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繁荣》摘要和笔记（20201224）

斯大林的革新是，为其自身目的征收国家内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存量和有形资本存量，然后使用这些资源生产一系列斯大林所需要的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比在其他方式下生产要高得多的资本物品和其他物品密集程度。 斯大林不仅……获取了国有企业的全部利润，并且他让他的计划者将工资水平和消费品价格确定在如此的水平之上，以使他所获得的国有企业例如——进而隐性税收——非常之高。 在斯大林体系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受到限制，而且收入中以税收形式被收走的比例异常之高，但是，和在高税率和不平等程度有限的前提下所能预期的工作意愿相比，人们实际的工作意愿依然要高。高度平等的边际报酬率，轻税和无税的边际收入，这些正是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前提条件。 斯大林的革新使得： 1、攫取基本上所有的有形资产、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国民库存，以此将所有这些资产每年的产出加入其税收收入中。 2、避免投资崩溃，直接控制消费和投资水平以避免这一攫取行为通常会导致的投资崩盘，以此给予苏联远高于其它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比率。 3、提高对劳动收入的征税，部分的通过引入税收-价格歧视，获取生产率相对较高个人的产出中的较大部分，以此方式将税率提到远高于以前的征税体制下的收入最大化税率。 4、降低边际税率对平均税率的比率，以此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双重作用，不仅增加劳动收入中用于支付税收的比重，而且增加劳动量的供应。 斯大林的无偿征收制度扼杀了经济有效运行所需要的市场。为了得到那些在市场经济下会成为利息、租金和利润的东西，斯大林征用了苏联境内的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因此扼杀了私人财产和服务于这些财产的租赁市场。由于扼杀了私有企业，他造成社会无法从私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中获利。通过行政手段决定工资收入水平及其差别，以得到劳动力收入中的更大比重，斯大林也扭曲了劳动力市场，尽管由于其税收主要针对边际内收入，所以扭曲的程度比预想的要低。出于斯大林体系资源动员或税收的需要而对市场的扼杀和扭曲，其结果是苏联型社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要低于——且越来越低于——处于可比发展水平上的市场经济体。（注：早期的苏联社会，尽管劳动生产率很低，但是依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起点低，以及非常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从而弥补了它的低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停滞，很难获取适度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了。所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苏联体制即使在其最好的状态下也是低效的。苏联动员了极为可观的资源和资本，但是却没有很好的使用它们。）——“第七章 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 计算最有配置所需的所有信息，或者将最优配置付诸实施所需的所有信息，官僚体制是无法得到或者处理的。当然，考虑到由隐性税收所动员的资源数量，它们并不需要资源最优配置——它们仅需要最低程度的效率即可。 在稳定的环境中，共谋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增加。 这种共谋可能首先出现在特权阶层和其他高层官僚中。不管苏联的行政官员是否存在序列联系或存在水平关系，他们在通常情况下都构成了一个小集团。 因为处于大部分联系——不管是序列联系还是水平联系——之中的人员数量稀少，管理人员能以比大型团体所要求的时间快得多的组织起来。 许多团体——特别是某些特定行业里高层行政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组成的小型团体——存在着非正规的隐秘的组织起来的机会。经过更多的时间，下属的下属们也组织起来。后来这种小型团体隐秘的共谋能够向下到达工厂、矿产、集体农庄及零售商店内高层工人组成的圈子。最终甚至企业协会和行业协会也能变为共谋组合或内部人游说团体，它们更多的为其管理人员和成员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于中央或整个社会。 这些形式的集体行动越是常见，它们的危险性就会越小，并且参加的人数就会越多。最终，这一共谋成为一种规范，整个企业都加入进来，而且需要使用为盗用公共财产而组织的集体行动的成果，以吸引职员进入某一行业。（注：当共谋成为一种现象时，企业的管理人员就有很大的动机垄断有关资源和产出的信息，以共谋针对处于更高地位的人，获取更多的资源。他们就像之前提到的具有狭隘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把持了国家的经济资源和活动，养肥了自己。） 在此处企业的收入并不是依据它对计划目标的贡献大小，也不是依据销售收入，而是取决于其政治行政权力。 除了为得到其捕获物而做的最低支付外，专制者攫取一切，所以他对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拥有共容利益，因而他尽力确保社会的生产效率，以更好的满足其需要。相反，每个共谋圈子、企业游说团体、行业协会和地方社区从社会产出中所得甚少，以致每个这样的团体仅拥有一个狭隘利益——也就是说，对维持社会生产力仅有微弱动机或根本没有动机。这样，危机总有一天是要出现的。——“第八章 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