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天，有人因为抑郁离世，也有人重新回到人间
文 | 祁十一
编辑 | 西脑包花
晓宁的朋友圈很阳光美味。呈现最多的就是美食，不乏她自己动手做的甜点。有时学会了一样新甜品，比如马卡龙塔、翻糖蛋糕，她都会开心地发个朋友圈。
如果不和她深聊，你完全不会想到，这个22岁的女孩子受抑郁症困扰数年，曾两次尝试自杀，数度休学，直至去年底从大学退学。
如今的她，在一家甜品店里打工。从学徒开始学做甜点，直到成为独挡一面的甜点师。同事不会做的甜点，都得呼叫她。哪怕有时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她也乐于帮忙，因为这让她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
听她讲述成长的历程，从儿时的忧虑到中学、大学的挣扎，两度尝试自杀却又挺过来的艰难，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
又为之感动。至少眼前的她，看起来已走过了最黑暗的时候，正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进。她能够从生活和工作中感受到快乐美好，哪怕是一个小朋友吃了她做的甜品，说“姐姐做得好好吃”，“我长大也想成为一名甜品师”，她也能开心好久。
写下她的故事，不知能否给正在黑暗中的抑郁症患者以一点点光明。在和上海精神科医生姚灏访谈时他说，中国的抑郁症患者数量非常庞大，但识别率和就诊率却很低，每10个抑郁症患者里，只有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患病。而在10个意识到患病的人里，又只有一个愿意去医院就诊、治疗。
他呼吁对抑郁症的去污名化，“如果有一天，人们意识到患精神疾病也很正常，就像感冒咳嗽，患病的人才不会藏着瞒着，愿意主动到医院就诊，他们的人生才会真正好起来。”
01.
若追根溯源，几乎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能在童年时期找到压力与恐惧的深刻印迹。
晓宁有两个印象极深的片段。读幼儿园时，每天傍晚放学，她都是最后被母亲接走的那个小孩。在孩子眼中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她的心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慌，“是不是最后被接走的小孩，是最不被爱的？”
放学后，母亲会骑自行车带她去菜市场买菜。每一次，母亲都把自行车停在菜场门外，让晓宁守着，别让人偷了，然后自己去买菜。年幼的晓宁独自在人潮之中守着自行车，心里满是害怕，她每天都会怀疑母亲是不是就这样走了，把她抛弃了。
多年以后，晓宁依然记得这段往事，母亲已全然没有印象。或许对大人来说，那只是忙碌工作和生活中不经意的小事，但在孩子心里，却早已趟过了一场场狂风暴雨。
晓宁上初中后，迎来了人生的艰难时刻：独自在河北老家念寄宿中学。父母因为工作调动，从北京去了深圳，便把她送回老家读书。去之前，她想象得很好，以为寄宿学校是漂亮洋气的。去之后却傻了眼：拥挤的教室，黑漆漆、坑坑洼洼的木头桌子一排挨一排，空间狭小，人坐在里面肋骨都挤得生疼；寝室的人也很多，晚上睡觉还会有同学在哭。
尽管如此，她还是听话地留了下来。和我访谈的好几个抑郁症患者一样，她懂事，不愿父母担心，而是选择自己去承担，所以强忍着一切。
上初二后，学习压力骤然变大，校园暴力也滋生了出来。虽未直接涉及到她，但身边朋友却成了受害者。种种压力之下，晓宁在那时出现了躯体化症状：腿特别疼。但去医院拍片、验血，却什么问题也没有，因此也没法开假条，每天得强忍着痛去跑操。一天只吃一顿饭，早晚饭不吃，因为吃饭时间只有20分钟，她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忍着腿疼去食堂。
一切在高中走向了极端，晓宁第一次想要自杀。
那时，晓宁考进了本地一所很好的中学。该市另一所中学是有名的“高考工厂”，近乎于军事化的管理，炼就了极高的高考升学率。晓宁说，她所在的中学管理也很严格、压力更大，以高分招进了很多外地学生，她作为本地学生考进去也不容易。
高压学校里的一次次考试，即将面临的文理分科，让晓宁的压力越来越大，她逐渐萌生了轻生的想法，并准备在一次月假回家时进行。
那时，父母已从深圳回老家发展。她一个月没回家，爸妈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她不忍心伤害他们。但临上学时，父亲却摧毁了她最后的心理防线。他非要看她的成绩单，完了开始批评她，成绩怎么这么差，伤人的话一句接一句说出口。晓宁崩溃了。
她拿了两整瓶药回了学校，当天晚上就在宿舍里就着水全部吞了下去。
02.
冰山不是一夜形成的，每一条绝路，都是在漫长岁月里一点点铺就的。
在我访谈的抑郁症患者里，不乏和晓宁一样，青春期没有父母的陪伴，却又承受着父母极高的期待。那种期待，变成了孩子心里沉重的压力。
比如阿然。她从小乖巧懂事，学习成绩好，爸妈放心。她念初中的时候，母亲去了外地工作，不了解她的状态，以为一切很好。但她后来的发展却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她也因此愧疚。
大学，和异地恋男友分手成为她走向抑郁的导火索，被医生诊断为轻度抑郁，被迫休学回家。在家里，母亲的话让她更加愧疚。
母亲常常对她说：“求求你了，出门走走吧。”“你就是妈妈的希望，你这样了我可怎么办啊？”“我就知道自己命苦，忙来忙去的，也没人怜惜我，这么累也没人关心。”
阿然说起来，总是会自责，“我知道我特别不孝顺，让他们跟着操心。”她说。那段时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作息不规律，沉默寡言，骤然变胖。好在她的抑郁症还是轻度，一学期后为了拿到毕业证，她强迫自己回到学校，遇到了很好的导师和学姐，在他们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也得到了内心支持。
面对越来越多浮出水面的抑郁症学生，在高校担任心理学老师的王宇景一语中的，指出了中国学生抑郁症的重要根源。
他说，中国学生患抑郁症的两大原因，一种是父母有意无意的言传身教，传递了对于家庭来讲过高的目标，可以说是抑郁症学生为家庭承担了过多压力，这跟整个家庭在社会系统的位置和竞争关系有关。
另一种就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太多选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承担得太少，做的选择太少，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方向，不知道什么事情做起来会有意义，有点像北大心理中心副教授徐凯文所说的空心病。
“这两种还可能在同一个人、同一个家庭里面同时存在。父母在该帮孩子承担的时候没有去承担，比如说夫妻之间的矛盾、情感的纠葛，让孩子看到了，并且通过拉扯孩子站到自己这边让孩子去承受这些东西。而在选志愿、选职业方向时，孩子又没有决定权，都被父母包办了。”他说。
“压力本身不是原因，而是压力的错位传递，让孩子承担了家庭、社会的责任。”王宇景说。尚且脆弱的孩子承受不了，就会生病。那时，一个微小的眼神、一次小小的失误，都可能会杀死他们。就像晓宁，就像最近自杀的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
那位研究生已经不可挽回，去世了。晓宁在最后关头，把自己拉了回来。
喝完药，躺在床上，她睡不着，即使是自杀，她考虑的仍然是不想为其他人带来负担。她脑子里开始想象明天起床后，室友看见她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伤害她们，给她们的人生带来阴影。学校的老师、校长，又是否会受到牵连。虽然她自杀有学习的压力，但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人的责任，她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
此时，胃里已经有烧灼感，她挣扎着起床，去找了宿管阿姨。最终父亲赶来学校，把她送去医院洗胃。
洗完胃，输液，晓宁听见爸妈在外面谈话，竟还是在责怪她。那一刻，她觉得人生“好灰暗好灰暗”。
好在从那以后她转学去了一所普通高中，度过了压力不太大的三年。但那时，她的抑郁症已经越来越严重，喘不过气，失眠，不怎么吃东西，每天晚上不停地哭。
她知道自己生病了，让父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他们依然认为，你只是叛逆。父亲也不相信有抑郁症这回事。
直到有天母亲接她放学，她在车里暴哭，向母亲说了这些年遇到的所有事情和状态，母亲才觉得“这些年你好像的确不太正常”，让她休了学。但，还是没有带她看医生。
03.
晓宁在高考前一个月去了学校，最后考上一所还不错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但在那所学校，沉重的课业压力让她本就没有得到治疗的病情又加重了。她不得不再次休学。
那时，她尝试和父亲沟通，用很长时间终于得到了父亲的理解。父亲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样不愉快的青少年经历，寄居篱下，得不到情感关怀，吃了很多苦。他说，“我很理解你的感受。”于是飞去学校，准备带她看医生。
晓宁最终回到了河北老家就诊。她意外地发现，这座小城市的心理医生很专业，“可能是因为这里学校的压力比较大，看医生的比较多吧。”
和那位心理医生交流中，晓宁终于得到了理解和医治。“他说的每个点，都能说到我心里想要表达的那个点。”她说，还会让她意识到自己种种行为的原因，比如学业压力无法排解，就靠吃来平衡和发泄，所以才会有暴食问题，但吃完了又会想办法清除食物。
又比如，父母对她的期待、要求和控制，让她深感压力。心理医生说，这是因为你得到他们的爱不是无条件的，要很努力才能得到他们的奖赏和肯定。但你改变不了他们，只能不把他们的期许放在心上。
配合药物治疗，晓宁的病情看似在慢慢好起来。最重要的是，她开始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她决定退学，一样一样找人签字盖章，独自强忍着办完了退学手续。“好像每一步都在错，不知道从哪一步就错了。但我不要再错了，要从现在开始，结束这一切。”那是晓宁退学的缘由。
但病情有不稳定的时候。退学后，她决定去甜品店打工。在等待健康证办下来的一周里，她家的小狗遭遇车祸突然去世了。它是晓宁在家里最好的朋友，但她眼睁睁看着它离去了。她才意识到，原来任何东西都是会离去的，事先还不会告诉你。
“当时觉得好累，不想再重新开始，不想找工作了。”她说。于是，她一口气吃了攒下的抗抑郁药物，以为它们和安眠药的作用差不多。那之后，她昏睡了两天。有时中途醒来，也不知道干了什么。父母在忙，没意识到她的情况。
直到第三天，母亲告诉她，健康证办下来了，她才真正醒过来，从死过一次的感觉中出来，可以去工作了。
去甜品店工作，是完完全全出于她自己意愿的选择。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她无法适应学校，老师曾问她：“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当一名厨师，或者做甜品，搞些制作。”她说，那是她从小的愿望，“比起动脑，我更喜欢动手。”
在经历了种种痛苦、挣扎，绕了一大圈路后，她终于得偿所愿，站在了自己选定的新起点。
04.
参加工作后，晓宁收获了太多太多的体会。
工作要克服很多困难，再也不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人哄着你了。但她反倒觉得一切没有那么难，那种痛苦比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没有价值感好太多了，因为那些辛苦、委屈，都能让你获得一些东西，比如制作甜品的方式，比如明显的进步与成长，比如小朋友的肯定与崇拜。那种有所付出、有所得到的快乐，是什么也比不了的。
再到后来，遇到好的同事、师父，她觉得人生从来没有这样真真正正地开心过。
慢慢地，她养成一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去面对，去解决，并从中感受到快乐。这是学校无法学到的，“在学校是可以逃避的，社会不一样，有责任在里面。你在这个岗位上，无论挣多少钱，都要负到责任。从另一面说，也有被需要的感觉。”她说。
工作依然有困难的时候。比如现在她当了主管，要负责出餐、品控、管理，不擅交际的她沟通时会有障碍，前不久还因为人员问题连续三天晚上暴哭、失眠。
但现在的她，遇到问题开始学会表达，也会和家人打电话倾诉，从而得到缓解。以前，她总觉得这是给他们带来麻烦，现在觉得家人之间就是需要互相帮助。而且这是交流，不是麻烦，还能得到家人很好的建议。对此，她不再有负罪感。
再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更让人安慰与欣喜了。
另一位在高校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小雅，看过不少类似于晓宁这样的案例。“很多学生在药物跟咨询的帮助下，能看到很明显的变化。最开始很难投入到工作学习生活，情绪很低落，后来慢慢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感兴趣的东西，人生有很多轨迹的变化。这些让人感动的变化让我对这个职业更加坚定。”她说，“抑郁症患者身边的人也很重要，同学朋友的善意，家长的支持，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我想起这个秋天不断传来疑似抑郁症患者结束生命的消息，想到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保持自由与自身完整的不易，也想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本文作者：祁十一，现居成都，一个晃晃悠悠的写作者，喜欢写作和体力活。
本文正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版权均属于原作者。
本文原载于：这个秋天，有人因为抑郁离世，也有人重新回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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