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音乐到脱口秀，战马时代到底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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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赵大卓
“这玩意儿做出来有人看吗？”
刚开始筹备音乐脱口秀《成吉思汗歌舞厅》时，主办方战马时代的创始人刘钊就遭遇年轻同事的灵魂拷问。
那时剧名还叫《成吉思汗遇见莫扎特》。战马时代这些年一直以推广蒙古音乐、跨界的民族音乐为主。在策划剧目时，大家很容易又陷入音乐公司制作人的思维，想着做一个古典音乐和当代民族音乐的跨界融合。
面对质疑，刘钊果断叫停了正在制作中的音乐，重新开会构思整个剧目。“不能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定，我们要做一个观众一定会来买票的演出。”刘钊说。最终的成果就是《成吉思汗歌舞厅》。
原定演出日期的前一周，疫情复发，演出一再拖延，直到2021年1月中旬才宣布开票。不出意外的话，大家可以在3月20日晚上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看到这场音乐脱口秀。
理论上，这将是战马时代在今年主办的第一场演出，也将是这家音乐公司从代理向制作身份转变的节点。在疫情下一系列自救、转型尝试之后，战马时代又在新的领域踏出了第一步。
疫情下的多元自救
让刘钊自豪的是，整个疫情期间，战马时代没有开掉一个人，而且从2020年春节后开始，团队一刻都没有耽误正常工作。疫情爆发之初，战马时代就迅速反应，同时采取多个应对策略。
2020年2月8日，战马时代在线上推出恒哈图乐队《流浪的英雄》音乐会资源，成为行业里最早进行直播的厂牌。刘钊甚至因此成为行业最早的自救典型，为媒体报道。
但实际上，作为一家以演出为主的音乐公司，疫情对战马时代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去年上半年将近150场演出，最重的在五六月份，我们从欧美引进的将近100场演出，全没了。”刘钊说。
2020年春节期间，团队开始商量未来怎么办，大家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觉得上半年演出先停，延期到下半年。很快大家发现，可能要做好演出长期停滞的准备了。
演出的收入没了，团队总还得活下去。战马时代用一个月的时间，研发出电商品牌“美好制造”，满足原本演出受众的商品需求。平台在3月8日上线，经历了最初几天的惨淡，“美好制造”在3月份的流水达到了3万元。
“它其实是一个分销平台，到4月份我们开始把一些合作过的品牌客户拉进来，现在我们以销售书籍为主。”刘钊介绍。“美好制造”和出版社合作，为摄影师高原的图书《返场》做了独家发售，卖了将近1000本。
除了做直播、电商，一时间，战马时代的尝试横跨了诸多领域：
他们尝试了知识付费，和三联中读合作了一系列小课，在喜马拉雅上做了自己的电台节目，推介有特色的音乐家和作品。
他们把演出名单从国外艺术家替换成国内的，下调原定演出的规模，从8月份开始恢复线下小型演出，在北京祥云小镇做了一系列暑期音乐季演出。
他们加快新媒体的发展节奏，在“世界音乐”、“顶楼看演出”等公号投入精力，公司还要再租一个新的办公室，供新媒体部门录制视频节目。
这一系列的努力让战马时代“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在疫情之下保证了公司的现金流。刘钊尤其看重新媒体部门，称这是整个公司目前最有活力的团队。“它其实像是一个触角，并不是说它赚钱，更多的是它带来的有效信息和机会，将战马时代变从厂牌定位向IP运营方向转化。”刘钊说。
没有把所有的业务放在一个篮子里，让战马时代从疫情中顺利活了过来，也让刘钊进一步思考多元化在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性。如果说战马时代之前是以经纪加演出为主，现在则是以新媒体为主，辅以演出、电商等业务，成为一家“媒体化运营的音乐服务公司”。
要想让战马时代突破原有的受众局限，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除了在新媒体内容上发力，还需要打造更接地气的演出形式。此时，“音乐脱口秀”进入刘钊的视线里。
融合式的音乐脱口秀
《成吉思汗歌舞厅》从想法到落地，异常迅速。刘钊跟合作方单立人喜剧谈了一次，跟男主演、参演乐队节奏旅行家也只谈了一次，大家一拍即合。
疫情之下，不同机构之间对抱团取暖已有共识。在战马时代内部，多元化已经是自救必要的选择。剩下的，唯有果断而迅速的执行。两个月时间内，《成吉思汗歌舞厅》以飞快的速度被创作出来。刘钊的期待很简单，在疫情期间，所推出的内容一定得被大众所需要、所接受，让大家觉得物有所值。
在《脱口秀大会3》的总决赛中，王勉背着吉他赢得了总冠军，一时间“音乐脱口秀”成了话题。虽然国内所谓的脱口秀，在翻译上把代表电视聊天节目的“Talk Show”和代表单口喜剧的“Stand-up Comedy”搞混了，但丝毫不妨碍这一新表演形式在国内流行起来。
刘钊捕捉到这一变化，他觉得“说唱、脱口秀被大众、被年轻人喜欢，因为他们讲的是自己的真事儿，它是一个real的感觉”。不管是音乐还是其他表演形式，如果是高高在上的说教，和大众的生活相隔甚远，老百姓是不会愿意花钱买单的。刘钊希望做一个“能够有增长的，把年轻人吸引到剧院的演出”。
最终的呈现效果，和王勉以及此前所有的“音乐脱口秀”并不是同一形式。《成吉思汗歌舞厅》更接近于脱口秀、戏剧、音乐的融合，而且在千人剧场里演出，台上台下变幻的灯光，和舞美、道具配合，让其既不同于小剧场的脱口秀演出，也迥异于Live house的观看体验。
《成吉思汗歌舞厅》是有剧情的：男主去内蒙古旅游，被当地的音乐文化深深震撼，回到北京开了一个名为“成吉思汗”的游牧风情歌舞厅。没想到疫情袭来，“海外明星”、“演艺大咖”们的演出全部搁浅，歌舞厅经营陷入窘境。为了生存，歌舞厅邀请了一支“接地气”的本地乐队来驻演，还拉来了一位“重量级”脱口秀演员。当晚演出的画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在疫情的困境之下，人们该如何撑过这段时间，如何找回快乐生活的能力？这是刘钊和战马时代在过去一年思考的问题，可能也是当下观众们最关心的话题。
演员们则是“本色出演”。主角六兽，是前锤子科技员工、现单立人脱口秀演员。参演乐队节奏旅行家来自北京本土，由主唱/节奏吉他姬伟、主音吉他张小溪、贝斯梁超、鼓手邱凯利组成。“乐队的歌在网上并没有太多流量，他们的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地道的京味儿，跟我们这个在北京发生的故事很相配。”刘钊说。
脱口秀依然是演出的核心，其他的元素则辅助脱口秀效果的实现。战马时代的运营总监崔文嵚曾是戏剧圈知名的制作人、导演，他负责把所有这些元素组合成有看点的剧场演出。
在刘钊看来，无论是用“音乐脱口秀”还是其他概念来定义这场演出，都只是形式上的差别。或许对一场线下演出来说，无法定义也是好事儿，可以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
顺势而为的业务探索
很多人最早认识战马时代，还是因为其对世界音乐的推广。曾经，这家公司给自己定位是“致力于推广本土音乐、世界音乐与跨界音乐家的经纪公司”。如今，随着世界音乐概念的退潮，刘钊和战马时代也重新开始规划自己未来的道路。
2005年，刘钊还在普罗艺术工作时，亲眼目睹过一次爆款的诞生。当时普罗艺术推出的《吉祥三宝》唱遍了大江南北，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是刘钊第一次接触蒙古音乐，原来只听摇滚乐的他立刻被震撼了，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从独自做HAYA乐队经纪开始，刘钊开始摸索推广民族音乐的路径。2012年成立的战马时代，则是刘钊把兴趣和商业做结合后的成果。一段时间内，刘钊合作的对象都是包括杭盖在内的蒙古族乐队，或者自由探戈、16分钟（表情银行乐队前身）这种跨界融合式的乐队。
多年前，当刘钊向某位很有“资源”的甲方介绍自己的音乐家和作品是世界音乐的时候，对方显得有些恼火：你们凭什么说自己是世界第一？
现在这些经历都被当做笑谈提起。在国内，世界音乐的概念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普及，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国外，世界音乐本来被用来概括欧美世界之外的音乐，近年来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冷遇。格莱美奖就在去年把原来的Best World Music Album（最佳世界音乐专辑）改成了Best Global Music Album（最佳全球音乐专辑）。
“我们以前也是放了很多烟雾弹，很多人认为做世界音乐赚钱，很多厂牌也都跟踪而来，但现在看世界音乐还是少数人的需要。”刘钊说，“现在我可能不会把调起得太高，更在乎一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大众需要。”
艺人经纪和演出在未来仍会是战马时代核心的业务之一，但公司如今选择了更灵活的合作方式。除了像恒哈图这样的独家签约艺人，公司也和诸如李星宇这样的音乐人更多在版权、发行、演出上合作，保持双方的自由度。
同艺人经纪一样，战马时代的很多选择似乎都是顺势而为，主要取决于公司面对的“人的需求”。譬如现在成为重要业务的新媒体，起初只是为推广自家演出信息搭建的宣传平台，“2015年前后只有50个粉丝，全都是乐队的朋友”，随着受众的扩展，慢慢扩展到关注音乐之外的内容，并在公司转型过程中承担重要责任。
在刘钊的规划中，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战马时代未来会同时保持几条线运作。如果有可能，《成吉思汗歌舞厅》的内容未来可以IP化，也就是具备不断复制的可能。“如果我们做得好，把它变成一个话剧的IP未尝不可，甚至是电影喜剧的IP。”刘钊说。
这不但意味着“音乐脱口秀”很可能成为战马时代未来另一条重要的业务线，同时也意味着公司本身功能身份的重要转变。围绕音乐内容，一家音乐公司未来在市场中的角色可能会更加灵活。只要能满足用户需求，创造经济价值，任何的探索都值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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