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运气这东西我研究了好多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给你们讲？
葛四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一席第784位讲者。
正义与运气
2020.07.11上海 大家下午好，我是葛四友，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一直从事的工作就是研究正义与运气。
说到运气，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什么？买彩票中奖，对吧？前天我刚跟一席节目组谈完话，回去打了个出租，不知道运气好还是不好，那个的士司机在上海S4高速上，以80码到100码的速度跑的时候，他打瞌睡了。我一抬头发现车子往边上撞，还没来得及喊就已经撞上去了。
某种意义上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这本身也是一个运气。
我们对运气的理解，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它有突发性、偶然性，完全无从预知。但是除了这种，还有一类运气，平时我们不一定会注意到。
比如你的长相，你长得丑还是漂亮，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是城市里的富二代、官二代，还是西北农村里面的穷二代，这些事情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确定了，还有包括自然灾害，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运气。
而我研究的主题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它应该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运气对我们个人生活产生的影响。
消除运气本身：奴隶制、等级制、男尊女卑
刚才说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否可以预知，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个人没有办法控制。
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生活在两百年前的美国，你是一个黑人，那么你成为奴隶的概率是很高的。如果你出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么你穿衣服就要小心了，如果不小心穿了不该穿的衣服，你是有可能被抓进去的，为什么？因为你很可能是下等人。
在古代我们是怎么样来改变，或者说不使运气对我们产生坏的影响呢？有一种方式，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他们有一句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翻上去，成为人上人，我们转化这种坏的运气。
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循环的科举制度，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条路，尽管这条路非常之窄，概率非常之低，但你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种方式。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可以抛弃这种运气本身。我们不需要奴隶制，不需要等级制，我们接受人人平等。我们要消除这种社会制造的坏运气，而不是转变承担运气的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基本的人人平等。在中国，当我们听说“我爸是李刚”，大家也认为这种特权是不应该出现的。
但是与奴隶制、等级制类似的，还有另外一种运气，就是男尊女卑。生男生女的差别我们不可能消除，但是我们可以消除的，是生为“尊贵的男性”与“卑贱的女性”这样一个运气。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共识，但相对于前面两种，我们做的程度远远不够。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叫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印度人。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底层人的关注。他在1990年左右做了一个研究，之后被叫做“消失的女性”。
他根据统计学规律，根据各种因素算出来，我们人为地选择流产，或者生出来了之后掐死，或者生出来之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爱，导致了大量女孩子夭折。在20世纪这100年里面因此消失的女性有多少？一个亿。
你们可以想想，哪怕是一战、二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战争，所有的战争加起来死亡人数都没有凑够一个亿。而这一亿消失的女性里面有4000万左右是在中国，这个是阿马蒂亚·森做的。
中国也有人口学家李树茁先生，他比阿马蒂亚·森算的少一点，他说中国女性消失了多少？大概是3559万。在1980年到2000年消失的女性有900多万。
现在又一个20年过去了，我相信在座的有很多可能都听过，到2020年或者2030年，我们中国将有3000万的光棍。这个有时候可能是作为玩笑话说起来，但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有3000万女性在性别歧视之下，在我们传宗接代的观念之下，在男尊女卑的情况之下，被灭口了。
但是这一类的运气，它本身就是不应该出现的，是社会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说它是可防、可消除的。它的危害通过阿马蒂亚·森、李树茁先生的统计，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不可消除的运气怎么办？
除了这样一类社会制造的运气，还有很多运气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不仅仅是在实践上给我们带来了困惑，在理论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困惑，我们应该拿这样一些运气怎么办？
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位哲学家叫罗尔斯，他是第一个以“正义与运气的关系“作为研究的政治哲学家，也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问题？
罗尔斯1921年出生，在他很小的时候得了一个严重的传染病，被家里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但是他有一个弟弟跟他关系非常好，经常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溜进去找哥哥玩。最后他弟弟被传染上，去世了。
弟弟的去世对罗尔斯打击非常大，导致了他性格变得内敛，说话都有点结巴，这是他第一次遭受运气的重击。 后来他参加二战，基本上连皮都没有擦破就回来了。他就开始感叹命运、运气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再后来他进入哈佛大学，在学校里找到了爱人，但是他爱人就运气不大好。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依然有很严重的性别歧视，他爱人读大学要靠自己勤工俭学，过得非常辛苦。所以有传闻说，他跟他爱人之间唯一的约定就是，他们以后生了小孩，不论男女，都要送他们上大学。
所以罗尔斯对运气的看法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能跟我们的直觉不一样，他认为社会性的运气跟自然的运气，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
而在今天可能大家更愿意接受的是，比如我们应该消除城乡差别，不能因为小孩出生在穷苦家庭，就没有机会上学，没有机会得到好的师资。我们认为说，如果人的天赋、努力、抱负差不多，那么他们应该在社会上得到的成功的前景也差不多。由此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社会上最成功的人，差不多就是最能干的人，这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到此就可以了，但罗尔斯说，不，你的聪明才干不是你自己的，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的DNA、你的家庭教育，取决于你外在的环境。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差别原则，聪明、能干的人，如果你想自己生活得更好，必须要为生活过得差的人做出贡献，让他们也过得好。
而罗尔斯运气更好的事情在后面。在学界，在任何一个行业，你做的东西立马得到别人的承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反倒津津乐道的是很多人死掉之后才成功。
但是罗尔斯不是，他的理论一出世马上就引起了轰动，得到了公认。后面光是研究罗尔斯的书，我估计都超过了一万本，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罗尔斯产业。
诺齐克：守夜人国家
接下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是诺齐克，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他就觉得，一个人有聪明才智，凭什么要在为穷人服务之后才能为自己谋利益呢？
他认为罗尔斯的说法不合理，他说一个正义的社会，除了保证消除奴隶制、消除男尊女卑以外，我们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我们要保护这个社会各种各样的权利、契约顺利执行。
但是这样的理论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麻烦，有些人不因为任何自己的过错，也可能面临饿死的境地。比如一个小孩，他的父母亲人都在洪水中去世了，只剩下他自己，如果没有任何人帮他，很有可能他就饿死了。
诺齐克的理论就是说，我们国家，我们其他人，没有任何义务去帮他，但是你个人可以出于好意去帮他。他的理论跟很多人的直觉是不符合的，这个理论提出以后，有人直接骂他是屠杀者。在美国至少有100到300万人是靠福利生活的，如果取消他们的福利，这些人很有可能就要饿死。
诺齐克其实是个顶级的聪明人，他的朋友们虽然没有跟他急赤白脸地吵架，但是几个要好的朋友都不大跟他来往了。诺齐克尽管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当别人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的时候，他没有再做任何回应。 柯恩：运气均等主义
诺齐克的理论刺激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柯恩。柯恩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绝对比资本主义要优越得多，把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作为他的信仰。柯恩觉得所有对于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攻击、批判，他都有现成的答案。
直到1972年的一天，他看到了诺齐克的论证，发现自己无法回应。他夜不能寐，寝食难安，因为平等这个价值无法在他内心维持平衡。他后来逢人就问，面对诺齐克的论证，你们怎么睡得着？ 诺齐克说，要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因此他承认个人的劳动能力，自己身上的东西都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我没有义务拿我自己的能力去为你服务。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马克思的观点。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马克思有个非常著名的剥削理论，资本主义剥削了无产阶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所以生产出来的东西应该归属于无产阶级，结果被资产阶级霸占了。
因此诺齐克跟马克思共享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我对于我自己身上的能力，我的相貌、我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拥有所有权。我可以用它来赚钱，也可以荒废它。
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高有低的，如果你接受马克思那个观点，就必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柯恩，作为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知识分子，他要面对自己的良心。他从1972年一直到1995年，写了将近二十年，终于完成了一本书，他说我可以回应诺齐克了。
柯恩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自己的过错，或者说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过得没有像他人一样好，这个社会就是不正义的。
但如果你把他的论证往下推，假如有个人长得不那么好看，或者个性不那么招人喜欢，没有人愿意跟他结为伴侣，那么我们国家、我们其他人有义务要补偿他。
德沃金：资源平等原则
还有一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针对罗尔斯的，德沃金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还不够。罗尔斯允许你利用自己的天赋，只要你帮助了穷人，你还是可以过得更好的。德沃金说，不行。
德沃金当然也是非常聪明的，他本科学法律，之后进了纽约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但是年轻人在最好的律师事务所肯定是要奋斗的，他出差比较多，他老婆就不高兴了。他老婆给了他一个选择，要老婆还是要律师？他就听老婆的，辞职，转到法学院去做学问。
他对法律特别了解，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区分。生活中的运气有两类，一类是选择性运气，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赌博；还有一类叫原生性运气，你生下来长的是丑是漂亮，是聪明是笨，你没有选择，这是原生的。
对于选择性运气，我们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属于你的个人选择；但是对于所有原生性的运气，我们要进行补偿。
所以他最后提出来的理论是什么？资源的分配应该钝于禀赋，而敏于抱负。也就是说对于你的个人选择，资源分配要随它而变动，但是你生得丑还是漂亮，聪明还是笨，资源分配是不随之而变的。
同一个原则：人是目的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好几种理论，你看，对于不可消除的这样一种运气，学界现在还是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分歧非常之大，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是可以找到一定的最大公约数的。
刚才讲的四个哲学家，他们的最高原则都来源于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思的师祖，康德。康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人是目的。我们永远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当作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那四位哲学家都是康德的信徒。
这些是理论上的，现在我们看两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个是我湖南岳阳的老乡刘燕舞老师，他对湖北京山某地农村自杀情况做的调查报告。
他去的时候，那里面的老人非常平静地告诉他，我们现在村里面有三个孝顺儿子。第一个是药儿子，也就是服农药自杀。第二个叫水儿子，投河自尽。第三个叫绳儿子，上吊。他发现当地农村里，有超过30%的老人是通过这三种方式结束他们的生命的。
这里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面对这种现象，应不应该把它作为正义考虑的范畴？还是说就像我们现在正推崇的，说这些老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儿女不孝，因此我们重新倡导孝道来解决社会养老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从去年12月份开始，武汉1月23号封城、封路、封村，新冠肺炎基本上是对全国所有地方都产生了影响。
但这个影响是有大有小的，它对于第三产业，比如酒店行业影响非常大，还有我们后续听到的报道，养蜂、养鸡、养鸭的，因为封路生意受到损害，有的人已经自寻短见了。
我们目前还在面临的一个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会造成多大伤害，就是我们的洪水还在继续。洪水现在只是造成了很多人家破，还未人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力的措施的话，人亡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
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我们帮他是情分，不帮是本分。而我们现在在这里要讲的，如果从正义角度来处理运气，面对这些实际上受到伤害的人，我们是否有义务去补偿他们？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无知之幕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理论，他们众说纷纭，现在我们要怎么思考这些具体的问题呢？我想罗尔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装置，叫做“无知之幕”。
你设想面前有一层面纱，很厚，盖住了很多信息，你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是出生在上海，还是贫穷农村，这些信息通通都没有，同时，我们有相同的概率成为其中的任何一个人。
那么，当偶然性给我们带来坏处的时候，一个社会应该如何设立一条根本性的原则来处理这些冲击？我们是让这个灾难、坏处落在一个人身上，还是落在一部分人身上，还是所有人来共同承担呢？
第一个，我们要把自己是谁的信息蒙蔽起来；第二个，我们不能到了事发当时再去考虑，而是应该把时间拉前，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总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无知之幕最终是要打开的，我们还要考虑，打开后我们能不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去维持这样一个社会。因为到了现实社会里，你是受灾者和不是受灾者，你的心态和要求可能完全不同。
这里我们必须对人性有一个假设，因为什么样的人性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天使，如果是天使，那我们是不需要正义原则的。在一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谈正义，当我们在家庭里面谈正义，是因为亲情已经不管用了。
但同时我们也不是恶魔，如果我们是恶魔，我今天下午站在这里跟大家谈论所谓的正义，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恶魔组成的世界里面，正义是不可能的。
那现实的人性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们是有限的利他主义。我们有同情心，就像孟子所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的时候，你是有不忍之心的。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付出了也希望有回报。朋友相处、夫妻相处，总是一方付出的话，一般都是会崩盘的。不仅这样，我们还希望我们的付出跟回报是相匹配的。
所以有限的利他主义，我们可以形成两种道德情感，一种是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我们可以形成人道精神，当别人过得极差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于自身的缘故去帮助他们，不求回报。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自利的，一定要区分自利跟自私，自私是只要自己要，自利是我知道你是自利的，我也是自利的，所以我们交往的时候秉承一个公平的原则。
正义社会的底线要求
这样的话，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是可以选择一个原则，来保证这个社会得以维持下去，我们是能够形成相应的正义动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的。
我认为，当一个伤害，一个人承担不了、会摧毁这个人，会导致家破人亡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伤害应该是我们所有人来共同承担的。
我们需要限制伤害，需要大家共渡难关。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作为义务来支援，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共同的集体责任。
当出现疫情和洪水灾难，国家作为集体行动的行使人，它有义务给那些家破即将人亡的人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它要让社会正常运转，让每一个人的付出跟他的回报能够保证大体的公平。
要注意，这不是慈善。你帮他是本分，是我们所有人的本分。
如果接受我讲的这个底线要求，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把教育问题推给慈善机构、希望工程，把养老问题推给孝道，把洪水的灾难留给无辜且无助的个人，这是一个社会不正义的标志。我们只要秉承着基本的道德情感，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不对的。
我研究这个东西研究了好多年，为什么这时候从书斋内走到书斋外，实际上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如果只是几个大学老师接受这些观念，不顶用。
上个世纪的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他对观念的力量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这里我可以念一下：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观念，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观念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既得利益之影响往往被人过分夸大，实则远不如观念之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是这里要注意，不是只有好的观念才会产生作用。我前面讲，有一亿人会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而死掉，恰恰是因为我们接受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我们把“帮他是情分，不帮他是本分”继续下去，我们会看到更多家破人亡的故事。
只有当我们的大众都接受“国家有义务为那些家破了的人提供基本保障“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老祖宗在《礼记·礼运》里面说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当时这是作为一个理想，在今天，这个所谓的理想，只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底线要求。
我知道这一天可能还要很久，但我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我也希望我今天走出书斋来说的话，能够在社会上获得大家的认可，使得这一天早点到来。
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