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留杭见闻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外过年，在杭州呆了这些天，有了一些不同的感受。

大年初一因为图书馆放假了，看小说只能到其他地方去，我便打算去西湖边的公园找个安静舒服的角落把拖了很久的小说看完。到了之后才发现有很多游客，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整个春节的大环境下，原本我认为不会有很多的游客，拥挤的人潮使我不由地猜测他们或许和我一样是响应就地过年号召而留在杭州的人。

天气虽然是阴天，但偶尔有那么一阵子，太阳拨开厚厚的云层偷偷地洒下一大片灿烂的阳光，为本就秀丽的西湖增添了几分如少女害羞时脸上浮现的动人的嫣红。人人脸上都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似乎忙碌了一整年后终于有闲暇来不紧不慢地享受这江南好风光，因而感到十分惬意。在路上悠然地走着，阳光落在湖面上溅起细碎的流金般的光晕，大大小小的船只远远地点缀在湖面上像是正迎面驶来又像是在转身离去；青山因薄雾的笼罩而呈现出一种山水画中常见的黛色，淡淡地涂抹在地平线上，使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富有生机，纵使这深冬的风也似乎因此而多了几分柔情，不再那么锋利地吹刮着大地，而是如母亲的双手般慈祥地抚摸着每一双或粗糙或细腻的手，每一张或苍老或稚嫩的脸，每一颗或疲惫或轻盈的心。

似乎每到春节，庙宇的香火总会一下子鼎盛起来，就连藏在深山中的幽幽古寺或者路旁的寻常庙宇也概莫能外。散步中我经过一座路旁的庙宇，红色的祈福绸缎在外堆叠的密密麻麻，冉冉升起的熏香在拥挤而又嘈杂的人流中显得似有若无。或许是因为2020年的寒冬来的过于猛烈，有太多的人不知该何去何从，转而寻求冥冥之中存在的慰藉，把朴素又美好的愿望在跪拜中一遍又一遍地重诉。或许祭祀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但经受磨难的人往往更为虔诚，记得某位不知名的哲学家曾精辟地总结出人一般求神拜佛都是带有条件性的愿望。各自的经历会给以各自不同的祈求，越是急切的祈求往往意味着更重的分量，更重的分量往往揭示了一个人最深层次的苦恼。

我驻足在庙宇前的人行道上，远远望去，信徒深深拜倒，神灵高深莫测地微笑，道路在前方绵延分叉通向不同的地点。面对未知，人们常常会缺乏勇气，而信仰给了人们最坚实的力量。我一直忘不了在川藏线上曾见到的隔了几公里就有的朝圣者。他们大多衣衫破旧，皮肤黝黑，嘴唇开裂，但眼眸澄澈又坚定，一步一跪，用大地丈量着意志的广度和深度。人活着应该是要具有某种信仰的，这不一定需要宗教式地加入某个特定的教派，而是要对于生活抱有一种相对纯粹的信仰，无关高尚或者卑劣，但它要足够坚硬，方能让人从容地在岁月的风雨中坚强。

尽管有很多人就地过年，但似乎并不包括路旁的饭馆，按照美食APP上推荐的饭店清单骑着自行车在街头巷尾寻觅，常常看到一整条街的店面都紧紧地关着，遇到那零星还开着的小吃店便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在春节，原本热闹的饭馆冷清成为一种常态，而即使那么冷清仍然开着店面为路过的行人提供饭食的小店，比起用敬业来形容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有许多其他的理由吧。大年初一的晚上8点钟，我在路上散步，看到一个社区里面还开着一家面店，一个中年阿姨憔悴地坐在里面，头发蓬乱，两眼通红，一个穿着皮衣头戴边沿帽的男子站在那里和她说着什么，在阖家团圆的春节时刻见到这个，我很抱歉，人类的悲喜或许并不相通，但我试着理解。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的某个晚上，在一家饭馆吃完饭后我在附近公园散步，看到了一个公共厕所，管理间里面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做作业。我在洗手的时候她走进来拿拖把。我说：“小朋友，这是男厕所，你不好进来的。”她很小心地说：“我来拿拖把”，然后她怯生生地在外面拖地打扫卫生，走的时候有很多感想，心情也很复杂，再光鲜亮丽的城市也有人喘不过气来地生长在底层，有些人光是活着就已经用尽全部力气。

这几天在读《飘》这本书，应该说我原先以为它是一本专门写“罗曼蒂克”的书籍，但是看的时候我发现我误会了这本书。爱情的确是它的一以贯之的线索，但对于主人公在遭遇剧变的情况下不屈不挠地向命运还手更是它所侧重的一方面。所谓经典的作品本来就不是纯粹讲述一个主题的单调的无病呻吟，更多的是在血与火抑或人世沧桑之中发出的厚重的洪吕大钟之声。当命运的洪流冲垮护卫过往的堤坝继而汹涌着扑面而来的时候，敢于生存下去便是一种莫大的勇气，毋论“向命运还手直至死方休”，那更是一种弥天的大勇，尽管生活从来不对此授予勋章以示表彰，甚至时常予以轻蔑的践踏。

万幸的是，无论如何，一切终将过去。就如这魔幻般的庚子年也已经过去，充满希望的辛丑年已经来临，随着疫苗的研发完成，冬天也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即使其他的烦恼在放松之后再度来临也将在终极关怀面前变得无足轻重，一个人若能做到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描述的那样：“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便可说不负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