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至善主义的一些思考

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应该受到规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对善观念施加的合情理性限制，即至少要保障我们在追求个人生活时应公正对待他人。所以国家中立主义和国家至善主义争议的焦点是，除了合情理性原则外，国家是否还应当对公民的私人生活施加其他限制，在这一点上以菲尼斯为代表的国家至善主义者认为，国家还应当保障公民对私人生活的追求是符实践合理性的，即国家只应当不干涉公民的理性生活，并且这样做的同时能够尊重公民的自治与独立。但这样的一种主张就是有疑问的。

首先，何为理性的私人生活本身存在高度争议。例如宗教徒会认为依圣经要求而生活是理性的，效益主义者会认为以促进效益最大化方式生活是理性的。这导致了至善论者只能去寻求一种多元至善主义，并把理性的结果和理性的过程相区分。指出理性的私人生活实际上是按照理性过程而生活，只要保障公民按照理性过程去做出实践推理，那无论他选择何种结果，都是可以被尊重的。也就是说，国家至善主义者尝试用多元至善主义调和其与公民自治的紧张关系，但这样的主张同样存在漏洞，这样的多元至善主义也必将变成某种一元至善主义。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善的学说都不仅仅是阐述了什么是善，还阐述了如何达到善，若非如此，这样的学说就是难以自洽的。例如效益主义不仅主张理性生活是促进效益最大化方式的生活，还主张公民在进行实践推理时要对各种效益进行加总计算，对于效益主义来说，公民在实践推理时如果不对效益进行加总计算，那这样的实践推理就是不符合理性的。是故，多元性不仅包括善的结果的多元性，还包括善的过程的多元性，而一旦把善的结果和追寻善的过程联系起来，要求公民只按某一种特殊的善的过程追寻善，就注定会演变成要求公民过某一种特殊善的生活，多元至善主义最终会演变为一元至善主义，这实际上是对公民自主性的侵犯。

同时，国家至善主义要求公民依理性而生活，并非是对公民个人独立性的尊重，能够和公民个人独立性相调和，相反，这是对公民个人独立性的侵犯。公民个人的独立性要求公民自治，而自治必然蕴含个人责任，即公民应当对自己的个人生活的决定承担责任。自治和责任的密不可分决定了，只要公民最后承担了这种生活方式所产生的后果与责任，就应当尊重公民自主决定的生活方式。我们之所以对婴儿的选择进行干涉，是因为婴儿本身缺乏理性独立能力，但成年人本身已经具备了理性独立能力，其之所以没有做出理性选择，是没有对理性独立能力进行运用，但这属于也成年人的自主决定，只要其承担了不运用理性独立能力的责任，我们就应当予以尊重。所以，国家至善主义要求公民依理性而生活，毫无疑问是对公民个人独立性的侵犯。

综上所述，要求公民依理性而生活必然会和公民自治与独立性产生冲突，因此国家至善主义者要论证的命题只能是：某些善的观念要高于公民自治，公民自治必须为其让步。但这样的一种论证是否成功，我仍保持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