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写点东西

最近看了两部电影《无主之作》和《燃烧女子的肖像》。趁着伴随圣诞而来的无聊闲暇，想把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之所以想把两部一起写，是因为他们都牵涉到了作品和作者的概念。

随着18世纪理性时代的到来，加上19世纪突飞猛进的科学知识革命（写到这里突然对中文里的革命一次有了更新的认识，革命不仅是动词，也是等同于“新局面”的名词），人们对作者的认识早就不再是“神谕的传颂者”，随着戏剧和剧院的普及，作者也拥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加上法律中出现了版权以及财产的正式称呼，作者的地位不断上升。作者和作品也拥有了自己的话语领域，提到歌德我们就代指了浮士德，也代指了他的美学观点。这种指代在语言学上的发展，伴随着话语领域数量的不断增多、内容的不断拓展。

但是20世纪之后作者在作品领域的权威得到了削弱。标志性宣言就是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作品的遣词造句，绘画的光影描画，音乐的旋律描写，可以看作是来源于人类本源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绝不可能说是归属于谁，而是人类共享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作品更像是文化的拼接，作者从人类身上剪切了语言，拼写到作品里。作者的功用更像是“呈现”。

当然，作者作为呈现作品的发起者，对作品依然拥有法律意义上的权力，并且作为一种作品和接收者的衔接点，对读者也拥有一定的权利。读者在这种认知里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读者决定了这部作品被怎样解读，当然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拥有法律上的阐释权，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出版的作品就已经被交付给了读者。作者的功用发生了改变，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发展，这是随着文明进步，个性化加深而无法避免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其实给作品增加了更多的维度。我们解读的同时就是在创作。

对这两部电影我不想说很多情节的感受，他们的故事我非常喜欢，深刻而克制，暗喻从头到尾能形成闭环，是完整的作品。《无主之作》借鉴了Gerhard Richter作品的创作过程，作者“呈现”的功用被完整展示了。自然界的光影和风，历史命运轨迹的重合，以及个人心理创伤的灵光一现。出名的作品可以说不存在狭义上的“想像中创造”，但是产生了一种由拼贴形成的关联。这种关联带来的影响就是作者的创作。剧中主人公借由作品找到了自我，但“自我”并没呈现在作品里，而是呈现在接收者的感知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上个世纪随处可见，甚至我们在现代也不断接收这类作品。它们是具象的指代，是对物品对现实或者幻想无比具体的描画。但我们从中感知到的是现实，或者说是一种心灵感应的死亡。但一旦把艺术从形式主义、大众宣传中解放出来，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无数种自我就翻涌而来。超现实主义在纳粹时期被打压，正是因为它抗拒一种人人皆然的氛围，以各种形式来放大内心的个人感受。

人类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其实都在追寻自我，利己可以说是生物的本能。但有趣的是，这两部作品都把追寻自我的过程具象在爱情里。爱情关系在现实中是不可以有太多自我的，但是我们自发地追求和维护爱情的过程，在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层面上我们都是为了实现自我。好的爱情里，人都保持了自我。

《燃烧女子》这部作品描画的是18世纪末的情景，但它的构图和布置更像是现代和古典主义审美的交融。其中两位主角在画像上的分歧是，画家想要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而Heloise更想要一种感情深厚的永恒。俄耳浦斯最后的回头到底是忍不住想看欧律狄克，还是下定决心后两个人默契的告别？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俄耳普斯一定是明神谕的严苛，历经千难万险之后应该更明白坚韧的含义。欧律狄克被拉回阴间没有告别，因为这个过程已经在两人牵手前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人不回头的前行，后面的人必定默默紧随。到最后暴风雨来临，夏夜的火候怒放，Heloise也没有回头。爱情有时无需相伴一生。

回到本文主题上来，这部电影更贴切地讨论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作者可以决定一部作品的完成，但是读者可以反之给其压力，通过反馈和催促以及等待，给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更多的干涉。画展里女画家只能借助父亲的名字描绘俄耳普斯的告别，展示了18世纪女性作者话语的受限。而作者父亲的名字也发挥了划归作品的功用，失去了作者话语里的完整功能。Heloise后面的画像仍然吐露着象征爱情的28页，如果这幅画能一直被保存，那么其中传递的信息也将永存，作者与被描画者的生与死在这个意义上不再重要了。但后人无法体会到画像的真实含义，但是在后代，这幅画像又会被重新解读。作者的功用越来越小。

《无主之作》借助剧情来讲述艺术。《燃烧女子》借助艺术来讲述故事。但他们都展现了现代作品作者话语里新的思考。虽然很多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或者无需解决，但是带来自由、自我，是艺术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