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之安史之乱
在中国漫漫的历史画卷中，唐朝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从绚烂的文化，还是辽阔的疆域，都是让后人充满骄傲的时代。
但，中晚期的唐朝却是藩镇割据，流民成风，宦官执政的状态，似乎一切都与最初的盛世渐行渐远。这是从何时开始改变了呢？
答案发生在唐玄宗执政末年。这里出现了影响唐朝，甚至于影响了中国的事件--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唐节度使安禄山联合将领史思明，假借奉密旨讨伐当时宰相杨国忠，在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15万南下叛唐，轻松占领河北后，继而攻打洛阳。第二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叛乱爆发同年，唐玄宗携带皇室家眷大臣等逃离长安。于是，一场旷日持久，影响大唐国运的战争就开始了。
公元763年春天，田承嗣（安禄山起兵叛唐时先锋）献莫州投降，史朝义（史思明之子）自缢而死，长达将近八年的战乱结束。
这段改变了国运的事件，史称“安史之乱”
01 安史之乱到底造成了什么深远影响？
第一， 社会动荡
据《资质通鉴》记载，754年户部奏天下郡321个，县1538个，乡16829个，有9069155户，人口数为52，880，488；
到了764年，户部奏290多万户，人口数1690万。
这个数据说明，近3600万人不知所踪，也就是说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流亡或者死去，
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大量人口的失踪造成劳动力下降，使得唐朝政府加重税收。在唐代宗年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进一步削弱唐政府的力量。
第二， 税收制度改变
在财政上，自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开始实施两税法改革，这是在战乱后为应对财源匮乏的举措。同时，两税法的实施也影响了两宋直至明代。
第三， 影响了后世文武官员的制度
自唐之前，许多武将都是通过军功晋升，升官封侯。
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对于许多普通百姓的子弟，从军是一条可以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的途径。
但是，由于安史之乱，在其过程中，基于武将们的权柄过大，而他们又会很轻易的发生叛乱。
并且，安史之乱结束后，百年的藩镇割据，造成的动荡不安，给唐朝带来了越来越深的衰败。
所以，到了赵宋王朝，宋太祖实行“重文轻武”的治国思路，便是主要集中压制武将们的权柄，而这种思维模式甚至延伸到了明代。
第四， 地方与中央
安史之乱后，对于叛军们，虽然战役失败，但安禄山、史思明的剩余部下们仍然控制着河北的地方统治，而与中央分庭抗礼，这个统治集团被后人称之为“河北集团”
就此，位于长安的中央政府与河北藩镇，成为了两个不同的地区。虽然河北在一段时间内，表面顺从于长安，但是，其政治军事，甚至于社会文化也都彼此独立。
由于河北长时间脱离中央政权，在唐朝结束进入五代十国的历史阶段中，被多方势力争夺，最终，沙陀人石敬瑭勾结契丹登基为帝，同时将燕云十六州（即河北和山西北部）割让给了契丹。
从此，北方的民族政权如辽金，已无战略障碍，可迅速直入中原政权，使得两宋无屏障可依，对宋代的存亡有着直接影响。
第五， 中亚地区控制权
从张骞通西域到安史之乱之前，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在中亚地区陆陆续续地维持了六七百年。到李唐王朝初期，对中亚的控制力达到最大化。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批驻防西域的军队回撤，加入到与叛军的战争中。
与此同时，吐蕃势力的不断扩张与壮大，觊觎西域领土已久，趁着安史之乱，唐王朝无力顾及西域，继而占领了大面积西域地区，尤其是切断了李唐王朝对于河西走廊的控制力。
虽然唐晚期逐渐收回了河西走廊，但是玉门关外一直未被收回。到了宋代，更是每况愈下，直到元代，西域领土才逐渐扩大。
可以说，安史之乱的影响力渗透进了唐朝甚至后世几个朝代的社会、政治、财政、军事、疆域等各个方面。
但历史上，唐玄宗统治的时期被成为“开元盛世”，由此李唐王朝进入全盛时期。
那么，为什么安史之乱会在盛世大唐的玄宗朝发生呢？
02 .外重内轻
我们先看看安禄山起兵后的情况：
“所过郡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
安禄山打到河南 荥阳，”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
（《资治通鉴》）
唐玄宗刚开始还并不相信安禄山会起兵造反，待多方证实后，随即让另一节度使封常清前往洛阳募兵，而后封常清募兵了六万人，准备进行抵抗。
同时，唐政府在长安附近继续募兵，外加将周边一些部队进行集结，凑了五万人，让节度使高仙芝率领。
事实上，这种临时招募而来的军队，没有经过训练，自然无法战胜安禄山。于是，洛阳沦陷。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似乎作为京都的长安，其周边地区并无可作战的部队。那么，实际情况是如此吗？
答案是：是的。
问题又来了，那么，为什么？
这要从唐朝创建以来说起。
唐初，奉行的是府兵制，其来源于北魏时期，经过北周，隋的演化，到唐代发展为重要的军事制度。
贞观时期，李世民将唐王朝可控制的疆域分为十道，每道都设置相应的部队，这些部队就称之为军府。而军府之中的士兵，就从当地有田的老百姓中挑选而来，每三年挑选一次。这些士兵平时可以回家种地，如果有战争爆发或者定期训练时，再被集结，统一训练或者作战。
对于这些士兵而言，一些军事装备要自行准备，但是好处是，可以免除自身税务，如果打胜仗，还可以得到国家的额外的奖励田地。
对于，国家而言，节省了开支，还有效的建立起防卫机制。
除此之外，作为府兵部队，还有定期宿卫京师的职责。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566个军府中，关内道占273个，河东道占141个，陇右道占443个，占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兵力，而且府兵们还要轮番宿卫京都。
可以说，这是在军事战略上，内重外轻的局面。
但，这是唐朝初年的情况。而且由于国力昌盛，人民富裕，府兵的装备精良，所以他们的战斗力很强。
而时间来到了唐玄宗年间。
在天宝元年时，宿卫京师的士兵只有六万左右，而边防的部队达到四十九万人。
“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资质通鉴》）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军事策略从内重外轻，发展到外重内轻呢？
因为府兵制遭到了破坏。
唐朝初年，府兵能够以优异的作战实力，驰骋于疆场。而后，唐王朝由于疆土的不断扩大，大规模的不断对外用兵越来越多，也就是边疆的戍防所需要的士兵也就越来越多。虽然会有招募的士兵，但是府兵也会不可避免的远离家乡，前往边疆戍守。
不仅要远离家乡，而且如果作战失败，也就客死他乡。
在连年征战下，府兵的原有数量急剧减少。
与此同时，更恶略的情况是：在武则天时代，很多农名已经离家逃散，造成流民四起。到了玄宗年间，已经无法无法再招募出新的府兵，可以说府兵制名存实亡。
鉴于此情况，玄宗开始进行了募兵制度，并且设置了节度使，这一地方官职，虽为地方官职，但实权非常大。
可以说掌握着地方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监察等。节度使可以自行募兵，同时他们掌握着地方财政，甚至于可以在边境做贸易，权力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到了天宝十年，安禄山一人手上掌握的军事力量已经到达18万人左右，占了近全国地方部队的40%。
所以，安禄山能够以地方挑战中央，可以说，是相当有底气的。
总结来说，府兵制的破坏，使得中央没有有效的军事力量，而这些府兵为什么纷纷选择流亡，不在自己的家乡居住？
因为，没钱。
因为李唐王朝开国以来用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来养兵，现在，没钱了，所以，自己养不起，就给了别人权力，去养兵。
03.钱从哪里来？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唐玄宗政府的财政必定是出现了状况，那么根源是什么？简单的说，为什么老百姓要背井离乡的逃亡？
这来自均田制和与之相关的租庸调制。
唐朝开国至安史之乱，国家财政税收主要来自农业，也就是种地，那么土地政策是其财政之本。
均田制则是唐朝初期的土地政策，它承袭自北魏，是一种按照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的制度。分配给老百姓的土地中，一小部分是可以传给子孙，作为固定资产，另外大部分是在其死亡后，要归还国家。
这种制度，在新王朝成立初年是有成效的，有利于荒地的开垦，这对多年战乱的中国社会有着维持稳定，恢复生产力的良好作用。
同时，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以征收各种作物、布匹和服役的税收徭役制度。也就是说，凡是被政府分了田地的人民，都要给政府定期上缴农作物、布匹、以及服徭役。
所以，在唐王朝初年，国库逐渐充盈，老百姓有田有地，生活还算过的去。府兵们也勇敢积极的上战场。
但，问题其实一直存在。
最初实施的均田令并非是将全国的土地重新分配，而仅仅是将之前的实际耕种土地情况进行确认。那么就会出现，全国每个地区国有土地面积各不同相同，必要有多有少。随着社会稳定，人口繁衍，土地掌握稍多的地区还能维持，而土地较少的地区，就会出现授田不足的现状--也就是说，政府会欠百姓的田地，这个情况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已经屡屡发生了。
除此之外，还表现在田地的分割越来愈零碎上，举个例子：
有个村子，今年有田10亩，待分田的男丁5人，如果5人条件相同，那么很可能就会平均分配。
结果就是每人2亩，但一块田地也许正片是30亩，就会把其中的田地进行分割。这样久而久之，整块的田地就会越分越碎。
所以，本应该给老百姓的田地，因为该居住地已经无田可授，加上田地被分割的越来越碎，往往出现，在居住地外5里给一块田，又在居住地外二十里给看一小块田，这样的话，老百姓的农间操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同时，对于唐王朝来说，连年征战，各项开支越来越大，加给老百姓的赋税只有增加而不会减少。外加沉重兵役，使得百姓们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纷纷背井离乡，走上了逃亡之路。
除此之外，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流亡百姓贩卖土地，于是，土地兼并的风潮越演越烈。
这里又出现个问题，为什么国家会到授田枯竭的程度？
除了门阀贵族们自身持有的田地外，唐王朝给官吏的授田，数量已经达到影响财政收入的程度。
“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通典食货典田制》）
“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新唐书食货志》）
唐王朝除了给官员大量田地外，还将土地赐予一些贵臣重臣以及寺院僧侣，这种行为称为“赐田”
这些给官员们的田地和赐田，都会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可卖可租，政府不会收回。官员们除了这种私有田产外，还有职分田作为俸禄。
随着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官员日益众多，官员手中掌握的土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均田制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政策实际上并未涉及到贵族世家，这些由魏晋南北朝时代存活下来的贵族们，经过累世的经营，其掌握的田地并未被政府没收，而且在大地主田地里工作的耕种者只需要向地主缴纳田租，而不必向政府支付。
同时，一般来说，这些世家大族都是任职官吏，所以，也享受免除课役的权力。
由此，当政府的支出越来越大，那么承担后果的则是普通百姓，百姓选择流亡后，大批量土地兼并给这些由贵族官吏组成的地主们，结果就是，国家没有田，钱也越来越少。而实际的土地收入掌握在贵族官吏的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进行实质的土地改革，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当百姓们流亡人口激增，均田制、府兵制相继遭到破坏后，李唐王朝的财政能力以及中央直属的军事能力，每况愈下。
也就是为什么中央军力量如此薄弱。
04 制衡的政治
总结以上所说，是中央政府出现了财政军事的问题，也就是没钱没人的情况，让安禄山有机可乘。而没钱没人主要是由于制度的崩溃。
而制度的崩溃与无法再修补，则来自贵族官员的特权化。
但是，对于那时的唐王朝来说，贵族官员的特权化，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改变。
初唐时，松散化的政治体制，皇室之间权力的斗争，都给予了官员、地方更多的权力空间，使得国家力量掌握在一些不稳定人手上。而作为皇权中心的皇帝本人，比如唐玄宗，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改变措施，即使是改变了即将废除的租庸调税制，也只是扬汤止沸，因为土地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而面对日益壮大的官员们，并没有采取精简的策略，也没有任用能够压制节度使的制衡之术，不可谓不失职。
所以，安史之乱后，各种唐前中期制度的崩溃与废除，中央集权制的加深，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反思，也正是这种反思让唐朝在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中，又风雨飘摇了近一个半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