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当她说“女性”时，她指的不是我

作者：罗蕾莱·李（Lorelei Lee）

翻译：Enlightening

在我19岁时，我用拍色情片的钱支付了去旧金山的路费。为了住进一个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房间，我接了一个广告，当住在那里的女孩问我时，我撒谎说我是异性恋。我谁也不认识。男人或男孩们约我出去，我就去了。在秋天的一次聚会上，我穿着红色的紧身裤并且没有戴胸罩。我喝了被递给我的东西，在床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这个男孩正在插入我。他的气味、皮肤和我的牙齿相磨擦，我喝醉了或是嗑嗨了，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原因，总之我无法动弹。我无法让他停下来。我又晕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我缓缓地起身离开，天色是那么灰暗，旧金山总是那么灰暗，总是那种黎明前的天色。我不想触碰任何东西，我蜷缩起四肢，我那脆弱的重心，偷偷溜到灰暗的街道和颤抖的公交车上，轻轻地踩着楼梯回到我租的房间，用热水洗了澡，喝了杯热咖啡提神，并开始工作，假装一切都未曾发生。

在同一年，我工作的咖啡店的老板在三天内给我留了五条信息：

“嘿，只是想问问你是否希望这周五一起去看大美国音乐厅的演出。”

“嘿，你还没回我电话，所以只是再问问你想不想去，或者出去喝一杯。”

WE TOO: ESSAYS ON SEX WORK AND SURVIVAL

“嘿，你知道你只是这样对我微笑，然后连个电话都不回，这实在很没礼貌。”

“你不能只是对人很好，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以为自己很特别，但其实你不是。你需要小心一点。”

在工作中，他没有提到电话的事。他看着我，并开始安排我的时间，让我单独工作。当我擦拭柜台时，他紧紧地站在我旁边，拿着一块笔记板，不与我对视，只是用他肥大的身体紧紧地挨着我。

在旧金山的老城区和海岸区，警察总是监视着我们。我们总是在街头被拦住。我们总是被要求清空口袋和背包以便他们检查。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到来，然后我们会僵住，会试图躲在角落里，会试图扭过我们的脸。在晚上，他们用手电筒照我们的眼睛。在有些晚上，他们让我们站成一排。他们举着失踪儿童的照片并在我们眼前晃着。我们没有失踪。

那个强奸我的男孩，他在网上付费看我的裸照。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这样做，他们一群人一起坐在电脑前，用他某个兄弟的信用卡。我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的。他们告诉我他想干我。这本应是一种赞美。我曾试图想象他们在那个房间里互相说了什么，在屏幕前怎样徘徊。我听不见他们。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凯瑟琳·麦金农说：“性工作者被男人买卖和租赁的财产。”她还说，强奸一个性工作者仅仅意味着不给她钱。

美国激进女权主义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

当男人向我射精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创伤，只是感觉到钱，就像房租那样。它不是痛苦的，也不会让我感到困惑，我不憎恨他们，也对他们毫无感觉。我知道我同意的是什么，我知道当我离开时我将拥有什么，我知道我拥有自己。拥有自己意味着我有办法赚到钱然后转身离开，转身离开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是让我们的职业与众不同的原因。

阿什利·贾德在推特上说，性工作是“身体入侵”。它将“女孩和女性的阴道”商品化。她说，“现金就是胁迫的证据。”

2019年3月11日，全国妇女组织纽约分会（NOW-NYC）在市政厅的台阶上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继续将性工作刑罪化。参加抗议活动的发言人将由一些纽约性工作者要求的性工作非罪化条例称为 “皮条客保护法案”。NOW-NYC的主席说：“是的，你没有听错，性交易可能会来到你住址附近的街区，”她说，纽约市可能成为“美国东北部的拉斯维加斯”，好像性工作在拉斯维加斯也是非法似的。

拥有我自己，意味着有办法赚到钱然后转身离开。一小群性工作者去反驳，她们举着“性工作者反对性的人口贩卖”的牌子。反对性工作合法化的抗议者们站在她们面前，遮住她们的牌子。发言人说，性工作者“对自己受到的压迫一无所知”。

我未曾告诉别人我被强奸的经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但他们仍然会问：“你有什么问题？竟然会允许男人花钱来碰你。”

他们说，“你经历了什么让你变成现在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些话。我是如此频繁地听到这些话，以至于我担心他们是对的，我只是这样欺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我选择的事情和我没有选择的事情是存在区别的。

在我的床上，我没有睡着，亚当沉重的手臂压在我身上，我的身体在他和墙壁之间，我心里想着：我已经支离破碎。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成为别的什么人。

我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像亚当这样的男人能够爱的人，就意味着要让自己显得软弱，意味着要表现出别人会视为“可爱”的弱点，意味着声称自己无知，这样他们就能认为我值得被改造。

我知道他们想看到的弱点和我内心真正的弱点完全不同。

我深知只有笃信我自己的规则，我内心真正的弱点才有可能被治愈，如果我不为了别人的故事而放弃自己的痛苦的话。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身体是一个我可以爱的存在，是在一个色情片的摄制厅中。我接受这份工作并不是为了体验这种感受。甚至当它发生时我都无法理解。它是慢慢发生的，也是一下子发生的。

我来到拍摄地点，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问我：“你的极限是什么？”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你不想做什么？”他问。在那天，我无法回答，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们会尝试一些，”他说，“如果你想停下来，你就说‘红色’。”于是我尝试了一些事，有的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有的我并不在意。每天当我去拍片时，他们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今天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终于，我可以回答了。我可以列出一个清单：这些我想做的，那些是我不想做的。

本文作者罗蕾莱·李（Lorelei Lee）

有一天，我被绑起来，用绳子吊在旧金山市中心的一个仓库中心，一个男人用鹿皮鞭鞭打我的全身。我悬挂在半空中，绳子以有节制的力度击打我的臀部、大腿和胸部，皮鞭在我的背部和乳房上有节奏地下落，我感到一种狂喜，我的中心在膨胀。我觉得自己很强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壮。这场戏结束了，他们降低我的位置直到地面，他们解开绳子，血液涌进我的膝盖和手肘，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干净。我觉得自己是完整的。甚至不止是完整，我觉得自己坚不可摧。他们递给我一张支票，这完全不像是胁迫，反倒给了我安全感。这种感觉像是我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什么。

“这是不可能的，”安德烈亚·德沃金说，“以卖淫的方式使用女性的身体，并且容许一个完整的人经历过，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这些……在经历过之后，没有女人可以再成为完整的人。”

在洛杉矶，日子总是一样的，但其实也总是不一样。我工作，我们所有人都在工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工作。我们称呼它为“色情宿舍”，我们称呼它为“色情训练营”，我们在早上五点起床，工作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我们每天都工作“两天”，一周工作七天，一年中没有任何一天是某人不在某地拍色情片。

好的日子和坏的日子一同被那些意料之中的日子所淹没。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出现在工作场所，摆放并选择衣服，我化好妆，拍好剧照，等着男艺人，或者等着灯光，或者等着对话，用六个体位做爱，然后拿着支票回家。我对无聊的感觉胜于其他感觉。我感到无聊，因为我觉得仿佛那些不真正进入我的生活的人无法看到我的内在。

在我不工作的时候，我会感到筋疲力尽。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疲惫。有些早晨，当我应该起床去上班的时候，我会哭。“你现在哭了，但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又会哭，”我的经纪人对我说。我哭了，然后我去上班。这一天也许会很好，或者会很糟，又或许两者都不是，我会收到我的支票，我的经纪人会来接我们，带我们去Jerry’s Deli，我们会点那边的鸡汤和黑白饼干，我爱我的经纪人。我爱我身边的这些女人，她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像武器。我觉得除了那里，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很少谈论我被强奸的事，我也很少谈论我在做性工作时经历的暴力。我不谈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感到害怕，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故事将如何被人转述，因为我很清楚反对性工作的 “女权主义者”有多擅长把我们的故事描述得支离破碎，让它们显得不那么复杂，让它们更容易被兜售。我知道她们有多擅长将我们的经验扁平化，有多擅长“挖掘”我们的经历，但是她们讲述的故事只是我们真正生活的戏仿。我知道她们有多擅长将我们非人化，并作为她们所谓的女性身份（womanhood）的象征。在她们制造的这一切中，我无法看到自己。

我很害怕，但我也很生气。我很生气，因为我不能谈论暴力，否则就会被自称为我的盟友的女性描述为“被物化”的人。我从性工作的暴力中幸存下来，我也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从事这项工作。我曾经表演过生物性别（sex）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同时我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女性身份”的象征。

我一直很穷，穷到性工作对我来说像是一种礼物，穷到性工作改变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权力。性工作让我获得收入和安全感。我说我需要钱，不等于说我没有其他选择，我说我进行了选择，不等于说我的选择总是好的。我曾在性工作中受到过伤害，也曾在性工作中受到治愈，我不应该为了强调我的工作是一项工作（my work as work）而不得不去解释这两种经验中的任何一个。

阿什利·贾德说：“女性的声音必须被听见。”但我知道，当她说女性时，她指的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