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双城记：从芒市到开远

一、芒市

芒市机场很小，只有一条跑道，只能起降B737或A320这样的中型飞机。一般情况下，飞机落地后，会滑行至跑道的另一端，来个180度的转弯，掉头往回再左转靠近廊桥。但有时候，飞机会愣生生停在跑道中段，向右一靠，然后就将乘客轰出。芒市属于亚热带，空气里有黏糊糊的灰尘。每次抵达芒市都是傍晚，气温开始迅猛下降，身体能感受到跑道和上方空气之间的垂直温差。往西平视，一轮暗红而没有生气的太阳在被远山吞没之前会投给我最后一丝鄙夷的目光。

这是一个无甚可观的小城，却也逃不开中国城市最普遍的命运——一下雨就能看海。2016年8月27日凌晨，一场暴雨瘫痪了市区。林家，以及她的私家图书馆和手工作坊，都被淹没了。那天，她给当地消防打了很多个电话，总是打不通，结果只好自救。林的私家厨房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名声，其客户遍布全国各地。对于很多想尝鲜的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产品：加了一种特殊原料的牛肉干。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喜欢买这种牛肉干，自己吃或者送朋友。一个朋友的同事来自昆明，他见到这种牛肉干后惊讶地大叫：“这不是传说中的大烟子牛肉干嘛！听说只能从缅甸买到啊。”

其实在德宏，这种食品远远算不上特殊。在瑞丽，还有一个小工厂专门生产这种牛肉干，不过据说他们现在用的已经是猪肉了——但我从来没吃出来什么区别。除了牛肉干之外，本地人也喜欢在鸡汤火锅中加入这种原料（一些店还专门以此为标榜），吃完以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提不起精神来。有一次，瑞丽美沙酮门诊的一个客户被警察拦住尿检，结果是阳性，打电话向求助。一个刚吃完那种鸡汤的前同事赶紧前去说项，事后回忆起此事，才略有后怕：如果当时警察怀疑那同事的身份，也给他来个尿检的话，结果肯定也是阳性。他面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制戒毒两年，吊销驾照（如果他有的话），并进入公安部的动态管控系统。想象一下今后他每次出门旅行，在某个酒店开房入住，十五分钟后，辖区派出所的民警敲门：请配合尿检。

德宏州与缅甸接壤，是海洛因和其它一些新型精神类药物进入中国的前沿阵地。从缅甸流入的这些药物沿着两条主要的线路继续在国内挺进；这两条线路从昆明开始发散，一条往北进入首都；另一条则往东或东南进入上海、广州，甚至远达澳大利亚。2013年8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制作了一个节目The Other China Boom，跟踪产自金三角的海洛因、冰和其它一些新型药物如何通过云南、绕了半个中国后，然后再渗透进入澳大利亚[注1]。

但医学专家普遍认为，纯海洛因不会对人体造成健康方面的损害，而因为治疗（手术等）需要而大量使用海洛因[医用的纯海洛因（二乙酰吗啡）是液态的]的人也不会出现上瘾的情况。（尼古丁所造成的死亡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650人，远远高于其它成瘾性物质所造成的死亡率。排在第二名的是酒精[注2]。）造成伤害的，主要是海洛因中混杂的其它物质。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获取利润，那些贩卖者（或者说经销商更合适？）会往里面添加各种你能想象或者根本没有听说过的物质，最常见的有洗衣粉、滑石粉——总之，任何可以磨成齑粉的白色物质。把这些东西往自己的静脉里注射，结果会好到哪里去？在海洛因一路北上或东进的过程中，其纯度越来越低，但价格却越来越高。（在瑞丽，价格大概在30元—60元/克间浮动，到了云南中部的玉溪，价格就立马涨到了600元/克；在临沧，价格大约是500元/克[注3]。）所以，如果你足够有钱，又想用海洛因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搬家到瑞丽去——而一些人正是这么做的。相比之下，凉山青年们则选择了一条艰难得多的道路。凉山是海洛因使用的重灾区，随之产生的HIV疫情也很严重（四川一半的HIV感染都出现在凉山），但本地人大多生活窘迫，又难以在外面的城市中找到工作机会，他们中一些会选择走山路一路往西南到瑞丽，买了海洛因之后再一路走回凉山。跋山涉水的过程苦不堪言，通常一年只能走两三个来回，但基本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至少可以躲开主干道上盘查的警察。而一年两次货运带来的利润，足够他在昭觉或者布拖的县城喝上一整年啤酒了。

芒市只有四十万人，却有两个戒毒所。一个是市级的，规模很小，只关押了几十人。另外一个是州级的，即云南省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但没人说得清里面到底关押了多少人，官方也从来没有公布过。曾经反复出入戒毒所的人告诉了我相同的结论：戒毒所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从其声称的“戒毒”目的而言。一个人一旦从戒毒所里被放出来，马上就会开始旧有的生活循环：找钱、买海洛因、打针、享受一阵在世界之巅的感觉，然后继续找钱、买海洛因、打针，或者感染各种病毒慢慢死去，或者因注射过量造成呼吸抑制而突然死亡……戒毒所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了更多的“毒友”/“同伴”，出所后买海洛因更方便了。更不用提各地戒毒所将被关押的人视为自己的财产。这种财产有两种层面的意义：一是每年戒毒所向省、国家申请的经费取决于他们的“服务”人数；二是戒毒所会强迫被关押的人参与劳动——戒毒所会与一些企业合作，安排被关押的人从事生产建设，美其名曰“劳动改造”。其中获取的利润几乎全部被戒毒所领导们霸占了，分给劳动者的报酬微乎其微，而且通常是以消费券的形式——参与劳动的人用这些消费券只能购买所内自己开设的小卖部出售的产品，其价格远远高于外面的市场价。最常见的产品有打火机、计算机零件、电器产品（插座等）、铝合金门窗、太阳能热水器；坊间有传言说，云南嘉华的鲜花饼就是和位于昆明的某个戒毒所——有一个同伴曾信誓旦旦地说就是呈贡那个——合作生产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极度抵制自己和朋友对嘉华鲜花饼的想望。但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抵制并没能战胜对美食的原始生理欲望。

有一个朋友曾经进入过第六强戒所，和里面几个领导强调在戒毒所内继续提供HIV抗病毒治疗的重要性（很多海洛因使用者因为共用不洁针具而感染了HIV）。很多时候，一旦被抓，他们的治疗就会中断，造成耐药的发生，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的出现。而一旦他们中某个人病入膏肓，戒毒所就会把他扫地出门：戒毒所内的死亡是唯一一件不能被容忍的事情。从那个戒毒所回来之后，他给我描述了这样一个瞬间：午后，一群被关押的人站在阳台上晒太阳，有的靠着墙，有的倚着栏杆，嘴里叼着冰棍，望着头顶湛蓝的天空，眼珠跟着训练中的战斗机打转。那个瞬间的空触动了他，他总结道：“那不就是我们所向往的生活状态吗？”我在心里说，“我不知道，也许吧。”不过我想起了一句歌词：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二、开远

卡瓦出生在个旧，话说哪个嗑药的不是出生在金湖畔呢？他是和我共事过的仅有的两名有海洛因使用背景的人。另外一个曾在我之前服务过的机构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还一度出任云南地区的某个项目的主管。而就在那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他有一次去昆明北站买海洛因，被警察抓了个现行。离开机构后，他回老家大理待了一阵。上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前老板号召大家借钱给他帮助他渡过难关。我不知道多少人最后慷慨解囊，我知道的是，如今他应该是刚被一个戒毒所释放（服满了两年刑期）。

我对卡瓦的记忆要深得多。他实实在在和我合作了一年，主要和我做海洛因减少伤害服务的事情。目前，一些国际机构（以IDPC和OSF为代表）所倡导的关于药物使用的一个方向就是减少伤害——即使无法做到让这些药物完全合法化，那至少要倡导并提供一些服务，帮助使用者减少对自身健康的危害。而这种理念恰恰是美国政府所憎恶的——美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不得用于提供清洁针具交换服务，也不能用于倡导性工作合法化。（我想起了何伟笔下的唐恩医生，在自己经营的药店里，他还卖烟。因为他觉得，任何人都有权做伤害自己健康的事情。）对于那些海洛因使用者来说，禁止是不人道的做法。如果你想用，我们会向你提供清洁的一次性针具，这样就会减少感染HIV、丙肝和其它一些疾病的可能性；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正确注射，还有有资深同伴手把手教你（他们打针可比一般护士专业多了）；如果你担心使用过量的风险，我们还会提供纳洛酮；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基础医疗服务，以及生活方面的支持，比如提供二手衣物、洗衣服洗澡的地方等。

卡瓦是个小个子，但长得很粗壮，留着板寸头，下巴上的胡须稀稀拉拉。刚进办公室的第一天，他就以洪亮的嗓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过几天，他就把办公室里放了半年没人碰的一包白糖消灭干净了。无论是喝茶还是喝咖啡，他都会往里面混上一大把糖。（有海洛因使用背景的人都嗜糖，而糖有保肝的作用。）没过三天，他开始问同事借钱，而且会在大半夜打电话叫人给他手机充值或者交网费，理由则千奇百怪。

最令卡瓦自豪的事情大概有两件：一是他交往过十二个女朋友；二是他已经戒断了海洛因，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没碰过那东西了。主动戒断海洛因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够他吹嘘一辈子的了。他坚信，一个海洛因依赖者如果想要戒断，并不需要经过美沙酮维持治疗。后者更难戒断，而且会彻底绑定一个人的生活。“一年365天去门诊喝药，有人还需要一天两次，风雨无阻，谁受得了？”他也说，戒断症状并没有外面宣传的那么夸张。后来我也慢慢了解，海洛因使用者一生中会经常经历戒断，这可能是由于短期内搞不到钱或者当地政府突然加强了禁毒措施；而戒断症状无非就像是受到流感的侵袭一样，挺几天它自然会过去[注4]。熬过这几天，生理上对海洛因的依赖就不复存在。但问题在于，生理上的上瘾只是上瘾原因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则应归结于心理上的因素——直接一点说，是外在环境造成的心理压力或创伤。这种压力或创伤，会让一些人滥用酒精，会让一些人烟不离手，会让一些人迷恋色情文化，会让一些人早上没有咖啡就起不了床，会让一些人选择海洛因，让我自己受到强迫症的困扰，也会让无数人活在社交网络的虚拟时空里。正如《上瘾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Addiction）的作者Bruce Alexander说的，我们需要的是“社会康复”（social recovery）。

卡瓦和我合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想弄清楚云南的十几个戒毒所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在网上搜索相关报道、视频——很少，且都是歌功颂德的；他还会通过他庞大的关系网和最近刚被放出来的人取得联系，给他们打电话——只要愿意聆听，那些人很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有一个地方像开远的雨露社区那样招致如此极端的不同评价——在政府和媒体的眼里，以社区为硬核的雨露社区为服务对象“创建了一种亲近、亲切、适应性很强的特殊社区形态”，被羁押的药物依赖者可以“从每一个细微的环节中真实的感悟人格和尊严、自由和权利”[注5]。在The Other China Boom里，澳洲记者Stephen McDonell从管理雨露社区的警察那里得到了这样的信息：被羁押的人是自愿选择参与康复的。但这是真的吗？

我们与开远的一个海洛因使用者小组取得了联系，他们帮忙找到了几个进过雨露社区的同伴，而根据他们的说法，在整个过程中——相同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没有司法干预，没有行政复议，家人探视极其困难，里面的强制劳动比云南其它戒毒所更夸张，完不成任务还有体罚。（当时看完那个报道后，我试图与这名记者取得联系，看看他还知道什么，但没有得到回复。）而我自己，其实是进过雨露社区的。在卡瓦还没进我们办公室之前，我和另一个同事申请进入雨露社区，并得到了许可。穿越一道沉重的铁门，我们在门卫处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负责接待的女警察在靠近门口的小花园里等着我们，并把一些同伴——他们都感染了HIV，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安排走进边上的一间大会议室。我的同事在花园里和她聊天，远处一些同伴在干组装门窗的活计，近处另一个同伴在给花园里的草木浇水；除了轻微的说话声、以及断断续续的浇水的刷刷声，没有其它声响。整个社区了无生气，连侵入其中的阳光都是干燥破碎的。这可能是云南少有的永远不会有雨露的角落之一。

在和我同事聊天的间隙，那个女警察不时回头看看我在大会议室里干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可干的，那十几个同伴显得谨小慎微，非常害怕说错了或者做错了什么（这可能就意味着加长强戒的时限）。我想开启一场闲聊的努力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会议室空荡荡的，却又被沉默填满了。

有一个前同事曾宣称她就是看不起吸毒的；如果这则声明是发自内心的，我倒也尊重这种态度。在反歧视口号泛滥的今天，我一直没搞懂歧视到底该怎么定义。如果因为反歧视而导致一点批评和质疑的声音都不能发出，我为此感到难过。而被特殊“照顾”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将外人对他们言行的质疑定性为对他们作为人的本质的歧视——而我极其鄙视这种策略。卡瓦和我在2013年夏秋去了开远三次，为了支持当地一个海洛因使用者社区小组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关系网的扩大，我们慢慢了解了其中的丑闻。裙带关系、滥用资金、谎报数据……我记得前老板曾说过，海洛因使用者这个群体普遍有很好的口才，不然怎么从亲友那边骗到钱。对于常驻昆明的我们来说，开远那个小组的行为，远远超出我们能监督的范围。最后一次开远之行后，我们砍掉了预算。在发给我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他们说关于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并问我能不能帮他们做。看到这封邮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结束了。

但如果说和那个小组打交道让我感到疲倦，那么和卡瓦的合作更是让我无可奈何。也许他真的已经戒断海洛因了，但依旧保留着过去生活的种种习惯。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像他一样满嘴谎言的人——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其他同事都开始怀疑他说的哪句话才是真的。他需要帮忙的事情，永远只和金钱有关。他身边总是没钱：没有现金，支付宝没余额，出差不带一分钱；在许久没有正式工作后，拿到的第一笔工资是给老婆买了个手机……每次不忍心帮他充了值之后（通常在半夜），他总是会说“谢谢兄弟”。但我不是他的兄弟，不是他的朋友，只是他的同事。

但我也逐渐意识到，卡瓦的性格和行为习惯——和他过去的海洛因使用经历有关，和他现在有一个情绪变化无常的老婆有关——恰恰表明他毕竟是一个普通人；他见证和经历了个旧曾经的繁华和如今的衰落，他属于锡都迷失的一代。他自己说过，他这一代人，身边和他同龄的亲友，十有八九走上了这条路。（云南的第一个美沙酮门诊开在个旧不是没有原因的[注6]。）我后来还从别的渠道得知，苦草的创办人李曼，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

美国是药物战争开始的地方，美国政府也一直在挥动它的大棒打压试图搞明白精神类药物依赖真相的试验，阻止相关报告的发表[注7]，并用利益来威胁别的国家采取美国的药物政策。讽刺的是，10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精神类药物滥用情况是全世界最严重的。而近二十年来，随着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药物滥用的情况愈发严重。（波士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的教授Brené Brown在2010年的一个演讲里说道，“我们是美国历史上药物使用量最大、上瘾问题最严重的成年一代。”[注8]）比上一辈赚得更少、拥有更少社会福利的中产阶级，开始担忧未来，并学会了从酒精、大麻、海洛因、可卡因中寻找慰藉。了解到这个事实后，我发现在个旧，上演着同样的剧情。个旧的海洛因使用、HIV感染问题开始飞速恶化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而伴随其发生的是繁荣了50年的锡矿业的凋敝——1949年在前苏联支持下成立的云南锡业公司在1997年开始“下岗分流”。历史的终结，海洛因的狂欢。卡瓦的父亲曾是矿上的一个技术工人，并为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不止一个场合，卡瓦曾表示想回个旧，子承父业。他还有小时候关于个旧矿业如日中天、城市喧闹繁华的记忆[注9]，而这种对逝去的往事的怀念让他难以安心于一份工作。离开个旧之后，他尝试过长途卡车司机、物业保洁、外卖配送，甚至全程陪读；我曾经去过他在昆明火车站附近和老婆租住的房子，八十年代建的工人小区，红砖裸露，设备陈旧。家里灯光昏暗，有股霉味。只有简单几样家具，拉着窗帘的卧室更像是一个洞穴一般。他似乎永远在准备搬家，因此根本不会介意家里的摆设长成什么样，或者光裸的水泥地面上掉落了多少烟蒂。在他心里，个旧锡矿才是他的家，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家。

卡瓦是个回民，也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在外漂泊的日子里，他并没有丢失自己的信仰。即使在身心状态低迷、讨论工作魂不守舍的时候，他依旧能以清晰的言辞、高涨的情绪谈论穆斯林的传统、文莱斋月的盛况以及《古兰经》的一些传说。他绝不碰酒精，在出差的时候，他带我去了很多牛菜馆，鼓励我去尝试牛身上各种不同的部位：泡肺、大肠、蹄筋、尾巴、眼睛……每次看到我尝试这些时脸上浮现出的怪异表情（我永远咬不动蹄筋，也没敢夹一个眼睛），他都表示无法理解居然还有人无法从这类顶级美食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无论跑到红河州哪个县城，卡瓦都知道当地最好吃的牛菜馆在哪里。他曾说，生活在昆明最不好的一点就是没有好吃的牛菜馆——关于这一点，我深表赞同。只要吃高兴了，卡瓦会给我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已经成为他传奇的一部分。在广东某个沿海城市的路边，台风将一股股海浪倾倒在路面上。他跳下了卡车，躲到了路边一个角落里。他转身望向狂怒的大海，看到风将他的十几吨重的大卡车从路面上提起了几公分。在缅北克钦邦为无国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时候，他被当地一个小军阀头子请进了大门——两个士兵一路端着AK47顶着他的后背。走进军阀驻地办公室时，那个人已经等了许久，劈头盖脸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卡瓦笑着回忆，“他还以为我是去抢生意的呢。”

开远出差期间，是他讲故事最多、最频繁的时候。开远曾经是滇越铁路上的重镇，如今早已褪成黑白。不在下雨的时候，城区的空气里总有一股淡淡的硫磺味道。在那样一个地方，除了摆故事，似乎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每次去开远，我们都会住在开远大酒店。酒店有着宽敞的大堂，墙壁上挂着几个国际时钟，标示着纽约、伦敦等地的时间——我算了下，并不准，可谁又会在意呢？酒店的楼层很矮，走廊阒黑，在二楼还有一个KTV，客人们会将粗野的情歌一直吼到凌晨。一天晚上，写完报告之后，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楼下半醉男女宣泄自己过往的情伤，便约着卡瓦出门去吃烧烤。在回来的路上，卡瓦告诉我，开远大酒店曾是当地的海洛因交易中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来自文山平远街（现在是平远镇）的贩毒团伙会把持着这个酒店，凭着自己手里的机关枪监控着在酒店里进行的所有交易。讲完故事时，我们已经回到酒店房间里。黯淡的灯光下，卡瓦走到窗口站着，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沉默不语；手里烟头的火光忽明忽暗，随时要被夜色吞没。他保持那个凝望的姿势很久很久，仿佛在等待又一个即将上门的买家。

关于开远的最后记忆，是卡瓦和我站在雨露社区的高墙之外，在对面一个肮脏的角落里观察来往的车辆。那是开远城区的边缘，来往频繁的货车和土方车将整个区域抹上了一层泥土。我们赶到那里，是想看看进出雨露社区的车辆到底是哪些公司的——我们是多么期盼能看到有喷涂着“XX太阳能热水器”字样的卡车从后门溜出啊。等待了一个小时，没有任何车辆进出。我们在前后门之间逡巡，在第二次路过后门的时候，我们觉察到门卫已经注意到我们了。再这样走来走去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也由此确认了我们之前的猜测：即使那些合作企业来拉货，也不会蠢到在那里宣传自己的品牌。即使用自己的车，也不会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会是半夜吧。我们带着一种挫折感回到了开远大酒店的房间里，经过一段短暂的谈论后得出结论——我们要做的倡导并没有太多的实证支持，继续从体系内找茬是令人绝望的举动，我们失败了。（不过如今回想起来，那种失败客观上加速了另一样崭新事物的诞生。）我躺在床上垂头丧气，用手机刷着一场足球比赛的比分。那天是2013年9月11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北美区最后阶段，美国队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主场二比零战胜了墨西哥队（又一个Dos a Cero）。这多少对我是个安慰。

[注1]：参见ABC的报道The Other China Boom。

[注2]：Drug Policy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ities, Sam Stanl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注3]：这里列的价格只是概数，由生产量及禁毒行动的强度决定。

[注4]：Drugs of Abuse and Addiction: Neurobehavioral Toxicology, Raymond Niesink, R.M.A. Jaspers, L.M.W. Kornet, and J.M. van Ree. CRC Press. Dec 8th, 1998.

[注5]：引号内的文字引用自人民网关于开远雨露社区的专题。

[注6]：个旧在1996年首次发现HIV感染者，当年发现的感染者全都是共用针具注射海洛因的人。2004年4月14日，云南第一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在个旧开门营业。

[注7]：199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犯罪调查跨地区中心（UNICRI）宣布要发布一个关于全球范围内可卡因使用的研究报告。该报告（WHO/UNICRI Cocaine Project）指出，关于可卡因使用，大部分人只是试验性使用或偶尔使用，强迫性使用的只是少数。而事实上，这份报告从未正式发布过。在UNICRI的图书馆里，相关的参考文献被标记为“限制”级（RESTRICTED）。其原因就是报告的内容与美国政府推行的药物战争政策相抵触，因此美国政府威胁要中断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支持。

[注8]：参见Brené Brown在2010年休斯顿TED上的演讲The power of vulnerability。

[注9]：个旧和凉山州昭觉县一样，是一个被抛弃的地方。1957年11月18日，红河哈尼族自治区与蒙自专区合并，成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就设在个旧。这也是当年对个旧经济地位的肯定。个旧锡矿业衰退后，2003年，红河州首府迁往了蒙自。与此类似，1952年至1978年，昭觉县一直是凉山州的首府，后来才迁至更有发展前景的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