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版王德峰讲《哲学导论》：12-13第四讲，本体论（第4节）

第四节 近代理性本体论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重新考虑欧洲传统的真理观，怀疑柏拉图的哲学，一切都要怀疑，而我在怀疑这件事情不可再被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于是我思故我在。 纯粹思维的成立（纯粹思维是非物质的，即使我判断我自己不在，我已经证明了我在） 这个命题对于拯救欧洲衰弱的文明的意义。笛卡尔通过我证明了纯粹思维，而这个纯粹思维同时就不能和我分离开来了。把和我分离开来的那个纯粹思维叫理念，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在彼岸。而笛卡尔的意思是真理在“我”那里，在作为沉思的“我”那里。要在作为沉思的我当中开出全部的真理，真理是我之为我的责任，我们不是等待一个外部的理念世界掉下真理来赐于我们，我们在人心开出真理。因为我们人心是我，是沉思的人，而不是那个欲望的我，不是大脑神经的我、肉体的我、吃饭的我、走路的我，这些都只是感性的东西，它不是真理的发生地，它不是自由的基础。我们在欲望中，我们恰好是不自由的，我们在沉思当中的我才是自由的，自由的我才是人格的我，人格的我才有权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尊重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者，我们是纯粹思维的主体。 “我思故我在”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是真理的主体，我们守住这一条我们就是人格，我们是人格，是我们彼此平等尊重，我们就推翻了一切外部的权威，以及由这种外部权威所带来的统治的权力。一种传统的尊严，只要不能放在我思的面前考量的话，它就是应当被抛弃的。一切传统所造成的权威，都要在理性面前经受考验，而理性是人人心中都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评价说：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它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这个基础是每一个能够产生真理的人心，要回到这个基础来。于是听下一段话：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的，这种内在性一般表现在基督教里是新教的原则，就马丁路德做了一件事情是用宗教的方式做的，但这个事情的实质和笛卡尔用哲学的方式做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马丁路德，我们凭借良知和自由意志和上帝沟通，不需要教会这个中介，新教的原则，坚持内在性本身不是外部权威。 独立自由的思维，这种原则是从笛卡尔开始的。全世界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共同原则。凡是应当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得到确认的东西，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洞察，凡是应当被认为是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

笛卡尔的哲学原则和马丁路德的新教原则对于欧洲文化生命的自我拯救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人心要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生存的基础负责任了，我们要求的尘世的完善和进步，用尘世的完善和进步之真理去证明我们人心自己可以把它开启出来。这就是伟大的近代原则及启蒙的原则。我们不再受外部权威对我们的规定，这叫启蒙，我们每个人是有内心自由的，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者，我们自觉，我们如果是善良的，如果我们是有道德的那么这种道德出于我们的自觉和自律，而不是他律，而不是被规定。这一切都是要养成欧洲的近代独立个人的原则，精神自由的原则。

this is yellow river，这表明巴门尼德如何把这个is作为第一个重要的纯粹思维范畴揭示出来，存在是第一个在欧洲本体论历史上被揭示出来的思维范畴，然后巴门尼德就在这里基础上停下来了。是is做成了Yellow river，但是现在笛卡尔给了一个新的原则这个this is yellow river的真理不是在理念里面，而是I think是从我思里面得到这个this is yellow river，所以我们真确的说法是I think this is yellow river。这个to be的绝对的确实性和真理性来自于我的绝对的确实性，来自于我思。 西方习惯说I think，自由的探讨，这就是黑格尔讲的全世界每个人的共同的事业，这就是西方自由的原则。真理如果离开自由是不存在，离开自由的真理只是真理的伪造，是一种外部权威，一切都要从I think那里出来。

本体论在欧洲近代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从古代的超验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理性本体论。 ▲理性本体论vs理念本体论。 理性是指人自身的能力。理念是指超越每个个人之上的一种普遍的、客观的思想。 Idea在柏拉图的学说中，译成理念或者理式, 强调它的超主观、超主体。到近代以来，都剔除观念了，就是不脱离主体，它属于主体的，认识主体形成的。 感性、知性、理性被欧洲近代哲学看成是人的认识能力三种，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以不脱离主体的，所以理性就是这个词和理念也要区分开来。 理念的本体论是超验的本体论。 理性本体论，主张主体自身的思维能力能够开启、握到真理。

▲从古代超验本体论到近代理性本体论的转折，由笛卡尔首先发动。意义巨大，它是欧洲思想、欧洲民族的命运的转折。 （一个民族在他的实际命运展开过程中碰到决定的时候，他需要文化生命的自我拯救的那种危难的关头时，最后一定是思想要来完成这样一次革命，否则他走不出来。这就是思想的意义，思想的事业在平常不被我们所重视，它隐没在生活的基础当中，悄悄的发生作用，而每个人不自觉的受他支配。思想能够在民族命运需要的时候，它来指出一个方向。 思想不能发生，不能制造实际的冲突，世界走着自己的路，但是这个路会走到没有路，会让一个民族无家可归，会他在一种十字路口徘徊。于是中国古人曾经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就是歌颂孔子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人民生活要有一个方向，要有文化精神的引领，没有这种引领，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人的那种努力，他们是散漫的，是彼此冲突的，是一片混乱。于是，把这种状态描绘为长夜，也是恰当的。 荷尔德林说，太阳已经西沉，现在是世界的黑夜。今天的人类世界就是黑夜，当代人无家可归的状况。资本的原则绝对不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不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不是人类安身立命所在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真理在哪里呢，我们没有找到，我们虽然渴望真理，但是失去了认识它和追求它的勇气。）

“我思故我在”的哲学的命题，发动思想革命，重新理解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一种新的世界原理。近代的原则来自I think，I think this is yellow river, is思维范畴都来自Think,理性主体的思。我意识是一件事，意识到自己是第二件事情，这二件事情是同一件事情。笛卡尔是西方式的心学。现在真理在每一个人的头脑里，有理性的心灵里，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责任和他的能力，也就是他的自由。这种原则是新时代的伟大的曙光。 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当中说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的原则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是内在性，这种内在性一般的表现在基督教里是新教的原则。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意义，是和哲学上的启蒙运动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内在的精神就是建立主体性。坚持内在性原则，而非外部权威。 中国，心学，本心自悟。近代启蒙的根本原则没有中国大地上扎根，所以有国情这个托词，中国人要敢于触动，承担责任，悟，得自己接受启蒙的原则，自己是作为精神认识到自己才存在，自由本是天赋权力，自由是由你认识到你应当是你，你才自由，自由属于精神。

法国大革命建立在笛卡尔原则的基础上，扔掉了一切宗教的外衣，直截了当的拿理性作为最高的权威。这场巨大的社会运动触动了欧洲思想界。康德评论它，以人心的自由做基础的历史事件，揭示了在人心中有更美好的事物的萌芽，以及达到这种事物的能力。 判断即我，思即我，真理来自这里，这种原则也有这样一种重要意思，即欲望并不是我们作为独立的人格被尊重的权力、理由。尊重每一个人的愿望的前提是，有如此这般愿望的那个人是我思，即理性的存在者。我们今天有可能歪曲这个近代自由原则，每一个人的愿望都应当得到同等的承认和尊重。但前提是，有如此这般愿望的那个人是我思，即理性的存在者。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建立规则，叫理性的规则，我们在理性的法则当中去实现我们的愿望，那我们才应当得到尊重。我们每一个人主张我的愿望是我的天然权利，但是笛卡尔的前提是，你的愿望不等于你在，你作为一个人的在，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的在，没有成立。

笛卡尔这一个转折，对于今天的国人仍有巨大现实的意义。eg我们今天有市场，大家都有愿望，但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体制那个理性的法则，于是都是有欲望的，但都不自由。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一个新的原则，人心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不容易，我们今天还在受制于我们那个不自由的状态。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课题没得到解决。哲学的问题在中国当下现实中在场，要这个近代转正。

我思固然证明了我的自由。但是，我思如何保证我思之所得的是真理，笛卡尔留下了重要问题去解决。我思所得如何和外部世界在本质上一致起来。笛卡尔哲学当中表达为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身和心的二元论，这两者之间如何能够达到一种统一。不一致则我思所得不是真理。所以笛卡尔的问题也引起了欧洲近代哲学的主题变成一个认识论问题。认识主体如何契合那个被认识的客体。笛卡尔用松果腺也没法统一心和身，于是用上帝来保证，在理性和物质现实对峙当中要设置出一个甚至高于理性的存在，对理性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