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讨论家庭主妇时，我们能做什么

当我们在争论女性该不该家庭主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里，那就是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默认：家庭主妇是没有价值的。而这个衡量的标准也是看似有理有据：她既没有为家庭带来收入，也没有为社会带来效益，因此家庭主妇所做的是「没有价值」的。

首先，我们来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工作就是错误吗”？

前工业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当下的满足，稳定收入对人们的吸引力远比不上平静安稳的生活。所以我们会看见前工业社会中充满着节庆与娱乐，对他们而言，有足够的面包度日，就没必要去忍受单调乏味且长时间的工作。

但工业社会劳动力短缺的状况，促使工业家制造出了「工作伦理」。在工作伦理之下，“无聊”一定要被消灭：人不能放松，生活不能存在闲暇，工作即是正义，不工作就是懒惰。

在被剥夺生活来源的情况下，无论工业家提供的条件多差，都会被视为“恩惠”（也就是“能有份工作不错了，多得是人没有工作呢，你不做别人排队都等着来做”）。这种“工作伦理”把无尽重复的枯燥工作拔高到道德高度，一方面从伦理道德上给工人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给了工业家一个道德上合理的说法。

因此，消遣与安逸的天性被不断消除。发展至今，我们已经全盘接受这种观念，默认“工作就是义务”、“不工作就是错误”。闲暇沦为懒惰，过劳死成为英雄。

在这一层「工作伦理」之上，我们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家庭主妇所做的算是工作吗，有意义吗”？

这种以“是否带来经济效益”来衡量“是否具有价值”的思路，本身就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提问。鲍曼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这种思路的误区在于，将「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而一切没有经济表现形式的活动都不被算作「工作」，也就等同于「没有意义」，比如家务劳动。

回到最初工作伦理的议题。传统上，经济层面上的底层人群是劳动力的后备力量，但技术革命后的现代经济已经不需要大量劳动力了。作为结构性的多余，他们被逐渐放逐、抹去。面对未来高达98%的剩余劳动力，应当怎么办？谷歌顾问微笑着告诉我们，去争当2%。

这就是最讽刺和残忍的地方，他们已经失去了谈判的筹码，甚至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已经失去了把苦难变成共同关怀的一切机会，最终在各个层面各种意义上，消失。

正如项飙所总结的，这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❷：即没有横向的分化，又不给人退出竞争的机会，只允许你不断地挤在这条窄路上永不止息地抽自己。当你无法成为那2%的时候，没有人指出这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相反，所有人都告诉你，是因为你不够强大，不够努力。

同样的思路，如果我们仍然还在父权主义的逻辑下在讨论如何争取女性权益，这也许能在一段时间内走得很快，但绝不会走得很远。例如，看似所有生产者都要围绕女性消费者的喜好来决策，似乎女性权益与地位可以透过女性的消费能力来彰显和提升，但当我们跳脱出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平等、自由和权力是不可能被购买的。

又比如家庭主妇这件事，拦阻更多女性去成为全职太太，在目前这种家庭妇女的劳动不被承认、她们的权益没有保障的的背景下，在当下的短时间内，一定是合理且有效的。但这种做法背后潜在的，依旧是父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念，即一方面认为工作即正义、不工作等同于不合理，另一方面将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从而抹杀其他活动价值的「工作伦理」。

简言之，单纯地贬低家庭妇女、阻止女性去成为全职太太，其背后依旧是男权逻辑下对女性家庭劳动意义和价值的不认同。这么做不单单是不能帮助到当下已经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也不利于那些在职场上工作、回家还要承包家庭劳动的带职女性：退一万步讲，即使发展到最后没有一位女性从事家庭妇女的工作，女性依旧还是要不平等地在社会压力下承担义务劳动，因为家庭劳动的价值依旧是不被认可的。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超越父权文化逻辑。我们需要让家庭劳动不再成为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责任，也不再成为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女性义务。《跨国灰姑娘》中提到一个有趣的案例，有位张太太自己在外打工赚钱，赚回的钱用于购买市场上的劳动力，外包她服侍婆婆的媳妇责任。她提到，“很多丈夫都说，现在的女人比从前幸运多了，因为她们有菲佣帮忙。可是拜托，你的妻子照顾的是谁，是你的妈妈诶！”没错，这里外包的其实是先生的孝亲劳动，是属于男方的责任和义务，但却成为丈夫关心疼爱妻子、甚至是“男女平等”的表现；相反，雇菲佣来照顾婆婆却给张太太带来道德上深深的指责，她不断地确认别人是否指责自己的“不孝”，尽管她在使用自己赚来的钱，去照顾自己丈夫的妈妈❸。

“正如我们不能通过复制好莱坞的叙事模式来建立中国文化主体一样，同样，我们也不能通过复制男权文化的逻辑、男权文化的欲望逻辑、资本主义市场的消费逻辑，来获得女性的主体浮现，以及女性的整体表达”❹。

重要的是跳出男权主义逻辑，找寻女性可能性的突破点。所有广告都在告诉我们，要做自己，要开心，要活在当下，但没有人给我们指出怎么才能做自己，反倒是有无尽的道德枷锁在帮助我们如何不去成为自己。

因此，从长远来看，比起指责家庭主妇、抹除全职太太，正确定义“工作”和“意义”，是更重要的；把人从异化成为劳动机器和消费傀儡的价值观念中脱离出来，是更重要的；去体谅每个阶层的人的苦痛，去理解每个决定背后的牺牲，在此基础上去反思“我能做什么”，而不是“她应该改变什么”，是更重要的。让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不再单纯成为义务，而是成为价值得以看见和承认，这不仅仅是对家庭主妇的帮助，也是对所有在职场和家庭都被附上道德枷锁的女性们的帮助，因为这本身就不应该成为女性单方面的无偿付出。

在这个意义下，我们需要的尊重意味着给予平等且优质的教育，并且给予任何人做出任何选择的权利。如果只是一味地抹除家庭主妇的存在，不但是在父权逻辑下加强“女性无用”及“有偿劳动才有意义”的错误观念，也是在抹杀那些虽然少数但一定存在着的，真正喜欢且愿意委身家庭的女性，以及男性。

面对女性文化、女权主义的热火朝天，我们需要冷静与反思。如果我们不停地在旧有的男权主义思想下考虑突破，也许只是不停地在倒退中重复“进步”的幻象，成为资本潮流下转移矛盾的方式罢了。

我们离这个最理想的情况的确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这并不代表着每一个微小的行动就没有用了。

“新穷人”、全职太太、留守及流动儿童，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弱势群体，在今天一定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选择，而是在机会不平等这个大背景下被动的选择。贫困山区少女购买廉价卫生巾，有人说怎么可能有人买不起卫生巾；讨论家庭主妇是否有意义，有人说整天不做事被男人养就活该被骂。在简单的极端成为公共讨论的主流的当下，希望我们都多一点理性和温柔，多一点推己及人。

破很容易，立很难；指责容易，去改变，尤其是从“我能做什么”出发的改变，尤为难。我们既没有给ta们提供另一条出路，也没有经历ta们的痛苦，就没有资格站在道德与特权的制高点上无端指责别人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连去理解他者的行为甚至观念都没有，又何尝去谈关怀和帮助这群“被放逐和被抹除的人群”呢。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P191-203

2、澎湃新闻，《专访｜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

3、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P131-132

4、戴锦华，《访谈：女人、穷人、打工人，30岁以上的所有穷人，出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