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在文化饥渴的时代与话筒结缘

文章摘自《我遇到你》作者：敬一丹

机缘

马年冬天，大雪节气到了。

微信里，央视新闻公众号《夜读·节气》栏目推出《大雪》，如同每一个节气一样。

手机里看微信，传来我读出的节气：

“大雪为十一月节，天大寒才有落地盈尺不可止的大雪……沟壑道路被扫平，新雪遍地，一脚没膝盖，一脚一雪窝，这才叫过瘾之大雪。”

声音是我的，内容是朱伟的。《三联生活周刊》朱伟的文字在《微读节气》这本书里，而这本书是朱伟的微博集锦，现在又通过微信“央视新闻”推出。

这个传播链挺有意思。

制作过程也挺有意思。央视新媒体找我，说要推出播音员主持人读诗，可以自选内容。我说，我来读节气吧。我喜欢节气，喜欢朱伟用微博谈节气的书。

从此，每个节气，我都是在“读”中过的。荷花开着，我读夏至，读秋分；荷叶残了，我读寒露，读霜降。节气，写得好美！出门看玉渊潭荷花，有了另一种眼光。

在复兴路11 号老台拥挤的机房里面，是狭小的配音间。我和责编李伟每次在这里见面都如同接头一样，两人手里拿着同样的书，做这件事就是因为都喜欢节气，喜欢把这本书变成新媒体的方式与更多人分享。录音时，我们只是用这里隔音的环境，并不用话筒、调音台。我备稿，责编摆弄着他的手机。他点头，我对着手机开始读。

开始不太习惯，和话筒打交道这么多年，手机是不是不太专业啊？我一再问：行吗？真行吗？

年轻的责编笑笑，那意思好像是，新媒体的人就是这么任性，大姐呀，这就是今天的话筒啊！

自从十岁遇到话筒

50 年前，我初识话筒，那年我10 岁。

那时，我在哈尔滨国庆小学校。有一天，我们老师在班里叫了几个女同学：“梁晶、敬一丹……跟我来。”我们不知做什么，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一个小屋。小屋里，有一个从没见过的东西，老师说：“这是话筒，也叫麦克风，你们对着它，每人念一段课文。”话筒上裹着红绸子，很珍贵的样子，我对着它念，不知它会怎样。

我不知道，那其实是一次面试。梁晶被选中了，当了小广播员。每到课间，梁晶就在同学羡慕的目光里走了，一会儿，教室的小喇叭里就传来她那好听的声音：“同学们，请准备好，我们一起做眼保健操——1234，5678，2234，5678……”我一边按揉着眼睛，一边琢磨梁晶的声音是怎么到喇叭里来的，想象着那个神奇的裹着红绸子的话筒。长大了，梁晶学声乐，当时的“全校好声音”多年以后成为传媒大学的声乐教授，我们又是一个学校的了。

我还能遇到话筒吗？如果不是接下来的偶然，我可能就遇不到话筒了。

上中学了。

44 中学负责广播站的马老师有一天来到国庆小学，她问：“这一届升入44 中的同学谁朗诵好？我们想选广播员。”恰好，她问到了我的小学班主任郭清泉老师。郭老师推荐了我和另一个男生朱庆和。于是，我们就成了44 中广播站的广播员。

假如，马老师遇到的是另外的班主任……

假如，郭老师一时没有想起我……

假如，马老师没有看中我……

那就不会有我与话筒的缘分。

44 中学广播站的话筒也裹着红绸子，我们的声音也是红色的：

哈尔滨第44 中学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首先学习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下面播送一连五排的大批判稿……

下面播送四连一排的广播稿：复课闹革命……

下面播送毛主席语录歌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这红色的声音，今天恐怕需要解词吧？我不确定“90 后”能不能看懂这些话：“最高指示”，就是毛主席语录；“促战备”，是指准备与“苏修”打仗，苏修，指苏联修正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怎么回事？说来话长，同学，还是百度下吧！当时，“一连”就是一年级，“四连一排”就是四年级一班。“复课闹革命”是1968 年以后那个阶段的口号，那时最初的学生红卫兵经过轰轰烈烈的停课造反阶段，已经下乡成为知青，后来的我们这拨儿学生要回到课堂了。回到课堂，也不一定有课本，有课本也不是传统的数理化的课本，而是《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语文，则是报纸上的社论和毛主席诗词。幸好在语文课上我们遇到刘惠深老师，他趁机给我们讲诗词格律，他的漂亮板书滋润了同学们被大字报弄伤的眼和心。

这就是那荒唐年月红色声音的背景。

毕业了，我也上山下乡了。

我当知青最初干的活儿是修路，班组里选五大员，我被选为读报员。深山老林里，很久才运来一批报纸。我在公路边与知青面对面读那些过期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文章，感觉离眼前的沙子石头铁锹挺远。我就挑小通讯读给大家，读得绘声绘色。

后来又去盖房子。工地上需要建一个临时的广播站，谁能当广播员？又巧了，哈尔滨知青小陈告诉队长说：小敬在中学当过广播员。这一句话，使我又一次遇到话筒。

工地广播站建在工棚里，我在话筒前就看得到热闹的工地。我的广播是用来战地激励的：“添砖加瓦，大干快上！二队今天砌砖3000 块。三队的进度超过昨天……”“同志们，加油干啊！”

红旗招展，口号嘹亮，颇像电影《雷锋》中的一个场景。

房子建好了，广播站撤了，我失落了。

正在这时，山上林场建立广播站了，我有了之前的话筒前经历，机遇，又一次赶上了。

这个林场的大名叫“新胜经营所”，小名儿叫“九公里”。它坐落在距离防火检查站九公里的密林里。

广播站小小的，只有5 平方米左右。话筒崭新崭新的，是上海无线电厂生产的，底座是浅蓝色的，一看就喜欢，话筒上依然包着红绸子。

每天清晨，整个九公里都还睡在晨雾里，我就起身去广播站。看看天，我独醒，好愉快！当小电站的井师傅轰隆一声发起电来的时候，我就打开150W 扩音机的低压开关，先预热，半小时后，再开高压。

开始曲当然是《东方红》。唱片是黑色78 转的，唱针一定轻放，不能“咯啦”一声，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不能惊着小孩老人。声音渐渐升起，持续，渐隐，话筒打开：

“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

新胜，醒来了。

一位大姐告诉我：“早上从来不看表，你一广播，就起床；你万一晚了，我们全得晚。”

每天晚上的广播，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转播省台、中央台的节目，我还自办节目，其重要性和地位相当于“新闻联播”。

“现在播送营林段韩凤菊写来的广播稿……”

“现在播送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

有人把门推开一条缝：“小敬，给我们来一段二人转呗！”记得那时二人转刚解禁，有些新编的小段，这就是最初的“点播”了。

我太喜欢这话筒前的感觉了。春天把林间的达紫香放在话筒前，冬天把刚采的松子放在话筒前，好享受啊！

在这小小广播站，我是广播员、记者、编辑、技术员、站长，采编播彻底合一，我干得认真而充实。我不用说“这次节目是敬一丹播送的”，因为听众全认识，都叫我“小敬”。山林里的职工家属，大人孩子，都是听着广播过日子的，那时没有电视，广播一响，就是林海雪原唯一的动静了。知青伙伴干活儿回来，问我：“我们在山上听广播，听不出是你播的，还是省电台播的？”我暗自得意，故作平静：“是我播的。”

我当时十八九岁，把小小广播站办得有板有眼。局里在我们这儿开了广播工作现场会，我还一本正经介绍我是怎样办好广播的。其实，就是从心里喜欢。爱好，变成职业，那热情是不竭的，那动力是内在的，不用鼓励也会倾情投入。

那小广播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让我怀恋的地方。

后来，我被调到林业局广播站去了。人家都说是重用，可我爱上了这个小广播站，我是哭着走的。

“清河林业局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这成了我的新呼号。

这里不但有话筒，还有录音机了，我第一次听到自己从录音机里发出的声音。广播站各工种分工明确，按部就班，机关式的正规。我和播音员王敏、王照云的声音覆盖了山上各林场，山下各单位。

那年代，我在“全局联播”里常说的话是：“全力以赴投入春季造林大会战”，“护林防火，人人有责，完成次生林抚育任务”，“汽运处冬运任务”，“贮木场职工大会战”，“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

有一次，省电台记者段续来林区采访，临近结束时，给我们讲了新闻业务课。在这次课上，我第一次知道，广播稿还分为消息、通讯、评论。我试着采访编辑，林场的一位老职工主动让房给他人，我采写了一篇小通讯，投给了省报，看到自己的字变成了报纸上的铅字，好兴奋啊！报社的编辑为了鼓励我，送了我一本书——《新来的小石柱》。我看到编辑从一架子书里挑了这本书，还动了小心思：我也不是小孩，怎么送我一本少儿读物？也许在编辑眼里，我还没长大。拿着这本书，走出报社大楼时，我感觉到面前的地段街更宽了，霁虹桥更美了。

回想70 年代中期，正是文化饥渴的年代，在我懵懂的状态中，专业老师的点拨，让我隐约看到方向。

我想上学。

我遇到你

6.8

敬一丹 / 2015 / 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