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哈代

托马斯·哈代

1840-1928

托马斯·哈代出生在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附近，位于英格兰西南地区，他称之为“他小说中的威塞克斯”。在当地的学校念书直到成年，那时候他为一名多尔切斯特的建筑师做了六年学徒。1861年，他奔赴伦敦继续学业，并且作为一名建筑师工作。与此同时，他以断断续续的自学完成了通识教育，对小说和诗歌也越来越感兴趣。在早期尝试了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创作后，他决定专注于小说。然而1868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推荐下依然被出版商拒绝，尽管如此，乔治依然建议哈代继续创作。于是乎，《计出无奈》（Desperate Remedies）于1871年匿名出版，紧接着第二年他的《绿荫下》（Under the Greenwood Tree）（同样匿名出版）让哈代一炮走红。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职业生涯那时正式启程；哈代放弃了他作为建筑师的工作，并且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以1895年的《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为句点。针对哈代小说的反对意见——例如《无名的裘德》遭到的抨击——将哈代领回小说创作。他在十九世纪出版了所有小说，在二十世纪出版了全部诗集，除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和其他诗篇》（Wessex and Other Verses）（1898年），由此横跨着维多利亚时期和现代时期。1903年至1908年期间，他创作了一部三幕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史诗剧《列王》（The Dynasts），此后，他主要创作的都是抒情诗。

哈代的小说，主要是以威塞克斯乡村地区为背景，展现了环境塑造人的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人的外在和内在。在远古农业劳动的背景下，如同巨石阵或古罗马圆形竞技场这样的古代纪念碑一样，让我们回想起人类的过往，他把人物塑造成听任自己激情百步的类型，或者在古老的乡村工作或乡村娱乐中寻找短暂救赎的类型。哈代小说中的男男女女绝非冰云的主人；他们受一种操纵自己行为与他人关系的冷漠力量的摆布，然而他们仍能通过忍耐、英雄主义、或是单纯的性格力量来获得尊严。维多利亚时期的典型小说家，例如狄更斯或萨克雷，关注的是特定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和问题，这些被事无巨细地描述；哈代则倾向于直接追溯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同时尽可能减少时代的社会细节。他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悲剧性的，通过某种几乎是恶意的巧合来探索人生中苦涩的可笑之处，强调人的欲望野心和命运即将降临在人身上的事件之间的悬殊沟壑。但命运并不总是完完全全的外力。男人和女人被他们自己本性的要求所驱使，与他们被自己之外的东西所驱使同样重要。《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1891），也许作为哈代小说中最黑暗的一部，讲述了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年轻女子，也作为一个贫穷家庭的女儿，被一系列痛苦而讽刺的事件和环境牵引，最后走向杀人和绞刑。和《苔丝》同年出版的小说《西巡回线上》（On the Western Circuit），同样有一个年轻的乡村女子被老练的城市男人所勾引；她的“毁灭”（同样见于哈代的诗《被毁的女仆》（The Ruined Maid））导致了——与三位主人公的善意背道而驰，同样作为一种苦涩的反讽结果——和他的毁灭以及所有相关的人持续一生的痛苦。

哈代否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更愿意自居为“社会改良论者”（meliorist）——也就是指，相信人的努力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人。但无论是在他最重要的小说还是抒情诗中，几乎没有任何改良主义的痕迹。他的许多诗，例如写关于泰坦尼克号海难的一首，《二者的辐合》（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展现了命运的无常，以及巧合的灾难性与讽刺性。其他诗歌则超越了这种情绪，呈现出平静的庄严和精心把控的挽歌，感觉到人类的悲伤、失落、挫折或遗憾的某些方面，总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完全实现的情况之上。《偶然之事》（Hap）表现了哈代在被偶然支配的宇宙中抱怨人类命运中的反讽的独特情绪，但像《散步》（The Walk）（1912年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创作的一组诗歌之一）这样的诗歌却以惊人的力量体现了一种失落感。

哈代的诗歌，正如他的散文，常常有一种自学成才的气派；乍一看都有些粗制滥造。他说，他想避免“the jewelled line”，同许多现代和当代诗人一样，他在艺术中寻找他成为“不和谐的旋律和其他不规则的东西”，因为这些传达了更多的真实性和自发性。“在现实中……艺术是不成比例的”，他宣称。虽然哈代坚定维护诗的标准，他却让韵律粗糙、句法扭曲，创作出不规则、复杂的诗节形式。他的措辞包括古语和非常笨拙的新创作词（例如《偶然之事》中的“强权者”（powerfuller）和“凋败”（unblooms））。他扭曲了许多传统题材的惯例，如十四行诗、爱情诗、战争诗和挽歌。哈代虽然扎根于维多利亚时期，但他展望了20世纪的后世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错位（dislocations）。

哈代的悲伤——他无法相信世界由仁慈的上帝统治，他从人生里感受到荒芜感和挫折感，在面临道德或形而上学问题时他坚持反讽——是维多利亚晚期情绪的一部分，在A.E.霍斯曼（A.E.Housman）的诗中、或者更早一些在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翻译的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diyat）都能找到，该书出版的那年哈代19岁。所谓“上帝的消失”对他的影响相比其他同代人更大，因为直到他25岁时，他才真正考虑成为一名安立甘宗牧师。然而，他风格独特的主题和态度不能简单地和我们在十九世纪晚期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对新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回应相关联。丁尼生（Tennyson）和阿诺德（Arnold）最喜欢的诗境也是挽歌（例如，在丁尼生的《碎，碎，碎》（Break, Break, Break）和阿诺德的《多佛海滩》（Dover Beach）），但哈代诗歌的情感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哀痛不同，他更严肃，更怀疑，好像长时间观察着最坏的情形。正是这种严肃，这种坚毅的诗歌，加上它在语言上和情感上的完整性，以及形式多样性和音调复杂性，它悄然无声地寻找着一种独立的声音，帮助哈代作为一个诗人的声誉稳步上升。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1934年的一封信里说：“在托马斯·哈代亡故后，再也没有人教过我任何关于写作的知识。”W.H.奥登（W. H. Auden）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提到了哈代诗歌的影响：“我无法客观地写下关于托马斯·哈代的文字，因为我曾经爱过他。”在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影响深远的《牛津二十世纪英语诗集》（Oxford Book of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Verse）（1973）中，哈代是诗歌数量最多的主要诗人——比叶芝（Yeats）或艾略特（Eliot）都多。

译自《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P.1851-1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