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赶跑了人类的猪，却装起了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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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84》当中，描绘了一个高度集体化，个体受到全方位监控的极权社会——“大洋国”。

《1984》发表于1949年，但写的是对1984年的想象。奥威尔构想了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监控手段精密完善，而且权力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未来。

如果说，《1984》当中所展示的是一幅极权社会已成既定事实之后的景象，同时也是一部充满科幻气息的“预言”；那么，在另一部比《1984》稍早几年出版的作品当中，奥威尔则通过“寓言”的形式向我们揭露了：一个极权社会，到底是怎样一步步诞生的。

这部作品，就是《动物农场》（Animal Farm）。

动物农场

9.5

[英]乔治·奥威尔 / 2010 / 上海译文出版社

01. “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

故事发生在一个本来名为“庄园农场”（Manor Farm）的地方。

某天夜里，农场里的一头德高望重，可是行将就木的老公猪——少校，将动物们召集到一起，举行了一场秘密集会。

少校控诉，正是人类长期的压榨以及剥削，才造成动物们当前的悲惨状况。他之所以举行今晚的集会，是打算动员大家联手起来造反，推翻人类的邪恶统治，过上自己当家作主的日子。

在少校的鼓舞之下，动物们兴奋不已，仿佛看见了一线新的曙光，他们甚至拥有了自己专属的歌曲——《英格兰的生灵》。

可惜三天之后，老少校就寿终正寝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一方面，动物们依旧各司其职，在农场主琼斯先生的管理之下，表面上一切如常。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暗地里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的秘密活动。

其中，有三头比较聪明的猪——拿破仑、雪球、吱嘎，将老少校的思想整理成了一套“动物主义”，并致力于将这套理论发扬光大，在动物之间传播开去。

动物们从来也不曾料及，“胜利”的一天来得如此突然。

琼斯先生由于一时疏忽，无意中竟促成了动物们密谋已久的造反大计，而他却落荒而逃。就这样，这群动物开始过上了不再受制于人类的日子。

拿破仑和雪球——这两头比较聪明的猪，成为了大家的新领袖。

在猪领袖的安排之下，“庄园农场”这个本来的名字改成了“动物农场”（Animal Farm）。除此之外，他们将之前那套“动物主义”精简成七条戒律，用清晰可见的大字涂写在墙上：

1. 凡用两条腿行走的都是敌人。 2. 凡用四条腿行走或长翅膀的，都是朋友。 3. 凡动物都不可穿衣服。 4. 凡动物都不可睡床铺。 5. 凡动物都不可饮酒。 6. 凡动物都不可杀任何别的动物。 7. 凡动物一律平等。

由于大多数动物的文化水平有限，有些动物连26个字母都记不全，于是雪球干脆建议把《七诫》浓缩为一句“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便于大家理解。

故事发展到这个阶段，只是揭开了序幕而已。

动物们赶走了琼斯先生之后，一时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体验，但美好的东西犹如昙花一现，没过多久就消失了。

将成果毁于一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们的领袖拿破仑。

拿破仑先是趁机将实干派雪球驱逐出农场，并将雪球诬蔑成继琼斯先生之后又一个“公敌”，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

更可怕的是，拿破仑开始清算异己，打倒“雪球派”的支持者。农场里出现了同类残杀这种不曾发生过的局面，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中。

甚至连《英格兰的生灵》也变成了禁歌，不允许继续传唱。取而代之的，是一首题为《拿破仑同志》的诗歌。

实际上，除了猪和担当“保镖”的狗以外的绝大多数动物，日子过得比旧时更苦更累，因为拿破仑不断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并且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拿去跟人类做交易。

简言之，为了满足猪群的特权和私利，最初定下来的《七诫》一条条遭到篡改——直至最后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凡动物一律平等”，也被改为“凡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加平等”。

到了故事的尾声，猪们开始穿起人类的衣服，并学着用两条腿来走路，装得人模人样。曾经叫得响亮的口号“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也变成了“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

最终，拿破仑正式宣布，“动物农场”的名称已经废除，农场将会改为原来的名字“庄园农场”。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之后，这个农场好像改变了许多，却又似曾相识。

02. “屠龙者终成恶龙”怪圈

尼采写过：“与怪兽作战者，可得注意，不要由此也变成怪兽。若往一个深渊里张望许久，则深渊亦朝你的内部张望。”（《善恶的彼岸》：146）不过，这句话如今更为广泛流传的版本，通常被翻译成：“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

暂且先不论两种翻译语义上的差异，在此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屠龙者终成恶龙”的寓言，是否一个无法打破的循环怪圈？正如《动物农场》的故事所写，猪群带领动物们革命并赶走人类之后，为什么又会重蹈覆辙，走上了同样的旧路？

善恶的彼岸

9.1

[德] 尼采 / 2015 / 商务印书馆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权力论》的开篇提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其中，权力欲与荣誉欲是最主要的追求，因为权力和荣誉，是派生其他欲望的根源。

权力欲跟社会变革之间又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希望引领社会变革的人，往往对权力有着更强烈的欲望和野心。罗素甚至认为，引起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是“权力”而不是“经济”，他表示：“爱好权力是产生社会科学所必须研究的那些社会变革的主要动机。”

权力论

9.1

[英] 伯特兰•罗素 / 2012 / 商务印书馆

回到《动物农场》本身，实际上，无论是最早煽动造反的“精神导师”老少校，还是之后在实战中充当“领头羊”的雪球与拿破仑，他们都代表了一类有极强权力欲的“野心家”形象。

不管他们打算将集体带领到怎样的境地，或者说对未来有着怎样的蓝图；但是，从根本的出发点来说，能够担任领袖，肯定受到强烈的权力欲在背后驱使。反过来说，为了满足对权力的欲望，就注定要成为领袖。

因此，在小说当中，从拿破仑最初成为动物农场的领袖（之一）开始，也正是他的勃勃野心“含苞待放”之时。一旦等到适当时机，这朵“恶之花”便会绽放。

当然，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在一个集体内部，存在领袖的同时就存在被统领的人。更具体来说，领袖的作用和价值需要在“领导—服从”这种双向互动之中，才得以最大程度发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服从者的配合，领导者的权力欲也无法满足。

然而，群众/大众的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众性，特别是当个体身处于某个集体，强调“集体的一员”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失去理智以及主见。——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勒庞的《乌合之众》，又或是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这类有关“群众/大众”的经典著作当中，已经有过非常详尽的探讨。

正是他们这个“致命的”弱点，让僭权者的野心得以实现。

乌合之众

7.9

[法] 古斯塔夫·勒庞 / 2015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众的反叛

8.2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 / 2011 / 吉林人民出版社

无可否认，《动物农场》中的拿破仑是个痴迷于权力的野心家；但是，单靠他一己之力，绝不可能将整个农场引到那条“通往奴役之路”上。构成这个“屠龙者终成恶龙”怪圈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还有被统治的动物们的愚昧与无知。

故事中有一匹名为“拳击手”的马，可谓这类“群众/大众”形象最典型的代表。从“动物主义”最初传播开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三头公猪的忠实信徒。后来，当雪球被驱逐出农场，拿破仑独揽大权之后，他也对拿破仑忠心耿耿，并将“拿破仑永远不会错”视为坚定信条。

遗憾的是，拳击手终其半生为猪群卖命，到了弥留之际却落得一个悲剧收场；更讽刺的是，将他亲手推进“火坑”的人，正是他最信任的拿破仑领袖。

像拳击手这类形象，实际上代表了动物农场里大部分底层动物的生存状态。

碍于自身的眼界和水平，加上在宣传机器（小说中的吱嘎就担当了这个角色）的灌输之下，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随波逐流，任凭处置，甚至任劳任怨——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

恰恰是这个弱点，使得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拿破仑争名夺利的“工具人”。

事实上，不管统领农场的人是过去的琼斯先生，如今的拿破仑，哪怕之后再上演一场新的“革命”换成其他人——假如这最广大的“群众/大众”一直迷信权威，一直愚昧无知，而权力的一端缺乏制衡的力量，这个“屠龙者终成恶龙”的怪圈，就会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

03. “动物农场”并非子虚乌有

奥威尔在《<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一文当中，披露了自己创作《动物农场》的根由。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大概半年之后，奥威尔和妻子为了支持西班牙政府，于是奔赴到战场前线。当时，他在西班牙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组织，成为了一名民兵。

然而，到了1937年，随着苏联内部“大清洗”的风气蔓延到西班牙，意识形态上倾向托洛茨基主义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POUM成员，很多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遭受到迫害。

奥威尔夫妇也被卷进了这场“旋涡”当中。万幸的是，夫妇俩后来逃出了西班牙；遗憾的是，他们有很多朋友却因此丧命，或是人间蒸发。

对于从未涉足过苏联的奥威尔而言，这片土地多少有些陌生；但是，在西班牙所亲历的一切，却又让他不由得对这个国度心生警惕。

而且，“苏联神话”当时在西欧对于不少人是极具吸引力的——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宣传的成功。这就使得奥威尔感到更加担忧，同时他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清醒地认清真相。他写道：

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应该看清楚苏联政权的真正面目。自从1930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像任何其他统治阶级一样都不愿意放弃权力。

最终，奥威尔将自身的经历和政治理念结合在一起，再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了这部兼具讽刺性和揭露性的警世寓言《动物农场》，正如他在另一篇随笔《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所提及：“《动物农场》是我在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努力把政治目的和艺术目的融为一体的第一本书。”

我为什么要写作

8.6

[英]乔治·奥威尔 / 2011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如今，虽然“苏联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在二十世纪曾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它在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留下的精神遗产，似乎不曾真正远去。“动物农场”的深刻寓意，不单纯是奥威尔对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见证与纪录，也不仅仅是提供后人借鉴反思的历史——最重要的是，它是对未来我们如何避免重复犯错的一个警示信号。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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