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乐地飞来飞去。”
（想写的是2020HIFF海南国际电影节）
贰零贰零年十二月十七日，我回到广州已近一周。抵达海南是深夜近十一点半，离开则是凌晨四点，飞行时我躺在被星海裹着的城市上，降落时我穿过晨曦。第一部影片是马来西亚电影《一时一时的》，最后一部是日本片《我啊，走自己的路》。每个城市欢迎来者的方式，都是以新鲜而热烈的温度吞没他们、融化他们，使分别时刻格外割裂而难过。《野马分鬃》的结尾，在巴赫众赞歌前奏曲《我呼唤你，主耶稣基督》激荡起的浪潮表面，阿坤达成了自我和解，而我也完成一段对生活原轨的叛逃，不舍地醒来，但也有人仍在奔赴下一场绮丽而绚烂的梦。
但它还是给我遗留下了一些东西。四天内极高的观影浓度，完全将电影嵌入了我的生活习惯，每天须得一部，无论再忙。我也渐渐理解了那些宁愿承担起高额航班食宿费、也要满世界追电影的人，确实，比起不错失一部好电影，这都不算什么代价了。策展人介绍——先导片——放映——映后主创交流，一系列流程烂熟于心。Kanto愤怒地直视着我们。他把手轻贴着千年的老树、听自然的呼吸。沙塔洛夫在稻黄的野草间张嘴怒吼，发出的是海鸥尖利的啼鸣。莫娜苍老的胴体，和蓝墨色光线里哀戚的眼睛。最后在大厅里等候开场时，旁边屏幕里反复滚动的混剪里的许多场景，我都已经能讲明出处和情节了。还有那句严肃的烫金标语——“禁止一切不尊重电影的行为”。禁止屏摄、禁用手机、禁止聊天、禁止剧透……看电影就好好看电影，这些倡导无疑起了效用。不大的放映空间，大家彼此尊重，沉浸在同一个故事里，有时开怀大笑，有时低低而想要掩饰一般响起纸巾和吸鼻子的声音，在黑幕时毫不吝啬地由衷鼓掌，不少人自发愿意坐到灯光亮起、片尾主创与幕后名单滚动完毕。场地的局限反而营造出温暖而亲切的氛围，映后时主创坐得离我们并不远，提问环节总是热烈到主持人喊停。殷若昕导演说，“我想把海报送给那个女孩，”然后对我说，“谢谢你，哲学思考总是需要讨论的。”
我想，对于电影信徒，HIFF选片的品味已使他们足够满足，但对无论是媒体还是买票普通观众人，都不够友好：因为几乎所有场次的排片都只有一场，我们必须要在喜爱的影片之间做出抉择；有时锁座严重，实际到场的媒体又少，就会出现想看的人买不到票，但同时有许多票被浪费掉的情况，于是深感惋惜（因为很多电影很可能在国内不会有公映机会）；不时出现的放映事故；屏幕故障的绿光；接力点之间距离过远、难以转场……故而此时总结时，心情也格外复杂。
再说说电影。
《二月》。
一部近似無聲的電影，童年，青年，老人，牧羊人的叙事诗。童年的佩塔爾就总是一个人。回家里抓点面吃，又转身出去。每一处对准自然的静止镜头，都像是他在一个地方驻足时凝视的目光。那儿有什么？羊群走過，耳朵或頸項懸掛的鈴鐺互相碰撞，清亮，但不出格，最终悶回去了。舊羊舍裏的白玉雕像，是一個人施捨老鷹食物，我们只能看到他伸出的手。我想第三幕的暴風雪夜，佩塔爾無論如何都要幹到的，或許就是那兒：堆滿稻草和髒白布，早就沒有什麼生命的蹤跡。
第二幕是我最喜欢的一幕。结了婚，跳了舞，初夜，新娘静静躺下。服役前夕，拿起妻子收拾好的行李，无声地道别。軍營，吃饭时窗户外歇落一只鴿子，“我为保加利亚国作战”的庄严誓词却念得没什么力道。驻守的小島上漫天遍野的海鷗啼鳴，本来美好的篝火吉他之夜，军官放下乐器，拿起武器，这个夜晚便因兩聲槍吼染血。沙塔洛夫每天都看海鷗，他慣於寂靜，他不要軍人的功勳和榮譽——换言之，他“真是个蠢货”，但他只想和爸爸、爺爺一起看顧他家的羊。他把被殺的海鷗還給另一頭的自然：海。他伸展四肢擁抱海鷗棲息的峭壁。年輕人們從懸崖躍入淺海，他沒有加入，他有自己的孤獨選擇。
第三幕，正是影片名——“二月”。二月是最冷的时节，独居的老人、他的羊群和马，熬过了就是一死换一生，由死入生。妹妹已經有了爺爺奶奶的容顏，我們也會成為自己童年時敬仰的先輩。不管体力不胜年少，他放羊，他穿过大雾也要抵达认定了想要去的地方。他又被叫回“佩塔爾”，和电话另一头的妹妹约好春天去看她：“我不确定那时候我还在吗？”第一幕时，他走到哪就直接从那儿的泉水接一瓶水，还捅河底淤泥玩，看浑浊蔓延开。第三幕，老人在冰封的河面打起水漂，并跳了一支孤独的舞。他还是喜歡詩歌，“細角刺聆聽自然的痛苦”。極度浪漫，極度荒蕪。大音希聲。
《我不是女巫》。
I AM NOT A WITCH.
如同戈达尔的宣言式影片，黑幕、白字，五个词依次出现，这是八岁的女孩舒拉从头至尾没能说出的话，更像是愤怒的、恶狠狠一句回应。
车停，舒缓优美的弦乐也停。你看，连弦乐，对于这片非洲土地也像是外来侵入者。女巫们坐在干枯的树下、皲裂的土地上，白灰把她们的容貌都隐藏在“女巫”的标志下。后来，舒拉也被关在这样的展览园，她在一个木桶里，白人游客们热情亲切地和她对话、合影，如首探愚昧村落的奇风异俗，友好但缺了尊重。巫师带来被割喉的鸡用最后的力量挣扎往前走，血迸溅在舒拉的脚面。传统不容许一个思想尚且稚嫩、经历甚少的女孩自证，无稽荒唐的控告、跳梁的村夫再添一把火煽动众怒，就足以将一个清白者定罪。
其中一个细节是，当值的警官约瑟芬向警长汇报：“她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警长下一句是：“她沒有否認？” 明明是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怎麼都只注意沒有否認呢——從沒有否認就能推到那就是承認。可是沒有承認的力量為何這麽不值重量？權力傾軋被默许，舒拉的唯一反抗只要轉身逃跑。她害怕因割断绶带变成山羊，一晚后，她决定了自己的命运——长长的绶带伸出门缝，懵懂但令人难受的情绪延伸到镜头之外：“你们的女巫在这。”这是电影里，她的第一句话。
女巫们，她們在背後系上長長的綬帶，長短決定她們活動的範圍，另一头在滾筒缠上几圈，滾筒“哐当”穿在慘白冰冷的長鐵棍上。舒拉这个名字也还是女巫营的朋友帮她起的：舒拉，連根拔起之意，一个没有家园的女孩子——“她的根被斬斷啦！”她们帮助舒拉，给她一个旧瓶子“海螺”，你把它朝着风吹来的方向。聽到什么了吗？嗯。很多笑声。是啊，这附近有小学。舒拉聽到算数，聽到孩子们歌唱，她笑了。把舒拉捆绑的女巫恶咒，是她初次指证的成功。孩子清澈干净的心，能发现主宰犯过罪的人的贪欲与阴翳。
破案的奖赏——杜松子酒、钱和粮食——又使我们的小舒拉快乐起来。直到她认识了局长的妻子、另一个割掉绶带的“女巫”。离开富丽堂皇的别墅住所，她还是女巫，人们用最污秽的话骂她，捡起石头打她，聚拢起来要抓住她。可笑的是最现代、最靠近科学的警察机构，最坚定地维护着这一套猎巫遗风系统。赞比亚女王说女巫是财产的一部分。她们意味着屈膝跪地，意味着难消的卑贱烙印，意味着即使服从上位者的指令、也不会真正自由。学校的盲童们为“我们的新朋友舒拉”唱了一支歌，但在巧克力蛋糕的传声游戏时，她被绶带那端的力量倒拖回女巫本该在的位置上。
被邀请作法求雨，但舒拉不再说话，躲藏在羽毛头冠和袍子里，只有那位妻子癫狂地起舞。帐幕昏暗，舒拉突然急促地说话，快到几乎有些喘不上气、音节吞掉音节：“我真希望自己选了做山羊，羊还可以到处走。”天再亮起，是灰濛濛的原野，女巫朋友们围着舒拉的尸体歌唱，身后拖着的长绶带在各角散开，似乎缠绕了整个屏幕。干旱已久的赞比亚，大雨倾盆。
《又見奈良》。
讲述戰爭遺孤的故事。开头的动画，就已然足够温柔动人，千里之远的中国母亲放心不下孩子。海螃蟹只好去适应湖里的生活啦，就像养女回国后艰辛的半生寻索，终于求得身体裏日本血緣的一纸證明。三个人穿过御祭禮的旌旗，前前后后，長鏡頭，冬夜，一起嚮前走，邓丽君的《再见！我的爱人》也随之响起。拜访时可爱的夫妻，女儿已经不会说汉语了。“看到屋外有大铁盘，那很大可能就是中国人。”没有乐器，也可以唱得陶醉，丈夫作出拉琴手勢，哼出金铁嘶鸣。京戲雄渾悠遠，在异乡也能有听众。“您的女兒和我完全不像。”将寻亲之旅逐渐上心的老警察，还在满心期待着女儿的回信。他们遇到了聾啞人，但是反而沒有交流障礙。兩個老人，語言也不通，但能成为朋友。互相給對方展示自己以前的照片，自豪地指自己“這是我哦、是我本人哦”。奶奶笨拙地拿出眼鏡戴上，小心地捧著古舊發黃的照片看上一会，比出大拇指：“你以前好帥氣！”“你以前也好美麗！”小泽看电视做的小旗子，关心她的奶奶也开始分担着做，现在她拿出小貼紙小旗子分享给一雄，等待的过程中一起玩耍，并不枯燥无味。语言不通的奶奶想要羊肉，咩咩！可爱的店员也配合着一起：豬的拱拱呼嚕聲，馬的嗥叫和洗鼻子咕嚕咕嚕声。至于小泽，二代遗孤的身份让她也在迫切寻找着身份认同感，帮着奶奶寻亲，似乎也是在为自己找一个答案。开头的居酒屋，一雄问家乡何处，她说“我是日本人哦”，是为了方便处事，但她也说，“您要一杯中國酒嗎？有些烈。”影片最后，她已经能坦然回答，“是的，我是中国人。” “都白照了”，其实是“都白找了”，奶奶總是忘記擰開攝影機蓋。一直在追索的丽华阿姨的日本名字是中村明子，用了幫助她的律師的姓氏，而保留了中國母親名字裏的“明”。最后的那封信小泽读了两次，在那里，她说，親愛的媽媽，我已經找到我的親人了，我現在住在奈良，我很好，請你不要擔心。但实际上，她最終还是孤單地離世。所有離家的人，还是都報喜不報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