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剃了一个大光头
1
外婆来上海看病，面部三叉神经手术。我下午从公司请了假过去看她，在路上遇到舅舅们。他们俩从医院的楼梯上迎面走下来，两人中午忙着办住院手续，都没吃上饭，正打算去填点肚子。
“唷，是你来了。”我先喊了他们一声，两个人才反映过来，好像有很久没见过我似的快速打量了我一下。我不自觉低下了头，这半年我剪了一个短头发，体重又上升了几斤。
上一次我们见面大抵还是半年前，春节的时候。
我们家人现在几乎只有隆冬腊月才会见上面。算起来我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八年，从来没有正式地接待过他们。这次，在得知外婆要来上海看病之后，母亲再三向我嘱咐和确认，“这次你要做东道主，一定要请舅舅们吃一顿饭。”
这家医院，是上海床位最紧俏的医院。因为我们和主治医师有点关系，这次才得以那么快安排进来。外婆床位是304，房间里最靠里边的一间，床头右侧有高高的窗户。家人为住院买来很多水果、零食，柜子里放不下的就放在一旁的暖气铁管上。
我妈一边剥着橘子，一边说：“这房间里四个床位，我觉得就我们这个最好。多出来这些空间还可以放东西。”
二舅妈呵呵笑。她在我们家里是性格最通情达理的一位。隔壁床的陪护人员隔天偷偷问她，你是这个老太太的女儿吗？她说，我是她的儿媳。
护士走进来了，看到我们家杵在病床的四位女宾，我，我妈，舅妈，表姐，惊讶地说了一声：“你们家怎么来这么多人？”
我妈嘴快，立刻抢答：“我们家的人还是只来了一小部分。要是全部过来，这个病房估计都站不下。”
2
看病的安排事出突然。我大概一周前才得到消息，当时还说并没有确定到底要不要来。
发微信给妈妈，她那时心情不好，没好气地回我：“你管好你自己。”
四年前的春节，外婆得了脑中风，又摔了一跤，左手和左脚开始失灵，只能用一半的身体生活。但她，适应了一阵子之后，就像没事人一样，照常过日子。甚至，继续打她的麻将。
每年春节回家，外婆一吃完午饭，甩下筷子，就开始释放她的信号，问人：要不要来上几圈？打麻将的时候，她精神劲丝毫不减，一坐就坐上四五个小时，如果谁出牌慢了，外婆会不耐烦地拍桌子：“你怎么比我这个一只手的人，还打得慢？”
不打麻将的时候，外婆偶尔表现得也会像一个正常的老人，时而被脆弱打倒。她捂着自己的右边脸，说痛。于是家人就带她在小县城的医院看病，然后去了市里，找了一个专家问诊。专家说是三叉神经的问题，要么做手术，要么吃止痛药。专家是从上海来的，要联系做手术得有个预约流程。吃了疼痛药，有所缓解之后，本来都觉得这事也许就搁置了，不知怎么忽然又提上了日程。
两位舅舅，风风火火就把外婆和她的轮椅一齐从我们那个小县城里运到了“大上海”。
住院第二天，病人就要被安排剃发。外婆的脑袋露出圆滚滚的形状。我从来没见过外婆这个样子。
此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什么玩笑话，外婆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假牙也早已经拿掉了，一笑起来，嘴里有一个黑乎乎的豁口。她笑得停不下来，伸手捂住了嘴巴。
3
这是我第一次在自己独居的城市里，遇到我们家的一大家子人。
我问要不要帮忙订住宿。小舅舅说不用担心。他找了一个朋友，已经帮我们把一切都搞定了。那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我一眼也没见到，但是第一夜就帮我们付了一万五的房费。
神经科的病人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在那几天里，我一下班就往医院跑，也跟着家人住在淮海中路的酒店。酒店斜对面是我很喜欢的无印良品旗舰店，母亲进去看了一圈，二楼都没上去，就说太贵了，离开了。附近还有一家新开的喜茶。晚上我们从医院回来时，我买了一杯奶茶给妈妈，她从来没喝过这种类型的，我告诉她这是有些人宁可排队一小时也要喝的喝茶，她小心翼翼喝了一口，说“我不觉得好喝”，然后四下打量，眼神里依然还是露出兴奋。
外婆手术一连做了六小时。在等待的时候，我请家人去喝星巴克，点了卡布奇诺、拿铁、摩卡。“咖啡就是这个味道？有什么好喝的”他们说笑着，我妈要往卡布奇诺里再加两包糖，说“我这个乡下人还从来没有喝过咖啡”。而后他们开始漫无边际地说着话，讲我表妹的恋爱，讲县里某某生病的经历。我依然要工作，于是掏出电脑打字，偶尔插上一两句，问坐在我旁边玩手机的表姐，“他们刚才说的那个人是谁？”姐姐说：“我也不知道。”
在这次以前，我从没走进过这间知名的医院里面。住院部二号楼的台阶，瓷砖，有些古旧，看起来和我们县里的医院台阶有些相像。我还记得2015年外婆第一次中风住院时，刚好是春节期间，家人都在。大年三十开始，我们每天都要往医院跑一趟。如果要去对比这两个地点，似乎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但即使你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总有一个细弱的、处于同一平面的联系点，让人在一刹那恍惚，觉得两者是可以类比的。我从未承认过，但或许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小县城里的生活为我赋予过一种特权阶级的生活错感。这种特权并不来自于历史赋予，只是和时代的机会以及金钱所带来的话语权挂钩。但在上海，我的生活就进入另一种规则里，带着对独立与自由的憧憬，每个人来到这里，像大海里的一条鱼，只要不是巨鲸，都要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栖身地。
当我的亲戚也来到上海，我没把握他们对这里的游戏规则了解多少。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我的工作。他们大抵从我妈妈的口里了解到一些我在上海的收入，数额听起来不低，但上海的物价成本，租金、吃饭要花的钱也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我的有钱人舅舅坐在医院对面和我们一起点一碗永和大王的面条，他点28元的红烧牛肉面。他们试探性地问我，你生活怎么样？问每个月能存下多少钱？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讲述。这里面涉及到一种经验的换算，但我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度量衡。我的确没存什么钱。钱总是不知道花在了哪里。但我又想让他们知道在上海的生活不只是如此。在这次相处里，我尽量表现得阔绰。什么都买，什么都抢着买单。
儿时的长辈们抬脚走上星巴克的台阶，他们没兴趣知道菜单上冷萃和拿铁的区别。落座，保持一种体面，等待时间流逝。这是他们习惯做的事情。
4
医院外面的马路是一条单行道，行人过马路时等待的红灯时间比其他路口都长。晚上，我们一起走出病房买晚饭，跟着人群停在了路口。小舅舅给我们看他左手被烫伤的一个水泡，说是有一天烟灰被风吹起，在这里留下一小块疤痕。
忽然他回头望了一眼医院的正门，上头有着很大的红色的“急诊”两个字。小舅指了指那边，说：“当时蒋青来上海看病住的就是那栋楼。”
我看向他，他手里夹着一根从走出住院部后就点上的烟，现在就已经快烧完了。小舅去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个小病，自己一个人就来上海做手术了，也在这家医院。他没通知在上海工作的我，也没有通知他的女儿。一个人做完手术，在医院躺了三天，然后回到家里。他是县城里的所长，到四十多的岁数还保持着相对挺拔的身材，手下管着一波人。在我印象里，他总能帮我们摆平很多事情，很多我们搞不定的事情。也总有其他人来求他，求他摆平他们搞不定的事情。此刻他站在医院的门口，用左手挠挠头说，轻轻说了一句，“奇怪。”
“我还记得你四姨住的那栋楼，但我自己去年来上海看病住在哪里我却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5
蒋青是我四姨。
去年六月全国进行高考的时候，我在家族的微信群里看到四姨的女儿杨帆发了一段话：“2002年，我参加高考。那年爸爸陪妈妈去上海看病了，虽然爸妈都没有在身边，但是我却经历了一场最暖心的考试。考前、考试中外婆每天三餐都变着花样地给我做些好吃又有营养的食物，二舅舅和小舅舅每天开车接送，大姨小姨舅妈都在考场外等我。我现在都还记得小姨当时说了一句，‘要是高考是考搬砖头那就好了，我们家来了这么多人肯定没有问题，一定可以考上了！’”
当时我在一趟前往日本的游轮上，离家几万公里，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2002年，我8岁，站在棺木旁，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每个人走进屋子里都大声地哭。我很拘谨地站在房间里，不敢说话，不知道自己要站在哪里，也不懂要怎么哭出声音来。
我跟着大我三岁的表姐一起。亲人要我们跪拜的时候，我们跪拜，要我们披麻戴孝的时候，我们就穿上那块白布，然后把手臂伸出去，让大人帮我们在袖口别上黑色的布。
躺在棺木里的，是我的四姨。肺癌带走了她。我妈说四姨是她最亲近的一个姐妹，“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很能干，但是毛病都是脾气很臭。可你四姨是最温柔，也最讲理的一个”，她不懂为什么上天要带走最好的那个人。
四姨家就在我家隔壁。本来我家不打算建房子的，后来妈妈想到离四姨近，可以受到的照顾多，就不顾爷爷的反对，和四姨一起买下那块地，盖起了一座三层的小楼。我们两家仅隔着一面墙。
有一次放学，我被前面一户人家养的大狼狗吓住，那条大狼狗的个头和一年级的我身形差不多。我一个人，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幸好这时候四姨路过，看见我，就牵着我走，把我带去了她家。
她给我做了一碗番茄鸡蛋面，和我说：“要是以后你妈还没回来，你就过来敲四姨家的门，我给你煮面条吃。”
葬礼那天，在跪拜结束之后，我很快被领出了四姨的房子。大姐犹豫地看了我一眼，又抬头望了望我家和四姨家毗邻的房屋，告诉我，之后几天我不能住在自己家里了，“晦气。”
我木讷地回头，看了看自己家。
后来，在墓地，我第一次在葬礼期间见到外婆。她被我妈妈扶着走过来，远远的，身体缩着，好像痛苦在把她的全身往小小的心脏挤压。但是一踏上水泥新浇的墓地，她突然生出了大把的力气，拼上所有命要扒在坟墓旁，对着镌刻金字的石碑，喊着：“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老天爷你没有长眼睛啊。”
外婆哭诉的音调不是说话的那种频率，而更像是一种“歌”，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不知道是不是乡下丧葬的习俗。外婆好像在唱，痛苦、悲戚、对老天的控诉，都在里面。仿佛只有这样，这些声音才能从身体里发出来。
听到这些，我终于“哇”的一声，在一旁大哭了出来。
此后，不声不响，十七年过去了，当年被伤心掏空了身体的家人，又往自己的人生里填进了各种各样新的经历。
我和妈妈一起离开了家乡，搬到嘉兴生活。二舅一家也来到杭州。我们这个大家庭开始变得只有每年春节才能凑齐人数聚在一起。四姨夫娶了新的妻子，他不再住在我家旁边的房子里。杨帆姐姐在大学毕业之后，选择留在家乡，结婚，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推开妈妈的卧室想要找她问一件事。打开门，房间里，一盏灯都没有亮，只有从我刚打开的房门里漏进去的一些光，照在妈妈的身子上。
她一个人靠在床头坐着，不停抹眼泪，枕头边是一堆被揉皱的餐巾纸。她看见我进来，说我说：“没事，我只是想起你四姨了。要是她还在……”
八岁那年，我对世界很多感知都没有打开，只是一个听任指挥的乖小孩，很多事情看到了也不理解。我不知道那时候家人在经历这场死亡的时候，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
“要是高考是考搬砖头那就好了，我们家来了这么多人肯定没有问题，一定可以考上了！”这句话一看就像是我们家人会说的话。
在葬礼前的四个月，四姨已经因为病痛去了很多家医院求医问诊，到最后，她躺在自己房间里，全身痛得动弹不得，翻一个身都不可能。我和妈妈一起去病床前，看望过一次四姨。她转过头，握住我的手，说：“你乖。”那时候，家人的心都系在一起。
6
绿灯亮了。我们提脚往前走。走了一半路的时候，回头看，发现小舅还站在原地。
他抬着头，眼神茫茫，在思考着什么。我感觉他像是掉进了另一个时空。有那么一瞬间，围绕着他周身的那个时空也在拉着我进入到烟雾的漩涡里。牵着我手走路的表姐，朝着他大力挥了挥手：“叔叔，走啦。”
“诶。”小舅这才听见了，像回过了神。
7
刚做完手术第一天，外婆的状态有些昏昏沉沉，到饭点时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护士用扫描仪照了一下外婆右手腕上戴着的手环，二维码录入，发出“滴”的一声，“您是这里术后反应最小的一位啦。另一床做好手术之后，吐了三天呢。”
“我也吐了，我手术时吐了好多的”，外婆紧张地补充，像是急于证明自己的身体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
8
我们原本只订了三天酒店住宿，后来延长到七天。
外婆被我们照顾着，同时也没忘留意病房里的其他人。听到声音，要坐起来，眼神斜瞥一下。
301床的男孩原本住着一个样貌很乖巧的男孩，看起来像是还在读初中。第一天晚上我进病房时，看到他还在写作业。过了两天，就发现他们一家静悄悄办理了出院。同房间的人互相一通气，才知道男孩得了癫痫，要做两个手术，花费大概20来万。家里筹措不到资金，只好离开。
医院的病床没有空档。新住进301的男人是这个病房看起来最正常的“病人”，常常和他老婆两人一起窝在窄窄的白色病床上玩手机。其他病人大叫、打嗝、放屁的时候，他安然自若。听说他们有两个孩子，晚上躺在病床上都要和家里的孩子视频聊天。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他大概觉得有些无聊，于是和老婆商量着要溜出病房，去外面玩。他躲着护士，把病服换了下来，穿上了进医院那天穿着的黑色polo衫。当他老婆走出厕所，准备和他汇合时，看到他正在过道里左左右右张望，“那时候我就知道，他发病了，他眼神已经不对了，嘴巴也歪了。他自己意识不到的，但我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女人事后说着。只是在当时，她还来不及做反应，男人的肢体顷刻间扭曲了起来，左脚僵直，右脚弯折，白沫从嘴巴流出来，眼神也发白了。四个恰好在附近的壮汉分别抓着男人的手和脚，护士从护士站跑出来，看着他的黑衣服，凌厉地问：“这是谁，这是我们病房的病人吗？怎么没穿病服？”女人看着丈夫，爆发出了一声恸哭。
303床的病人比我们早一天出院。两夫妻，陪着女儿来做手术。据说女儿得的是躁郁方面的问题，要动刀检查看看到底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24岁的女孩几乎每天都躺在病床上一句话也不和父母说。有时候她会坐起来怒吼，用方言说一些骂人的话。
303的母亲见自己和女儿没什么话说，倒总热心地和我们搭话。外婆和人聊上了，有一天还对她说：“你们比我提早一天出院，到时候走了我会想你的”，要求对方把电话号码存在她的手机上，“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们保持联系。”
9
有一天下午，外婆说话兴致特别高涨。她拉着隔壁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病房里没有其他的娱乐，对方听着也来了劲头。
“哎，每天你们家里这么多人来陪你，儿子、女儿、儿媳、孙女、外孙女，福气真好。”
外婆一听，语气就变凶了：“好什么好，我平时都一个人生活的，没人照顾我。”
舅妈跟着说：“您这话怎么说的，平时大姐不是在家照顾你的呀。”
外婆和大姨都是性子直的人，又强势。因为其他家庭都在外地，所以在老家的很多事宜都是大姨在操弄。只可惜外婆和大姨相处时间一长，就会产生摩擦。大姨之前还召集家人开会，认真讨论照顾外婆的问题，“老太太性格刁得很，没人能伺候好她。我最多能跟她在一起过五天，超过五天，我的血压都要高了。”于是姐弟几个提出是不是每家派出代表，轮替照顾。后来好像没有了下文。春节假期结束后，各家又要回归到各处。大姨埋怨归埋怨，作为家里的大姐，还是担负了很多责任。各人心里面都有张谱，好像现在的情况尚可控制，一切都还没有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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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无处可去，住院的日子里大多时间都躺在病床上。有一个下午，她原本是睡着的，忽然喊我们伺候她上厕所。等重新坐回到床上时，叹了一口长气，“我前面做梦，梦到打麻将，都清牌了，结果被这通尿憋醒。”
我们听了大笑，“老太太怎么这个时候还在想着打麻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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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没两天之后，我再看外婆的脑袋。
黑色、银色的头发，短短一茬茬的，已经冒了出来。有的透过白色网兜，都可以摸到。
“嘿，老太太还长黑头发呢。”我像是发现了新奇的事，喊其他人来看。
“头发长得真快呀。说明您生命力旺盛。”
外婆别着嘴，不满地嘀咕：“我还生命力旺盛呢。我有什么生命力？”
我给她的后脑勺拍了一张照片，也可以看到愈合了的手术伤口。她拿着我的手机瞅了一会，要求我把她的眼镜拿来，戴上后，仔细看了一会。没说话，但神情有些满意。
12
隔壁床的阿姨给剃了光头的女儿在淘宝上买了一顶橙色的渔夫帽，术后第二天就寄到了。外婆眼尖，看见了就要和她聊两句，问：“那是什么？”隔天，我从家里拿来一顶渔夫帽，藏青色的，给她戴，“我戴不好看的，丑”，外婆这么说，手扶着帽檐，对着我手机屏幕照镜子。
后来那顶帽子也跟着她出院后一起回家了。
在临走前，她被人连搀带抱地安置在商务轿车的后座上，朝我挥挥手。我要和他们告别，他们即将搭乘回老家的高铁。摇上车窗之前，外婆嘟囔了一句话，我没听清。表姐咯咯笑着复述了一遍：“外婆说，这几天你辛苦了。”
小舅听了这话，拍了下我的肩膀。他正好把外婆的轮椅放到后背箱之后走到副驾驶的位置来，经过我身边。
“我们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人孤伶伶在上海了。”
嗨，我笑着回应，没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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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着，他们的车就这么开走了。
14
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外婆住院的这几天我基本都在医院附近住，开始习惯了和家人一起走从医院到酒店的那条夜路，现在打开自己的房门反而有一种陌生感。
房间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物品很杂乱。母亲曾经来过一次我的房间，跟着我爬上六楼，对我能有这样的安居空间还算满意，并且在我的床上睡了一个午觉。除此之外，整个房间里只有我自己的回忆。
我取出电脑，开始工作，处理了一些事情。在专注的时间里，有些感受消失了，但当空隙出现时，生活的潮水又涌上来了。我感受到我失去的事物，在这个城市里归家的期待，一群与你亲密却无所企图的人的陪伴，一种有秩序的平静。
太阳开始落山了。房间里的光线在慢慢消失。
竟然为此哭了一阵子。
15
在我小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有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好几口人聚在餐桌前，焦急的模样。二舅、二舅妈、小舅和我妈。
大家都在说，找不到外婆了，外婆不见了。
“那个老太太，自己一个人能跑到哪里去”，当时还是警员的小舅舅急躁地说。
我妈生性焦虑多疑，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不会吧？”其他人紧张地附和。
我和姐姐坐在靠近门口的矮桌子上，写作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又能做什么。她比我大三岁，那时读初中，当班长，我知道已经有男生暗恋她。
后来忘记是谁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也是大喝一声，“回来了”。我们就顺着声音望去，看见外婆走进门，和平常一样，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银色的头发，每一根都带着细小的卷度。
“哎！这个老太太去烫了一个玉米穗。”可能是大姨夫这么说。“玉米穗”是当时最新潮的造型。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你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爱时髦。我都没见到其他家老太太这个样子的。”
外婆面色有点凶，不太愿意接受调侃似的回嘴。但同时，又因为爱美而浮现出一丝腼腆，被众人围在中间。
我放下写作业的笔，也要挤进人群里去看一眼外婆。
通往过去的时间隧道很窄，要很费力才能挤进去。
2019.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