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pedia条目翻译 - 反犹主义在苏联的历史

1917年的俄国革命终结了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也终结了帝俄政府在国家层面上的反犹主义政策，栅栏区也不复存在。但是，苏维埃政府却把沙俄的反犹主义遗产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利用政治宣传机器大肆散播犹太人阴谋论。在1948年的反“无根基国际主义者”（rootless cosmopolitan）运动期间，苏联国内的反犹主义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其间，无数讲意第绪语的诗人、作家、画家和雕塑家遭到杀害或抓捕，这一局面直到所谓的“医生阴谋”为止才告结束，当时，一群医生（基本上全是犹太人）因被怀疑密谋刺杀斯大林而被送上了作秀公审的被告席。

历史

革命之前

在沙皇统治下，1880年代的俄国国内有着大约500万犹太人，基本全是穷人，他们被全部送进“栅栏区”，遭受着歧视与迫害，在沙皇政府默许下出现的歧视性法规、集体迫害比比皆是，沙皇政府更是会直接组织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在这样的局面下，很多犹太人不得不移民国外或是参加激进政党，比如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general jewish labour bund in lithuania，poland and russia，按其中的“bund”一词而音译为“崩得”）、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当时还有很多反犹主义出版物得到了大规模出版印刷。

革命之后

二月革命和临时政府

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取缔了所有沙俄时期确立的反犹法案，此举与西欧国家在19世纪时发起的废除犹太人法律权利劣势的犹太人解放运动（jewish emancipation）性质类似。

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正式废除了栅栏区，其他将犹太人划归为非法人群的法令也遭到一并废止。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出于无神论观点而排斥一切宗教（犹太教也在其中），并为镇压犹太人口中的宗教传统而进行了大规模行动。1918年，布尔什维克建立了“yevsektsiya”这一共产党中的犹太人部门，意在在苏联社会中进一步推广马克思主义、世俗主义（secularism）以及同化犹太人这三大纲领，并试图将共产主义传播给犹太人群体。

1919年8月，包括犹太教堂在内的犹太人财产都遭到了查封，大量犹太人社区解体。所有宗教群体都被施以反宗教法令，一切宗教信仰表达以及宗教教育都被取缔，犹太教自然也在其中。很多拉比和其他犹太教宗教人士都在暴力迫害的淫威下不得不辞去神职。这样的迫害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在20世纪早期以及二战中，前线上的犹太人兵员也经常被不成比例地部署。因此有大量的俄罗斯犹太人选择了移民到美国等地。为免遭歧视，在移民过程中修改家族姓氏也是很常见的举措。

列宁本人就反犹主义问题所发表的官方声明也是前后矛盾的。1919年3月，列宁就“反犹集体迫害”问题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其中将反犹主义批判为“将工农对剥削阶级的仇恨转嫁到犹太人头上的行为”。这次演说也与此前布尔什维克对俄国内战期间白卫军的反犹迫害所表达的谴责立场相同。但同时，在1919年秋季，列宁却又对共产党的“乌克兰政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对乌克兰的犹太人和城市人口必须施以像刺猬的甲胄一般的鞭笞，把他们送上前线，不让他们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比例小到足以忽略不计的犹太人和城市人口有权任公职，但我们仍需对其进行管控。”

直到1930年代早期，苏联政府才针对反犹主义发动了大规模行动。列宁曾于1918年发表过一次反对反犹主义的演说，同年，布尔什维克还出版了大量揭露反犹主义本质的出版物。自1927年至1930年，布尔什维克的反-反犹主义计划达到了最高峰，在苏联的政治宣传中，反犹主义是苏联的敌人散播的流毒。反对反犹主义的戏剧和电影大行其道，公开审判也并非罕见。1931年，斯大林在给犹太电报局（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的回信中写道，“反犹主义是种族沙文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更是人类食人恶行中最为危险的残余”。

在红军部队和工作岗位上，布尔什维克还针对反犹主义开展了信息战，任何煽动种族歧视的行为都成了禁忌，写进苏联法律。苏联政府在1934年的官方立场为“反对世界各地的反犹主义，对犹太人民表达兄弟般的情谊”。还表扬了犹太人对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贡献。

在斯大林统治之下

列宁死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权力争斗中获胜，成为了苏联的新任领袖。在打压身为犹太人的托洛茨基的过程中，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斯大林采取了反犹主义手段。如赫鲁晓夫等了解斯大林的人表示，斯大林一直都对犹太人抱有偏见，1917年革命之前，这种偏见尤为明显。最早在1907年，斯大林就曾在信中表示，布尔什维主义中的“犹太派”和“纯俄罗斯派”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斯大林的秘书boris bazhanov（1900-1982）曾表示，斯大林甚至在列宁还在世时就曾发表过粗鲁的反犹主义言论。和他的反西方思想一起，斯大林又进一步采取了反犹主义政策以作为其补充。由于反犹主义是纳粹德国政策的一部分，苏联政府官方的态度必然是谴责反犹主义的，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则因此将“反锡安主义”（anti-zionism）作为其反犹政策的代称。在历史学家、东方学家以及人类学家raphael patai和遗传学家jennifer patai wing的著作《犹太人种神话》（the myth of the jewish race）中，“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就“在语言中处于锡安主义（zionism）的对立面”。

反犹行动在苏联被称为“反无根基国际主义者运动”（据信，无根基国际主义者是苏联国内对犹太人的委婉代称）。1948年12月，苏联政治家、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v，1901-1956）发表了一场名为《苏维埃戏剧编剧之所以落后的数个原因》的演说，并在其中将无根基国际主义者与犹太人画上了等号。在“反无根基国际主义者运动”期间，大量犹太作家和艺术家被杀。当时的报纸上，“无根基国际主义者”、“布尔乔亚国际主义者”以及“没有民族和部落的个人”这样的名词屡见不鲜，全都是指代犹太人的词语。苏联媒体指责犹太人“向西方屈膝”，帮助“美帝国主义”，“奴隶般地模仿布尔乔亚文化”，还涉嫌“布尔乔亚唯美主义”。纳粹大屠杀期间的苏联犹太人的被害遭遇也被否认，犹太学者被驱逐出科学界，犹太人移民权利也被剥夺。最终，斯大林时代的反犹主义运动以1953年的医生阴谋而告终。据raphael patai和jennifer patai wing所言，医生阴谋“明显是要完全灭绝犹太人的文化生活”。斯大林统治下的共产主义反犹主义与纳粹和法西斯的反犹主义思想之间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二者都相信“世界犹太人阴谋论”。

苏联的反犹主义还影响到了二战后德国苏占区内部的政策。历史学家norman naimark曾写道，1947-1948年间，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oviet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in germany，简称SVAG）的官员开始对军管委员会内部的犹太人成员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干部部门的政治宣传机构中的犹太人更是受到了特别关注。德国高校中那些不愿接受苏维埃化的犹太人被打上了“在战后与中产阶级帮派站在一起的非雅利安的法西斯受害者”的标签。

如erich goldhagen这样的学者表示，在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犹太人政策的实行变得更为低调，对犹太人的直接攻击转变成了间接的反犹政策。erich goldhagen认为，尽管赫鲁晓夫全面抨击了斯大林，但他却没有把斯大林的反犹政策列入“兽行”之列，也没有将其定性为“对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中的苏维埃民族政策的粗野践踏”。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之下

1967年的六日战争结束后不久，苏联国内的很多犹太人面对着国内依然严峻的反犹事实而想要移民以色列。boris kochubievsky，一名乌克兰犹太广播工程师想要移民以色列，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kochubievsky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想要生活在犹太人的国家里，这是我的权利，就像乌克兰人有权生活在乌克兰，俄罗斯人有权生活在俄罗斯，格鲁吉亚人有权生活在格鲁吉亚一样，我也有权生活在以色列。这是我的梦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更是几百世代的被驱逐出原始家园的犹太先人未能实现的梦想。我想让我的孩子学习希伯来语，我想阅读犹太人自己的报纸，我想去犹太人自己的剧院看戏。这些又有什么错呢？我犯了什么罪呢…？”

信件寄出后不出一周，kochubievsky就被传唤进了克格勃，未经询问，此人被立即转送至位于其家乡基辅的一座精神病院。这件事也许只能算得上是一起孤立事件，但不能否认的是，六日战争的结果影响到了苏联国内的几乎每一个犹太人。在沙俄和苏联的先前政策下接受着文化同化的犹太人在现在终于看到了复兴民族信仰、保护民族遗产的希望。1979年2月23日，一篇篇幅为6页的文章传遍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文章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7人批判为“锡安主义者”。从文章能读出其匿名作者（俄罗斯解放组织成员）的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思想，其在文章中列出了辨别锡安主义者的几个依据：“多毛的胸部和胳膊”、“鬼鬼祟祟的眼神”（shifty eyes）以及“像钩子一样的鼻子”。

1981年2月22日，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时长超过5个小时的演说中抨击了苏联国内的反犹主义情绪。虽然列宁和斯大林都曾发表过反对反犹主义的演说和言论，但这次是苏联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在全党面前表达这类思想。勃列日涅夫承认，整个苏东阵营内部都存在着反犹主义思想，阵营内部的多个种族的需求也未能得到满足。几十年以来，有着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群体一直接受着苏维埃社会的同化，他们之前拥有的学习自身文化以及信仰自身传统宗教的权利也遭到了侵犯。勃列日涅夫在演讲中正式宣布，苏联将满足这些少数民族群体的需求，并表达了对“民族关系紧张化”的担忧。政策一经颁布，苏联共产党便发出了一份普通却又重要的消息：

“苏联共产党一直以来，并且一直都将对抗此类现象（民族关系紧张化），这样的情况属于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逆流，比如反犹主义和锡安主义。我们不能容忍民族主义对我们国家精神的侵蚀，但同样地，我们也坚决反对对事实的夸张。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来教导我们的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神圣任务，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就是我们的苏维埃祖国，这是一种应当为之自豪的归属感。”

但最严重的反犹主义问题却被有意省略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就像党的其他措施一样，这样的省略也是经过了严密计算和策划的。此时，国际社会正在向苏联施压，苏联不得不着手解决其内部出现的多重人权问题，就连澳大利亚和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都要求苏联对本国人权问题给出回应。尽管苏共解决反犹主义问题的态度很坚决，但苏联内部的反犹主义宣传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想立即解决这类问题几乎不可能。另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犹太人团体还在呼吁美国领导人关注苏联犹太人问题。

1974年10月18日，美国在帮助苏联犹太人群体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参议员henry jackson、参议员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以及参议员jacob javits和国会议员charles vanik汇集一堂，讨论“jackson-vanik修正案”的最后阶段问题，此前该议案已在美国国会内部搁置了近一年。会面后，jackson告诉记者，“人权领域的历史性共识”已经达成，尽管他不能“对俄国人目前的作为发表任何评论”，但“可以相信的是，苏联的基本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修正案的通过使得苏联国内的一些犹太人获得了移民国外的权利。

就在苏联犹太人问题即将解决之时，不出所料，克里姆林宫方面不能容忍自己的移民政策和外交政策被华盛顿的一群犹太人所左右。外务部长andrei gromyko给基辛格寄去了一封信，针对美国新修正案有助于更多的“苏联公民”移民国外这一观点表示“我们坚决抵制美方对我方政策的干预”。尽管修正案在美国方面得到了大部分赞成并获得通过的结果，克里姆林宫方面依然感觉自己处于劣势。因此，当美方表示将对苏联的借贷额度施加官方限制的时候，他们拿出的理由就包括未能获得妥善解决的苏联犹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