，后者试图把新自由主义的“金紧身衣”描绘成积极的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加莱亚诺的批评，使他成为新兴的全球正义运动的重要表达者之一。在1998年的《颠倒看世界：写给当代爱丽丝的漫游指南》（Upside Down: APrimer for the Looking-Glass World）中，他描绘了这场运动的远大前景。他参加了1996年的第一届萨帕塔大会（encuentro），也是2000年初阿雷格里港世界社会论坛上的贵宾。在那些年里，加莱亚诺虽然备受追捧，却从未把自己呈现为某种运动的官方代言人，甚至都不说自己是记者。

2014 年春，关于加莱亚诺后悔写了《被切开的血管》的谣言大肆流传。《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题为《七十年代宣言的作者改变了心意》（“Author Changes His Mind on ‘70s Manifesto”）。加莱亚诺长期以来的诋毁者们也纷纷弹冠相庆、欣喜若狂。对这些人来说，加莱亚诺一直是一个单向度的好辩者，而依附论也只是对南北关系的简单化叙述罢了。其实，加莱亚诺不过是在一个公开场合重申他过去多次声明的要点而已。他只是再次强调，在他写那本书的时候，他既非专业经济学家，亦非历史学者；他一直认为有必要发展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因此，在被迫重读自己年轻时写的散文时，他会感到痛苦。他后来还解释说，那些自以为是地说他后悔了的人“满怀恶意，令人恶心”。任何读过《故事猎人》和加莱亚诺在书中表达的对女性主义运动组织者的赞美和对现代血汗工厂的愤怒的人都知道，在自己的左翼信念上，加莱亚诺自始至终都不曾后悔过。

不过，在加莱亚诺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还是发生了不少重要的变化。在激进理论家那里，依附论早就是一个不起作用的模型了，不是因为它本身错了，而是因为它被世界体系分析给取代了。以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先驱的世界体系论，在借鉴依附论的同时，给它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

拉美的实践政治地形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加莱亚诺以记者的身份声名鹊起时，另一个年轻的乌拉圭社会主义者何塞·穆希卡，正投身于图帕马罗游击队的事业。后来，穆希卡被击伤、逮捕，并被囚禁了十多年；接着，四十多年后，他宣誓担任自己国家的总统。穆希卡的上台，是“粉红潮流”的一部分，这个潮流也使中左翼政府在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厄瓜多尔、巴拉圭和萨尔瓦多登上了权力的舞台。现在，在这些经历过军事独裁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时代的国家，过去体制的最坚定反对者变成了统治者。

随着拉美的“粉红浪潮”的兴起，加莱亚诺的人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可以自由地写作，到处旅行，并对专注的听众演说。就像《故事猎人》中的几则轶事所说的那样，有人来公共场合找他，不是为了要签名，而是想给他讲自己的故事，因为显然，加莱亚诺知道怎样聆听。这一时期，也与加莱亚诺被暗杀小组而非仰慕他的粉丝纠缠的那个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2015年，在74岁的加莱亚诺去世的时候，这个区域的多位领导人给他的家人发来了慰问。他们中的一位，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还提到，在他上一次访问蒙得维的亚的时候，他还和穆希卡一起看望过加莱亚诺——不是什么大场合，只是这位作家和两位国家首脑随兴的家中小聚。

不过，有趣的是，在左倾政府掌权拉美的那个时期，加莱亚诺的评论反倒柔和了。他赞美了莫拉莱斯在 2006 年选举中的胜利（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第一位土著总统），并在米歇尔·巴舍莱当选时欢呼（巴舍莱是酷刑的幸存者，也是智利第一位女总统）；但他几乎没有评论过他们之后的行政工作。说到底，加莱亚诺最雄辩、最活跃的时刻，是在他以诗人的身份，书写被遗忘者和被征服者、乌托邦的斗争与重生的许诺的时候；至于那些极点之间乱糟糟的政治，他没多少话可说。因此，他把这个关键问题留给了我们：发展主义注定就此停息吗，还是说，人们还会发明出新的东西来迭代它？左翼政府能摆脱化石燃料的“榨取主义”吗？社会运动和进步国家能保持建设性的张力关系吗？还是说，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抗？

以上追问，并非加莱亚诺的文学需要探讨的问题。故而，在它们变成今日之困境的同时，加莱亚诺关于拉美写作的迫切性，也在逐渐消失。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介入的作家，成功地找做到了以同样优雅的方式，来叙述这个区域迅速变化的局势。1987 年，批评家让·弗朗哥（JeanFranco）在《国家》上撰文评论《火的记忆》头两卷时论述说，自巴勃罗·聂鲁达的《一般之歌》（Canto general, 1950）以来，拉美的抵抗故事已经变得如此复杂而多样，以至于任何文学上的努力，无论多有抱负，都不再有把这个故事讲全的希望了。当然，他说得也有道理——反过来说，任何人也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整地绘制他所处的社会版图与政治版图；但要说加莱亚诺广泛的探索和碎片化的风格向众人敞开了大门也没错。“一种在危机与变革进程中诞生，沉浸于时代的风险与事件中的文学，的确有助于创造新现实的象征”，加莱亚诺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是这么说的，“歌唱生于美洲的痛苦和魅力并非徒劳的。”

Mark Engler, “The Pan American: The Worldof Eduardo Galeano”, The Nation, August 16, 2018,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the-pan-american/。经作者许可翻译刊发。

本文作者马克·恩格勒（MarkEngler），美国作家，《异见》(Dissent)编委会成员，著有《怎样统治世界》（How to Rule the World, Nation Books, 2008）和《这是一场起义》（This Is an Uprising, Nation Books, 2016）。 本文译者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