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ude Lévi-Strauss：Tristes tropiques

1.南比克瓦拉语包括好几种方言，没有一种被研究过，其语言有特别的字尾和特别的动词形式。语音不明晰，常如同悄悄话或喃喃自语。他们的语言属于曾经繁盛过的一个伟大文明的语言，介于墨西哥古文明与秘鲁古文明之间。 考察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应列维的要求，一个部族的首领安排了同其他部族的会面。调查者的意图在于，通过这次意外的集合得到推测出南比克瓦拉人人口规模的线索。已经熟知调查行为的该首领在集合的地点将调查者的存在计算在内，为了自己的威信，取出一张波浪状曲线的纸，开始表演读纸上的内容。就这样，书写文字首次出现在南比克瓦拉人中间。书写只是被借用来作为一种象征，其目的是社会学的，而非智性上的使用，而且文字的真相一直没被理解。文字不是用来取得知识、帮助记忆或了解事物，而只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情感与地位，或者用以增加一种社会功能的权威与地位，其代价是将其余的人或社会功能加以贬抑。一个仍然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也能猜得到，这项可以借之达到了解的伟大工具，即使他自己并不晓得其真相，他也知道这工具可以用来做其他用途。 列维由此反思书写的功能，反思文字与文明之间的互变关系。他发现新石器时期早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当时发明了农业、豢养动物以及种种手工艺，但文字尚未出现。文字只能被看做是新石器时期生产工具革命的一项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而不是产生新石器革命的先决条件。即使在与文字关系密切的建筑方面，埃及和苏联、美国的建筑成就也并不高于文字诞生之前美洲民族的建筑成就。 在列维去过的那个南比克瓦拉人的村落，那些地位较低的成员却是最富理性判断力的人。他们在酋长企图运用一种文明手段时，便不再信任和支持他。他们模糊地意识到，书写文字与欺骗并进，突然侵入他们的社区。而那位酋长能够立刻了解到书写可以增加他的权威，也就是一下子掌握了一项制度的根本性质，虽然他还不知道怎样运用。列维由此联想到，文字似乎是被用来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人类的工具，即书写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统治者进行奴役，而非解放。把书写文字用作不关切利益的工具，用作知识及美学上的快感的源泉等等则是次要的结果，而且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来强化、合理化和遮掩进行奴役那项主要功能。列维发现，欧洲国家强迫教育的系统性的发展史是和服兵役制度的扩张以及人口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齐头并进的。扫除文盲的战斗与政府对公民的权威的扩张紧密相连。每个人必须要识字，然后政府才能说，对法律无知不能构成借口。 2.在婚姻方面，南比克瓦拉酋长享受一夫多妻的特权，也就是整个族群将一夫一妻制度所保护的个人性的安全感拿出来与集体安全交换，群体成员认定酋长要对集体安全负责。每个男人只能得到一个女人，而酋长得到多个女人，以保障群体免于饥饿和危险作为回报。这是一种互酬式的契约。这类似于现代社会，公民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政府，以换取政府对全社会的保护义务。 这使得列维注意到南比克瓦拉人生活的另一面：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传统的社会学理论认为原始社会的酋长是象征性的父亲，因此国家的基本形式就是家族的发展。但列维在南比克瓦拉的研究则表明，在最基础的权力关系行为背后，隐含着一项与生物性现象相比全新的要素，即“同意”。权力来自同意，并受同意制约。那些单向性的政治关系，比如独裁、老人统治等，只有在原本已具有复杂结构的群体中才能出现。在原始的简单形式的社会组织里，上述统治方式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关系归根到底不过是酋长本人的能力和权威，与群体的大小、团结程度、主观善意之间的一种协调而已；所有相关的各个因素都互相影响。 列维据此认为，契约与同意正好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原料，根本不可能想象能有任何一种政治组织里可以缺少这些要素。在酋长和他的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更新的礼物、特权、服务与责任的均衡关系。酋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群体中天然有人渴望名望，愿意担负责任，担负本身即是酬劳。即使像南比克瓦拉这样缺乏竞争的社会，也同样存在。这并非完全源于社会层面，而是属于一切社会的基本心理。 3.1950年，列维-斯特劳斯访问处于北半球热带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他看到了一个可怜的东方，一个由工人住宅和廉价公寓组成的亚细亚。一大堆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成百万成百万地挤在一起。在卡拉奇，工人居住在有如集中营的水泥格子里，那拉扬甘吉的工人住宅则让他想起在法国参观过的快速养鹅场，“把人类生活化约成纯粹只是排泄功能的演练。”这个未来的亚细亚，摒弃了任何形式的异国情调，与三千年前亚细亚人发明出来的那种单调乏味却异常高效的生活方式链接起来。杂乱、邋遢、疯狂地生长，仿佛仅仅是把赤道地区的繁茂丛生转化到人类层面罢了。 在美洲，列维最先注意到的是自然景观和城镇景观，而这两种事物都是由其形状、颜色和特殊构造所界定，使它们具有一种独立于占用其生命物的存在。在印度，这些大型事物已经消失，已经被历史毁灭，化约成一片物质的或人类的沙尘，这沙尘已成为唯一的真实。在美洲，列维所看到的首先是物质的宇宙，而在印度，只看到人类。一个社会学的秩序，经过几个世纪的使用毁损，正在崩坏之中，被各式各样的私人人际关系取代，人类密度整个、完全地穿插在观察者与解体中的观察对象中间。在这种前提下，“次大陆”（sub-continent）一词，在印度也常用来自称，有一层新意。 在列维-斯特劳斯心中，欧洲、印度、北美和南美代表了地理环境与人口密度结合的所有方式。欧洲和亚洲两者一个一直成功，一个一直失败，一个取走所有的好处，一个只能捡拾贫穷和苦痛。亚马逊的美洲是一块贫穷的热带，但人口数目少，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另一种因素，同处热带的贫穷地区，南亚人口众多，一种因素使另一种因素更加恶化。无论怎样看，南亚永远是殉道的大陆。所谓南亚次大陆，不仅单纯地指它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似乎也是指一个不再值得称为大陆的世界。 在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1000人的南亚，列维完全了解到热带美洲由于完全无人居住或人口的稀少所享受到的历史特权。他意识到，自由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发明，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确恰当的文明才能创造和保有的东西。自由是个人及其所占有空间的一种客观关系的结果，一种消费者与其所能应用的资源的客观关系的结果。一个人除非出于天真或不成熟，才会认为人们能够完全不受其生存处境的影响去选择其信仰。不但不是政治制度决定社会存在的形态，而是社会存在的形态赋予表达其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意义。意识形态只是一组符号，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确实存在的情况下，才构成一种语言。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误解主要是语义上的问题。那些西方人想在东方广为宣扬的观念或指涉者所要指涉的指涉物不是性质不同，就是根本不存在。东方的人们不会自觉到在被奴役，而是相反，如果他们渐渐走向强制劳动、食物配给和思想钳制，他们会觉着是被解放，因为他们可以因此得到工作、食物和一定程度上的知识生活。 印度在三千年前尝试以种姓制来解决其人口的问题，把人群按照血统与肤色分为等级森严的四级。为保证每一群体有其特殊的自由，强迫其他的放弃享受与之冲突的自由，结果造成一个互相从属的体系。印度的伟大失败表明，当一个社会人口太多的时候，不论其思想家如何天才，只能产生使一些人沦为奴仆的社会。一旦人类开始受他们的地理、社会与心理习性压抑而不得伸张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被诱采取简单的解决办法的危险，把同类的一部分认为没有做人的权利，人对同类进行有系统的贬值，这并非一种短暂的污染。对此言行不一或视而不见，等同于罪恶。列维担心亚洲目前正在经历的景象，就是世界未来的景象。在亚马逊部落，他愉快地回想到曾经有过的一个时代，那时人类与他所占有的世界成比例，自由的享受和指称自由的象征之间还存在着真实确切的关系。 4.列维拜访的贫穷的北半球热带国家（包括稍后到过的缅甸），属于伊斯兰教和佛教信仰兴盛的地区。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人类为了免受死者的迫害，免受死后世界的恶意侵袭，免受巫术带来的焦虑，创发了三种大宗教。大致是每隔五百年左右，人类依次发展了佛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令人惊异的一项事实是，每个不同阶段发展出来的宗教，不但不算是比前一阶段更往前进步，反而应该看作是往后倒退。佛教里面并没有死后世界的存在：全部佛教教义可归纳为是对生命的一项严格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严格程度人类再也无法达到。释迦牟尼将一切生物与事物都视为不具任何意义。佛教是一种取消整个宇宙的学问，它同时也取消自己作为一种宗教的身份。基督教再次受恐惧所威胁，重建起死后世界，包括其中所含的希望、威胁还有最后的审判。伊斯兰教做的，只不过是把生前世界与死后世界结合起来：现世的与精神的合而为一。社会秩序取得了超自然秩序的尊严地位，政治变成神学。最后的结果是，精灵与鬼魅这些所有迷信都无法真正赋予生命的东西，全都以真实无比的老爷大人加以取代，这些老爷大人还更进一步地被容许独占死后世界的一切，使他们在原本就负担惨重的今生今世的担子上面又加添了来世的重担。这个例子充分支持人类学家老是要追溯事物制度的源头的野心。人类除了在最开始的时候之外，从来没能创造出任何真正伟大的东西；不论哪一个行业或哪一门学问，只有最开始的启动才是完全正确有效的。其后的所有作为，都深具迟疑，多有遗憾，都是试图一步步、一片片地再掌握那些早已被抛在脑后的事物。 佛教把性欲中的狂潮与焦虑消除后，重整于人体本身。伊斯兰所采取的是相反的步骤，沿着男性取向发展。伊斯兰把女人关在一旁，不使人接触母性乳房：男人把女人世界转变成一个封闭的个体。毫无疑问的，伊斯兰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望得到宁静，但这把宁静建基于隔离原则上面：把女人隔离出社会生活之外，把不信者隔离出精神共同体之外。佛教则是完全相反，佛教把宁静看做是一种融合：与女人融合，与全人类融合，同时把神性表现成一种无性的面貌。与佛教普世同仁的慈悲相比，或与基督教渴望对话的欲望相比，伊斯兰教的不宽容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存在，他们保护自己，使自己免于自我怀疑和受辱的唯一方式是把其他人负面化，把其他人视为一种相异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见证。 列维注意到，伊斯兰教徒和法国人具有同样的书卷气，同样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精神，也同样固执地相信，只要能把问题在纸上解决，就等于已经消除了问题。伊斯兰一直把眼光凝固在7个世纪以前的社会，那时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至今依然有效。而佛教的最高境界在其最早的胜迹里依然气息清新，如其今日一些比较简陋的表现形式。并且，他将佛教与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对比，认为两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相同，只是运作层次不同，不存在任何对立和矛盾。如马克思的批判使人类从原始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佛教的批判则使人类获得完全的解放。 5.在《忧郁的热带》的开头，列维-斯特劳斯就说：“我讨厌旅行，我恨旅行家。”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书中有很多关于旅行的思考可以解答这个费解的问题。 当列维第一次横穿大西洋驶向美洲，他想起古代航海者行经这未被探险过的地域时，他们心中并不是要发现新世界，而只是要证实旧世界的历史。他们证实了亚当与尤利西斯确实存在过。当哥伦布第一次横越大西洋，船抵西印度群岛时，他或许以为所到之地是印度，不过，他更确定的是发现了地面上的天堂之存在。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已有400年，但仍然无法完全扫除一两万年以来新世界一直是在历史的变易之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巨大的时间差距。 列维叹惋着旅行，那些塞满各种梦幻似的许诺，如魔术一般的箱子，再也无法提供什么未经变造、破坏的宝藏了。因为，一个四处扩张兴奋过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击破，再也无法还原。热带的香料，人类的原始鲜活性，都已被意义可疑的一片忙乱所破坏变质。“一片忙乱迫使我们压抑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过污染的记忆。” 他看到，波利尼西亚的岛屿被水泥覆盖，变成停靠在南海的航空母舰，整个亚洲像极了一个破落的光线阴暗的郊区，非洲到处可以看见匆忙搭建的小城镇，军用和民用飞机在来不及破坏原始森林的原始性之前就开始侵犯其纯真无邪。在此情况下，旅行只能使人更加面对历史的不幸面。他痛苦地看到伟大的西方文明的病象，在它具有精致而复杂的秩序与结构的同时，污染和毒害了整个地球。今天西方学者所能研究的社会只不过是些能力已衰弱的社群和被伤害砍伐过的社会形式，而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他们曾经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全面发展与完美的程度。这些原始社会因欧洲文明而破碎。对于广大无辜的人类来说，欧洲文明如同一个庞大无边的无法理解的灾难。这个巨大的灾难是欧洲文明的第二张面孔，与人们熟知的第一张面孔同样真实，无法否认。 文明并不意味着唯一性，过去的旅行意图在于给自己枯燥乏味的文明带来一大堆新鲜的感性经验，今天则是带来图片、书籍和旅行故事，种种道德上的香料味素。即使说故事的人再真诚，也无法提供真实的东西，因为真实的旅行故事已经不可能。为了使得人们接受，记忆都经过了整理选择。这种过程在最真诚无欺的作者身上，在无意识的层面进行。 列维认为，旅行不仅在空间进行，同时也是时间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任何印象，只有同时与这三者联系起来才显示出意义。因为空间本身就需要三个坐标，所以要完整描述旅行经验，必须同时使用五个坐标。旅行不仅把人带往远处，还使人们的身体交换了空间，同时不论更好或更坏，也使人们脱离自己原来的阶级脉络。欧洲的旅行者，对于他无法用习以为常的观念加以描述的地理景观会感觉不安。由于自己的地理景观明显被人类征服，因此对原始的自然景观很不习惯。原始景观看似充满野性，但实际上只是人与自然互动较为缓慢而已。 列维反对猎奇式的探险，既不是从事科学上的新发现，也不是在创造诗篇或文学，产生的有形效果非常有限。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的过程本身，而不是这样做可能有什么目的。“在许多意义上，野蛮民族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敌人，我们的社会在快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就假装他们具有高贵性质，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成为我们的对手时，却又对他们充满恐惧和厌恶。” 在他看来，亚马逊森林里的野蛮人是感觉敏锐、毫无力量的被牺牲者，他们是被机械化文明所捕捉的可怜的一群。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去了解正在毁灭他们的命运的真相，但他拒绝相信那种比他们自己的魔术更站不住脚的魔术、那些仅仅满足观众好奇心的彩色照片。把野蛮生活消灭掉还不满足，甚至浑然不知野蛮生活已被消灭的事实，读者大众甚至还热切地需要用历史早已消灭掉的人和社会的影子来满足历史的怀旧的食人主义。 列维所理解的在新世界的中心所进行的冒险之意义是：首先，那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对那个世界的被毁灭这项罪恶负责任；其次，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新世界，既然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对立使我们因此意识到我们自己，让我们至少用它原本的名词把它表达出来，表达的地点则是那个地点，在那里我们的世界丧失掉新世界多提供的一个机会，没能在各个不同的传教站之间做选择。 像所有的人类学家一样，列维希望能活在真正旅行的时代，能看到未被污染、破坏和弄乱的奇观的原貌。每次把时间上推5年，就能挽救一个风俗，得到一项祭仪或分享一种信仰。他又深感旅行的悖论：假如我能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亲眼目睹那些奇观异象，但却看不到那些现象背后的意义，甚至厌恶和鄙视。要么就是现代的旅行者，到处寻找那些残存的痕迹。无论哪一种，都是失败者。更残酷的是，当抱怨永远看不到那些消逝的过去的影子时，可能对现在正在发生的真实熟视无睹，因为我还没有能力看清当下。“或许几百年后，就在我在的这个地方，有后来的旅行者和我一样绝望，会对我看到却未在意的一切的不复存在而哀悼。我受一种双重的病态所困扰，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反感，但又不停责备自己没能看到那么多我该看到的东西。” 列维自问：“我是这些扫除原始森林的人的老前辈，我会不会是唯一的除了一把灰烬之外什么也没带回来的人呢？我会不会是替逃避主义、根本不可能这一事实做见证的唯一声音呢？像神话中的印第安人一样，我走到地球允许我走到的最远处，当我抵达大地的尽头时，我询问那里的人，看见那里的动物和其他东西，得到的同样是失望的结果：他笔直地站立着，痛苦地哭泣、祈祷、号叫，但是还是听不到什么神秘的声音。他睡觉的时候，也没有被带往有各种神秘动物的庙堂里去。他已完全明白确定，没有任何人会赋予他任何力量、任何权力。” 6.告别吐比卡瓦希普人返程，此时距离列维-斯特劳斯放弃大学职位、离开法国已经5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以前的同事有的已经在学术道路上青云直上，有的已经从政成为国会议员，不久就要当上部长。“而我自己呢，仍然在沙漠荒原中踱来踱去，在跟踪几个病态的残余的人类”，甚至还要遭受研究对象的欺侮。特别是停留在肯波塔弗期间，目睹同行的人们一个个死于疟疾或身患眼疾等疾病，列维不由地怀疑自己万里迢迢跑到地球那一半做人类学研究的意义。放弃自己的环境、朋友和生活方式，花费不菲的金钱和可观的经历，危害自己的健康和安全，难道这一切真正的目的只是为了能让自己被一两打情况悲惨、注定不久就要绝种的人物所接受吗？ “到底因为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中断自己存在的正常途径。这一切会不会只是自己的一种手法，一种聪明的旁门左道？”列维痛苦地写道：“经由一项令人惊奇的哑谜，我的探险生涯，并没有向我展现一个新世界，反而是造成把我带回到原来的旧世界去的结果。在一个没有多少双眼睛注视过的地区旅行，和那些使我能够在时光上回溯好几千年之久的社会分享其存在的经验，结果是我自己已经不再对两个不同世界拥有完整的意识。我如果不掩饰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的轨迹的话，我确实相信过自己已经扬弃了那个文化。”但是，在马托洛洛索西部的高原上，一连好几个礼拜，萦绕在他头脑中的是一段被记忆篡改的乐曲——肖邦作品第十号，钢琴练习曲的第三号。他突然产生了将困扰自己的问题变成一场舞台剧的念头。随后，他用了整整6天的时间投入到舞台剧的写作中，但6天过去了，灵感枯竭，剧本仍未写成。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部未完成的舞台剧取名为《奥古斯都封神记》，根据高乃依的《西拿》改编而成。作为罗马皇帝的奥古斯都，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最大成功，但他想借助封神的仪式来脱离社会，回归自然。而他的妹妹的恋人西拿是一个脱离社会，隐居和漂泊十年的探险家，在热带丛林和荒漠中吃蜥蜴、蛇和蝗虫，同贫穷和疾病打交道，收集恐惧、寒冷、饥饿和疲惫所引起的感觉。毫无疑问，这带有列维这样的人类学家生活的影子。但实际上西拿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对奥古斯都的一切都感到嫉妒。两个人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让西拿杀死奥古斯都，这可使得西拿以反社会的名义重返社会。而且这样两个人就都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不朽——奥古斯都将能享受书本上的、雕塑上的和崇拜上的官方不朽，而西拿也可以享受到弑君的恶名之不朽。两个人都悲剧性地自我转向，都想毁灭对方，却不惜一切代价，想保存对方过去所代表的意义。最后的结果是奥古斯都擒获了西拿，他成为了神，但却是人类中的神，同时他赦免西拿。对西拿而言，这只构成另外一项失败。 在《奥古斯都封神记》这个寓言中，深刻地寄寓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自我怀疑和对人类学家职业处境的思考。人类学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决定放弃社会，把自己的耐心和热诚留给另外一个社会，而且常常是一个最遥远最陌生的社会？他选择人类学做职业，就是把他的耐心和热忱从本国身上转走。他所赋予异地社会的价值——那个异地社会与自己的社会差异越大，就被认为价值越高。他由于厌恶或敌视他人生环境的习俗风尚，而在另外一个社会里看到价值。人类学家在自己的社会里，往往倾向于颠覆传统和现有秩序，但当他处理一个和他本身不同的社会时，却满怀尊敬，甚至到了采取保守主义观点的地步。人类学家要么遵守自己社会的规范，对其他社会仅保持好奇的兴趣，要么就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献给其他社会，而使客观性受损。他必须不得不把自己至少从一个社会里抽离出来，才能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给所有的社会。这样做的结果也就使他自己犯下罪过，与他认为那些不同意人类学工作有其特殊价值的人所犯的大罪过性质完全一样。 早在第一次去往美洲的旅程中，列维发现在马丁尼克用古老过时的方法酿造的朗姆酒，要比波多黎各现代化酒厂中酿造的更为香醇。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在马丁尼克酿酒过程中，由于工艺条件所限，渗入了各种不纯的杂质。他意识到，文明的迷人之处主要来自沉淀其中的各种不纯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借此放弃清理文明溪流的责任。社会生活也就是一种毁灭掉使社会生活有味道之物的过程。我们要把包括我们自己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加以比较研究的种种努力，被认为归根结底不过只是一种欲说还休的、自以为自己社会比其他所有社会更优越的手法罢了。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欧洲社会是唯一产生出人类学家的社会，正是因为西欧深受强烈的自责所苦。这种强烈的自责迫使它去把自己的形象和其他不同的社会做比较，希望在比较之后，那些社会也被表明为具有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或者是可以借以帮助解释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是如何从自己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人类学家比别人更无法忽略他自己的文明，更无法认为自己和自己社会的错误缺点毫无关系，因为人类学家本身的存在除了是一种取得救赎的努力以外根本就无法理解，人类学家是赎罪的象征。 人类学家没法在任何地方适得其所，注定陷入一种深深的无根性。人类学家面对的问题常常穿越辽阔的地球和千年文化，所能依据的研究线索和现象往往细微而飘忽不定，而且历史中充满巨大的断层和空白无从弥补，使得人类学家时常“徘徊于最谦卑的听天由命与最异想天开的野心勃勃之间。什么都不可能，又充满无限可能。像对着无边的黑暗无从言语，甚至不知道这黑暗是否注定一定持续下去。” 这个世界开始的时候，人类并不存在，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人类也不会存在。在全书的结尾，列维用充满诗意与激情的笔触写道，他将用一生的时间加以描述，人类设法了解的人类制度、道德和习俗，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光辉花朵，对整个世界而言，这些光辉的花朵不具任何意义。即使有意义的话，也不过是在整个世界生灭的过程中允许人类扮演人类所扮演的那些角色罢了。人类并不具备独立于整个衰败过程之外的特殊地位。人类无法扭转世界的衰亡，相反似乎成为加速整个世界事物秩序瓦解的催化剂。从人类诞生到钻木取火再到劳动和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发明，除了生儿育女之外，人类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不断地破坏那些数以万计的结构，把那些结构分解到无法重新整合的地步。城市化和农业也是创造惰性的工具，城市化与农业形成的种种组织，其速率与规模远比不上两者所导致的惰性与静止不动。人类心灵所创造出的事物，其意义只在人类心灵还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整个人类文明，是一种异常繁复的架构和过程，类似于物理学里的熵。列维深感人类沟通的艰难，而在未沟通以前有信息隔阂存在，隔阂的存在同时存在较大程度的组织性，人类学实际可改称熵类学，改为研究最高层次的解体过程的学问。 就像个人并非单独存在于群体里面，就像一个社会并非单独存在于其他社会中一样，人类并不是单独存在于宇宙之中。当有一天，人类文明所形成的色带被我们的狂热推入到一片空无之中，只要我们仍然存在，那条使我们与无法达到的点连接起来的弧形就会存在，就会展示出一条与通往奴役之路相反的道路。人类或许无法追随那条道路前行，但思考那条道路使人类具有特权使自己的存在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