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作家访谈》 厄休拉·勒古恩
原文登载于2013年206期《巴黎评论》，网页试读版不全……机翻加简单校对，可能不少错，嗯。
采访者：从你的专业角度，你如何看待科幻小说这个词？
勒古恩：这很难说清。
采访者：抱歉，你能与它和平共处吗，或者感觉它很浅显。
勒古恩：我不觉得“科幻小说”这个词很合适，但它是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我觉得，它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地方，所以它就有了那么个名字。但如果有人把我叫成科幻作家，我会觉得很刺耳。我不是，我是小说家，我是诗人。别把我塞进那个傻逼盒子里，我不合适，我的体量远超那个盒子。我的触角从盒子里延伸向各个方向。
采访者：我猜，这就是识别科幻作家的方法，触角从盒子里伸出来。
勒古恩：对。
采访者：在我看来，相较你的作品，有些作家的作品更合适“科幻小说”这个描述——比如阿瑟·克拉克。他的作品往往与特定的科学概念紧密相连。相比之下，在你的小说里，硬核的科学往往远不如哲学、宗教或社会科学重要。
勒古恩：硬科幻作家们错过了一切，他们眼里只有物理学、天文学，再加些许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科学，那些都太软了。真的，他们对人类系统不感兴趣。但我相反，我借鉴了很多社会科学的内容，尤其是人类学，我从中获得了大量灵感。当我创造新的星球、新的世界，以及完整的社会，我会试图勾勒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而不是仅仅提到“一个帝国”或者类似的玩意。
采访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小说在所谓的文学圈更受欢迎，它更多地涉及到人类的复杂和心理？
勒古恩：这有助于让我的作品被那些不看科幻小说的读者所接受，用他们的话说，“呵呵，科幻小说”。时至今日，人们对类型的偏见依然强烈。不过现在已经有所好转了。我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如果被贴上科幻的标签，那简直是被评论界给予了死亡之吻。它意味着你被装进一个小盒子里，盒子上贴着火星人、触手之类的可爱标签。
采访者：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作为一名著名人类学家的孩子，长大后是什么感觉？这对你作为一个作家的起步有什么影响吗？
勒古恩：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过成千上万次了，真的很难回答。显然，我父亲的兴趣和气质为我奠定了某种......嗯，我觉得可以称之为“道德基调”。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以这样的心态生活，肯定是一种教育。从学术范畴讲，他专研人类学，而这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确实大有裨益。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待在他在纳帕谷的牧场里。那里老派，舒适，而我父母会有很多很多的客人。我父亲会招待来自国内外的他的学者同行们——那是三十年代末，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访客中有一对印第安人，他们曾是 “线人”，当时是那么称呼他们的——现在已经不用这个词了——我父亲和他们成为了朋友，通过和他们一起工作，学习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其中一个人，胡安·多洛雷斯，是帕帕戈族人，或者说是奥德汉族人，他是我们家庭真正的朋友。他会呆几个星期或一个月。所以，我们有像这个印第安叔叔一样，来自真正异族文化的访客——这是一份难以言喻的礼物。
采访者：这份礼物的本质是什么？
勒古恩：也许仅仅是 “他者”的经历？很多人从来没经历过，或者说经历时也没有把握住。现在发达国家的人们都会在电视上看到 “他人” ，但这不等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哪怕只是一两个人。
采访者：你说过你 “像兔子一样，从小就不信教”。 但在你的大量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对宗教的兴趣。
勒古恩：我想我曾——好吧，我不能称之为宗教气质，因为宗教这个词有些敏感。我对道教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它们给予了我很多。时至今日，道教已然是我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而对佛教来说，我也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但如果你不把它视为宗教信仰，那它仅仅是一种关于精神和灵性，非常有趣的存在。我对那些宗教试图解决的那些宏大命题也非常热衷。
采访者：能否再多说一点有关道教和佛教给你的启发？
勒古恩：当我还是个青少年，当我还在寻找如何理解世界，而不必像神棍一样去洞悉整个世界的时候，道教教会了我如何看待生活、寻找生活以及怎样生活的方法。这些年来，每次阅读老子，我总能发现，并且重新认识，他提供了我想要或需要学习的东西。我对《道德经》的翻译，抛开那些版本问题不谈，都是这种漫长而快乐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我对佛教的了解要少得多，而且是最近才开始的。但对于向我展示，如何有效地进行冥想，以及给我的道德指南针一个坚定的理论基础，它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采访者：库尔特·冯内古特在1977年接受《小说的艺术》采访时，称人类学是他唯一的宗教信仰。这对我来说还不够，但我完全理解他所表达的含义，那同样是我的依仗。如果我必须选出一位英雄，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他的思想何其广博，包括无尽的求知欲和坚实的探寻能力，再加上将这一切融为一体的行动力。达尔文的思想具备真正的灵性。而他对此也心知肚明。
采访者：会不会是——我在这里冒昧地问一句——这种寻求令人心满意足的宗教信仰的过程，影响到你作为一个作家的方向？换句话说，要是我们现存的宗教都无法满足你，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发明一种呢？
勒古恩：我不是真理的追寻者或探寻者。我打心眼里不认为会有一个答案，故而我也从未去寻找它。我的动力并非追寻，而是玩味。我喜欢尝试各种想法、生活方式以及宗教认知。我只是不适合皈依。
采访者：是什么吸引你去 "尝试"不同的种种存在？
勒古恩：哦，大概是智力和好奇心。与生俱来的，对各种不同的做事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兴趣。这可能是导致我热衷于描述“可能存在的世界”的部分原因，而不是聚焦于实际的世界。而且，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也可能是导致我写小说的原因。一个小说家总是在 “尝试”别人。
采访者：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想写推想小说吗？
勒古恩：不，不，不。我只是很早就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五六岁的时候——写作会伴我终身。不过只是写作，而不是特定的某个模式。它开始于诗歌。我记得我在九、十岁的时候才真正写完第一个故事。是个奇幻故事，因为当时我看那些看的最多。那时，我和我哥会把我们的硬币收拢起来，不时地买一本10美分的杂志，叫什么 “神奇故事”的地摊文学，你懂的。
采访者：《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勒古恩：对！所以，正因为我是个经验尚浅的初学者，所以我的阅读也倾向于幻想类。现实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学形式，完成度也非常高，而这大概也是它的问题所在。但幻想似乎是永恒的，无所不在的，对孩子们始终充满吸引力的。
但当人们说，你一直想当作家吗，我得说不！我一直是个作家。我不想当作家，不想过作家的生活，不想光鲜亮丽，不想闪亮纽约。我只想做好我的本质工作——写得足够好。
采访者：与其他作家的关系？
勒古恩：那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判断了？某种意义上，无法避免成为竞争性的或比较性的。
采访者：你是通过谁来衡量自己的作品？
勒古恩：那种，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的优秀作家？
采访者：对。
勒古恩：查尔斯·狄更斯。简·奥斯汀。然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当我终于学会了阅读她，她就是我模仿的天花板。一直是她。你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功，但如果你不争取触及天花板的话，那还有什么乐趣呢？
采访者：当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你对自己成为了作家而做何感想？
勒古恩：那时我意识到，虽然我的主业是写小说，但我永远要写诗。我的第一次出版、第一本书都是诗，部分要归功于我的父亲。他意识到，把诗寄去投稿是一件繁复的工作，需要方法和一定的勤奋，也需要大量的时间。他说，我可以帮你，这蛮有意思的! 他对小杂志的亚文化圈子产生了兴趣，意识到那是一个小世界，有自己的规则。
采访者：所以他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的？
勒古恩：他对一切都很好奇！而且他确实做了一些邮寄类的相关工作。
采访者：当时你多大？
勒古恩：我当时应该是二十出头。我也写小说，也在投稿，同样，我父亲也参与了。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非常奇怪，非常有野心。它涵盖了我创作的中欧国家奥西尼亚（Orsinia）的许多代人。我父亲认识阿尔弗雷德·科诺夫。我17岁的时候，还和布兰奇·科诺夫一起上过木笛课。布兰琪——她是个真正的贵妇，哦，上帝，她很可怕。而我会带我的小玩偶一起上课。
采访者：是在纽约吗？
勒古恩：是纽约。当我23岁左右，我问我父亲，如果我把自己的小说拿给科诺夫，是否会让他们友尽。他说，没事，去试试吧。于是我就去了。科诺夫写了一封可爱的回信。他说，我不能接受这该死的东西。十年前我会考虑，但现在我承受不起。他说，这是本很奇怪的书，但你的路还长着呢! 那正是我需要的。我不需要出版。
采访者：我猜这不是科诺夫先生的标准做法。
勒古恩：而且我也不认为他对我父亲很好，因为阿尔弗雷德·科诺夫不是个友善的人。我父亲叫他海盗。
采访者：而这本奥西尼亚系列的小说从没出版过？
勒古恩：是的，它没有。愿诅咒降临在任何一个把它找出来并出版的编辑身上。
采访者：你曾写道，在你脑海中没有明确的人物之前，你不能开始写作。但我猜测你的一些书并非源于一组人物，而是从你的某个渴求探索的念头开始。
勒古恩：这么说《一无所有》最为贴切。它始于一部短篇小说。我有一位物理学家，他被关在某处的监狱里。我知道这个角色是真实的，可故事无从下手。感觉我捧着一个混凝土块，里面藏一颗钻石。但进入这个混凝土块，花了好几年时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开始阅读和平主义文学，参与反战抗议活动，“禁止炸弹”诸如此类。长久以来，我都自诩为和平主义者，但我终于意识到我对该事业知之甚少。首先，我从没有读过甘地的书。
因此，我自修了一些课程，读了不少作品， 结果这引导我关注乌托邦主义。继而引导我，通过克鲁泡特金，陷入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到了特定的时候，我想到了还没有人写过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已经有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还有其他的种种。但无政府主义——嘿，这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无政府主义文学作品，只要你知道在波特兰的哪个小书店去找，嘿，那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