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沙丘密谋”

★谈“沙丘密谋”

秦代历时很短，很多重要历史事件都没来得及被记载清楚便草草收场，以致留下许多谜团。过去我们了解秦代史主要依赖于汉代人的记载，但近年来许多地下材料重见天日，人们发现不少新材料与汉人所记存在牴牾。我们到底是信奉传统说法，还是赞同新材料，抑或弥合二者？这是个难题。“沙丘密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以《史记》为代表的传统说法，秦始皇出巡，崩于沙丘，临终前下诏，令在外监军的长子扶苏回咸阳参与丧事的料理。李斯赵高胡亥密谋，假传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同时假传始皇诏令扶苏自裁。二千年来学着对此深信不疑，近年新发现的《赵正书》等新材料却说秦始皇临死前遗诏传位胡亥，将“沙丘密谋”问题推向风口，莫衷一是。

察扶苏应当是继承人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陈涉世家》。陈胜举义初曾打着扶苏和项燕的旗号。李开元考证扶苏有楚国贵族血统，陈胜是以楚国名义起兵，于是打起了扶苏的旗号。我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仔细考察陈胜的言辞举动，其中可以折射出当时人对胡亥继位的一些认知。陈胜打着扶苏的旗号，是在强调扶苏继位的正当性和胡亥得位的不正当性，但这只是出于礼法和能力上的考量，并没有从合法性上对胡亥得位提出质疑。换言之，尽管陈胜认为“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这并不是说胡亥继位存在阴谋。并且，“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连扶苏死了都不知道，更不谈知道赐死扶苏诏令里有什么阴谋了。由此可见，陈胜举义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沙丘密谋”的传说。

我们再看看对“沙丘密谋”记载详细的《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在文末评价李斯：“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短短数语，透露出很多信息。当时人对李斯评价很高，认为他是大大的忠臣，司马迁称之为“俗议”，换言之，这是民间的主流意见。如果当时人知道“沙丘密谋”，知道李斯勾结赵高，知道他阿谀胡亥，是绝不会有如此评价的。反过来，当时主流意见并不知道什么“沙丘密谋”，司马迁“察其本”，自认为看到了独家爆料，才有了“俗议之异”。这样看来这份“独家爆料”并非通识，而近似“孤证”了。

汉初贾谊有《过秦论》三篇，均被收进《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这是贾谊对秦朝灭亡的反思。三篇文字洋洋洒洒，其中有一段专讲秦二世的问题，分析了胡亥的各种弊错，但丝毫没有提及他得位不正的事。这尽管容易让逻辑学家们贴上“默证”的标签，但也足以引起我们对汉初学者在“沙丘密谋”一事态度上的关注。

最后还有《赵正书》等新出土材料。这些材料出现在秦末汉初或稍晚，不到没有什么“沙丘密谋”，反而有证据指向胡亥是奉诏继位。

从以上几个点来看，秦末汉初，“沙丘密谋”的印象并不普遍见于当时的主流意见。目前所见材料，这种说法源头大概都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独家爆料”。那么司马迁看到了哪些爆料呢？读一读《李斯列传》便能略窥其貌了。

我们关注的是“沙丘密谋”问题，《李斯列传》前半部分暂不必讨论，只看其中自“沙丘”以后的部分。读下来印象最深的是文中大篇幅语言描写。无论是李斯，还是赵高、胡亥，都能比古喻今，个个文辞飞扬。论事由，线索曲折，阴谋迭出。与其说是纪实的史传，不如说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这种记言体一看便知，绝非实录，多是记录者依托传闻，驰骋文字，自行发挥的结果，因此难免不向壁虚造，夸大失实。对待这种文字，读者须辨明其中真伪，绝不能轻信为第一手史料。在具体方法上，最忌为钩沉索隐而咬文嚼字。

说这篇文字像小说，多是记录者的发挥想象，试举几例为证。

秦始皇沙丘驾崩，赵高先劝胡亥，后劝李斯，是密谋的积极主导者。赵高言辞善辩，利害得失，娓娓道来，犹如战国纵横家，苏张再生也不过如此。胡亥李斯更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动辄喟然长叹，垂泪太息，似乎是不得已为之。赵高反客为主的漂亮话绝不像是从一个卑人出身的隶臣嘴里讲出来的，而李斯作为权倾天下的丞相反倒显得耳食不化，被迫就范。这种描写像极了《战国策》里的文学故事，叫人真假莫辩。

自秦始皇一统之后，废诸侯，立郡县，明确“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十余年来，这应该已经融入到秦人的血液三观中，李斯本人也是这事的积极倡导者。奇怪的是《李斯列传》中，赵高向秦二世诬陷李斯“望裂地而王”。赵高作为一个服务秦宫二十余年的老佞臣，深知朝廷政事，哪怕是为了构陷李斯勾结“山东群盗”，也不应造出如此不可信的谣，难道是在挑战秦二世的智商下限？记录者是汉代的人，脑海里已经有了秦末楚汉之时裂土封王的认知，这种想法很自然地被嫁接到表达李斯“不臣之心”的描写上了。

沙丘密谋中，赵高对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这里“封王诸子”指的是什么？是指封王（秦始皇）的诸子吗？还是说封诸子为王？还是说已经封了王的诸子？不论怎么讲，在废王称帝的秦代，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用语。而后文李斯在狱中叹息直称“二世”无道，这也不应当出自时人之口。究其原因，都是汉人发挥文字时的破绽。

赵高对胡亥提到“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而《蒙恬列传》中蒙毅死在蒙恬之先。二者对史实记载的出入，孰是孰非未知。

《李斯列传》写完李斯死之后并未停笔，而是继续写秦宫之变。交代了指鹿为马，赵高谋杀二世立子婴，子婴除赵高降刘邦，项羽入秦杀子婴等等事项。这些与李斯无关的记述明显来自司马迁所见“独家爆料”的尾声。但把这部分内容简单与《秦始皇本纪》比较一下，很容易看出二者有很大的出入。且不必急着断孰真孰假，先看此尾声怪异传奇处。指鹿为马后，二世信以为真，一度以为自己出了问题，又是占卜又是斋戒，其行为匪夷所思。而在赵高杀二世后，赵高似乎想自己当皇帝，佩戴着玉玺上殿，三次都因为“殿坏”而没成功。殿怎么坏的不得而知，难道是房梁还是地基塌了，抑或赵高自己摔了三回，反正没成功。他认为这大概是天意，便把皇位给了子婴。如此传奇的记载均不见于《秦始皇本纪》，这“独家爆料”的可信度也勿待多言了。

文章最后写道“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但无论是按《秦始皇本纪》，还是《高祖本纪》推算，沛公入秦都大约是在子婴立后一个多月。三占从二，“立三月”的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文中记载李斯赵高胡亥诸事都没有编年，只是用一段段对话叹息串联起来，跟正经史传相去甚远。

以上只是简单举要《李斯列传》中违和的之处，细审之下当有更多的疑点。司马迁以此为“独家爆料”否定“俗议”，其做法有待商榷，而我们无条件信奉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则更显不智。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见是不必盲目信奉权威，对有新材料支持的新说出现，更应当审视旧说，特别要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客观地看待各种史料。具体到“沙丘密谋”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说可以就此否定传统说法，而是说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没有太多的证据能支撑旧说，更多是孤证，反而有很多疑点。同样，新说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描述，其中详情并不清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只能期待更多新材料出现，重整河山待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