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亮 （上）

　　文明亮是一个人的绰号，此人本名叫刘明亮。 　　此人瘦高个子，留背头，鼻梁上架白框近视眼镜。是从刘庄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1962年从北京返回到刘庄老家，回来后就在队里参加劳动。原来的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半口京腔，听起来很别扭。每逢下地，戴一顶麦秸草帽，长衣长裤，一双球鞋，里面还穿了袜子，手上戴一副白线手套。走在一群赤脚光背的人群中，很是扎眼。干起活来，腰也弯不下，腿也曲不成，戴了手套的嫩手攥不紧锄把。简直一个“四不象”。只是嘴皮子尚硬，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有人笑他这一身打扮干不了农活，他却说：“你们懂什么，我这叫文明生产！”众人觉得“文明生产”这个名词很新鲜，联系到他经常讲北京人如何“文明穿衣”、如何“文明说话”，文明不离口。有人笑说：“你简直就是个‘文明亮’”，众人大笑。此后，都改称他为“文明亮”，真名字倒少有人再叫起。他却也欣然接受。 　　没过多久，文明亮发现自己的这身打扮，的确不合时宜。一身厚制服，每天被汗水湿透，鞋袜上也难免粘了泥土，白手套更不是东西，戴了干活别扭不说，半天下来，白手套就成了灰手套。洗这一身“行头”，怕要用两桶水。几百米以外挑来的井水，连洗脸都得省着用，何况洗衣服？于是，文明亮下地也光起了脊梁，只穿一件松紧绳的大裤衩。光脚趿拉一双自制的拖鞋，是用一块胶皮剪成鞋底，上面用胶水粘了鞋襻。草帽戴破了，也没舍得花钱再买。白手套更没了影子。只是苦了那脊背，被烈日晒爆了皮，脱落了，再晒，几度下来，脊背上的肉皮也锻炼成了“铁甲”。浑身上下晒的黝黑，穿了大裤衩子，头上却仍是大背头、近视镜，有些不伦不类。 　　文明亮初回家乡时，自觉高人一等，最喜欢在人前高谈阔论，说话的内容，大多是讲以前在北京的经历或见闻。某年被哪个剧团请去导戏，某年被哪个单位请去教曲；今日与哪个名人吃饭，明日与哪个名人跳舞，君秋如何拍他的肩膀，葆玖如何跟他开玩笑，说的有板有眼，仿佛名人们都是他的哥们一般。别人听起来却是云山雾罩，猜不出他当年在北京究竟是做什么职业的。开始时人们多少有点心存敬畏，不好过于追问，到后来，大伙儿也都看出此人是个“嘴把式”，就有小青年，在一旁听出破绽，故意追问几句，让他下不来台。他略怔一怔，脸也不红，哼哈两声，接着说下去。时间久了，也就没有人再同他认真。当时人们晚上没有电灯电视，读书看报也少，能偶尔听听文明亮吹牛，逗大家个乐子也是好的。 　　文明亮却也乐于此道，田间地头逮住机会就说上一通。他还喜欢晚上串门。每天下工，吃过晚饭，擦一个澡，换上中山制服，穿上干净鞋袜，梳了背头，擦了眼镜，就摇摇摆摆踱出家门。他串门是有选择的，只串主人略有些文化的几户人家。到了人家里，自己找地方坐下，把旱烟笸箩拿到身边，卷一只喇叭筒抽上。嘴上就打开了“话匣子”。经常来了，主人也不再专门陪他，手脚不停的收拾家务，偶尔搭他一两句腔。文明亮也不在意自顾自的说着，说到兴奋处，自得其乐的哈哈两声。口渴了，找来暖壶，倒一大碗开水，边喝边说。若是有孩子在旁好奇提问，那更是讲的不乐乎，指手划脚。 　　尽管如此，文明亮却从不在人前讲起他离婚的话题。 　　原来文明亮在老家有媳妇，还有一个几岁的儿子。文明亮在京城上班挣工资，媳妇与婆婆二人在老家参加劳动，也是村里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文明亮回乡前一年却与媳妇离了婚，那年文明亮30岁。据说他是在京城有了外遇，才提出与媳妇离婚的。媳妇起初不肯，先是哀求，后是吵骂，几经周折，无奈文明亮已经铁了心，最后还是离了婚。媳妇叫来外村的娘家人，把家具拉走大半，院里的东西厢房也拆了，砖瓦、木料、门窗统统拉回娘家，房基处留下几堵墙却没拆，故意留着寒碜他。文明亮倒不很在乎。媳妇的父亲在娘家村当支书，很有势力。据说离婚后，媳妇多次给文明亮的单位写信，揭发他。文明亮被遣返回乡，也可能受了揭发信的影响。 　　文明亮家尚剩三间正房，一明两暗。母亲住东间屋，外间是灶间。文明亮住了西间屋。把旧火炕拆了，盘一个单人床似的小炕，也不能烧火过烟。却按城市单人床的模式铺了毯子床单。地上仅一桌一凳，擦的倒是干干净净。 　　文明亮干农活始终别别扭扭，出不得大力气，技术也不大入门，尚不如一个强壮妇女劳力。好在乡亲们并不认真计较，出一天工，也给他记10分工。老母亲在家料理家务，农忙季节也出工。日子凑合着过了下来。 　　文明亮也有些真本事。拿来乐器，吹、拉、弹、唱，样样能来一气；拿来简谱，不用“叨来咪发”，直接就能唱出歌词。有的夏日晚间，几个喜欢摆弄乐器的年轻人，找到他家，凑在一起，演奏一番。高兴了，文明亮还能边拉胡琴边唱：“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听老臣细说根由……”，招来一群大人孩子看热闹。 　　文明亮也正因为有了这本事，后来引出一起尴尬事件，使得半生抬不起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