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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天都有哪些突如其来的感悟？

五条人、村上春树、考里斯马基及其他

大老师 2020-08-20 22:14:47

一

越多了解五条人，越觉得在乐夏舞台上临场换歌对他们来说很自然，名啊利啊当然重要，但对他们来说音乐更重要，所以输赢不要紧，人字拖不要紧，剪子包袱锤不要紧，不懂的人称之为叛逆，懂的人知道这只是自然而然。

叶三在她的文章里讲述过五条人早年间的生活。仁科和阿茂都生于八十年，都在少年时期随家人迁居到县城，阿茂2001年就来广州，投奔他在华师大读书的哥哥大茂，靠卖打口碟为生。在朋友们办的小音乐会上，仁科认识了阿茂，便来广州投奔阿茂，开始卖盗版书。仁科几乎只管阿茂一个人借过钱，借钱的情况一定是他没钱吃饭了，借的数目不大，二十、三十、五十、很少超过一百。除了房租、吃饭和看演出，仁科的想法是尽量不买任何东西。

“因为对生活没要求，就不会为了钱发愁。”仁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穷，他这种观念大概来自一个朋友楚雄。

楚雄博览群书，酷爱思考，是个摇滚迷，与家人关系恶劣，常常借钱维持生活，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多东西说不通但很完整的疯狂想法。仁科常跟他聊文艺聊哲学，经常聊到晚上睡不着觉。

两人聊天的地点经常是海丰烈士陵园。有一次，他们聊到裸奔，仁科说他觉得要考虑到身材，“如果身材好一点，可能我会裸奔”。楚雄说，你这样想错了，裸奔的点不在这儿，真正裸奔不会考虑身材。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他马上站起来把衣服脱掉，在烈士陵园里走了一圈。“很丑，他的身材。”仁科说。“当时聊了很多，他的观点我不一定所有都同意，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马上都懂。但是他唯一跟我很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不能假，一定要真。”除了仁科，海丰没有人会跟楚雄聊天。

海丰滋养他们长大，广州给予他们自由，生活在城中村的时光，每天周围都是霓虹闪烁人家与引车卖浆之流，画画、音乐是最认真的爱好，但也没有想过能借此生活。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来自北京的制作人，几经辗转终于在2009年出版《县城记》唱片，封面写着八字真言：“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当年年底，五条人当选《南方周末》的年度音乐人。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仁科和阿茂的真性情在那时就已经显露无疑。乐队邀请他们当嘉宾，他们都要先听，听完以后不认同就坚决不去。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动，要他们去唱歌，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多少钱？”导演尴尬了半天，说我们中央台邀请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着来，你还问我要出场费？仁科说，没有就算了。与国内的大部分音乐人，五条人几乎全是泛泛之交。仁科说：“交流没用，要靠作品去交流，因为有一些人他未必能把话说好，但是他可以把歌写好。”

很多时候，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靠自己挣来的。

他们就很多城市底层青年一样在人间烟火中长大，家境一般，学习一般，仿佛未来也注定一般。也许正是这些让他们看得清自己，看得清生活。在采访中，他们很排斥别人问“你如何坚持你的音乐梦想”，这是现在惯用的“励志故事”模板。“音乐不是理想，音乐是生活。”给他们音乐贴标签，给他们乐队编故事都是没必要的，唱歌讨生活，如此而已。

当别人问仁科怕不怕失去才华或创造力，他说：“早就失去了，现在靠智慧，”他用将来完成时回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在我47岁那年”。

多么有趣的回答。

听他们谈起自己喜欢的书和电影，丝毫没有炫耀的感觉，他们就是喜欢。GQ报道的记者问阿茂最近在看什么电影，阿茂便拿出自己准备好的单子，挨个念下来，《阳光普照》《死亡诗社》《绿鱼》《愤怒的公牛》《好莱坞往事》《热天午后》《我要复仇》《鬼狗杀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南方车站的聚会》《反基督者》《时间空间人间和人》......

仁科很认真的推荐了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仁科把他的电影基本都看了，尤其喜欢《没有过去的男人》。

二

不知道为什么，村上春树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个不苟言笑、面无表情的大叔模样，他就像《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和直子，坐在楼顶，喝着啤酒，看着不远处邻人家的熊熊大火。

也许成长就是学会面无表情地面对大火。

村上春树的小说都有种淡淡的疏离感，他的散文则更像一个和蔼的亲友在跟你说知心话，他们都是村上，也可能都不是村上。

《巴黎评论》曾采访过村上春树，能看到他更真实的一面。村上说他几乎没有任何作家朋友，也从没有感觉到自己属于哪个作家团体。“我是独行者，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学圈子。”尤其是日本作家，他在一直刻意保持距离。

他偶尔也读过村上龙或吉本芭娜娜的作品，但从不写书评或文学评论。“我觉得我的工作是观察人和世界，而不是去对它们进行评价。我一直试图让自己远离所谓结论性的东西，我宁愿让世间万物都处于无尽的可能性当中。”

也许他作品中的平和淡然就来自这里，不做判断，不下结论。

著作等身、声名卓著好像没有带给村上什么改变。《挪威的森林》卖到350万册的时候，也是村上最压抑的时期。“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出名了，但这名声是那么的虚伪”。

他有着苦行僧一般的写作习惯。每天早上四点种起床，工作五至六个小时，下午跑步十公里或游泳一点五公里或两样都做，然后读书听音乐，晚上九点钟睡觉。每天如此，从不改变。这种强迫性的机械生活，保证了他的高产和创造力。

写作既需要创意，更需要意志力，如果只为名为利，这不是一个好选择。

村上春树在大学时代就是个超级影迷，曾经在一年时间里看了200 多部影片。他最喜欢的导演就是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

村上是音乐迷，他一定很喜欢考里斯马基电影里的乐队。

村上去芬兰旅行时，曾去拜访过考里斯马基兄弟经营的酒吧“咖啡莫斯科”。听说那里的经营方针就是“冷冰冰的服务，温乎乎的啤酒。”

那天七点左右，村上走进这家酒吧，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招呼客人，然而始终没有见到店员。他在那里坚持了大约四十分钟，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店内还有一对客人，他们俩正坐在吧台前喝啤酒。所以不久前这里应该有店员出现过。村上试着问了问那两人：“店员不在吗？”回答：“啊，刚才还在呀。到哪儿去了呢？我们不清楚，但一时半会儿大概不会回来吧。这家店就是这种做派。”结果等到最后，也不见有店员回来，村上只好遗憾地离开酒吧，离开前在墙上挂的演员马蒂·佩龙帕的遗像下拍了一张纪念照片。

这种拜访方式很村上，这种拜访结果很考里斯马基。

三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种古怪的美感。

他至今已经拍摄了二十多部长片故事片、纪录片，还有不少短片。他喜欢三部曲的概念，制作了“工人阶级三部曲”《天堂孤影》（1986）《升空号》（1988）《火柴厂女工》（1990）；“当代芬兰”三部曲《浮云世事》（1996）《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薄暮之光》（2006）；最近的《勒阿弗尔》（2011）《希望的另一面》（2017）准备构成最新的“移民三部曲”。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风格，比如片长短，他的电影很多都是80分钟、70分钟，甚至60多分钟。他认为一部电影不应该超过90分钟，“所有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准则就是没有修饰，简单、质朴。从最初的一个构想或者叙事开始，逐步加以删减至它最后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意愿。”对于他来说，电影如何把一个故事讲清楚最重要。他的电影多固定镜头，台词少，场景简单，喜欢红蓝灰色调，打光讲究，很有表现主义风格，演员都是固定班底，以至于如果连在一起看会分不清主演出现在哪部电影中。

考里斯马基电影最大的特点是他关注的人物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屠宰厂工人、炼钢厂工人、火柴厂工人、餐厅员工、落魄的艺术家，他们一次次在生活中被打倒，但又一次次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原因有时候是因为爱情，更多的则是生活总要继续下去。钱包丢了，工作没了，爱情跑了，爱人去世了，记忆消失了，甚至自己杀了人，主人公总是一脸木讷，平静地注视着前方，仿佛前方有希望。

考里斯马基电影里所有人都没有表情，这是北欧的冰天雪地，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

考里斯马基1957年出生于芬兰，曾报考电影学院却失败，大学期间自学电影，并做影评人，大量研究了布列松、爱森斯坦、卓别林、小津安二郎等一批大师的影片。考里斯马基陆续试过邮差、洗碗工等20多种工作，底层成长的经历让他的视角投入了遮蔽在阴影角落的那些人。八十年代开始，考里斯马基与他的哥哥米卡开始了电影生涯，持续推出的优秀作品让他们成为芬兰电影的代表。

据说许多芬兰观众并不喜欢他的电影，他把芬兰拍得那么脏、那么落后，电影里始终是破破烂烂的场景和阴暗潮湿的角落，丝毫看不出现代生活的先进。考里斯马基说“我所需要的全部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面墙、一盏灯还有阴影。从画面里拿走女人，剩下男人、墙、灯还有阴影；再拿走男人，还有墙、灯、阴影；墙再拿走，还有灯和阴影；最后拿走灯，留下的只有阴影。”

生活中的考里斯马基比他的电影暴躁许多，他会痛骂“好莱坞狗屁”，坚决反对电影数码技术的进步，“让美国佬去赚钱吧，当他们的钱多得装不下时，我再从地上捡几个小钱——这就是我们说的艺术电影”，也会抨击太过偏执的“作者导演”，称他们为“格林纳威式的艺术大粪”《希望的另一面》中讲述了叙利亚难民在芬兰寻求庇护无果的故事，记者问他为何想起拍这类电影，他说“芬兰政府逼迫我制作了这一部电影，因为他们就是如此卑鄙地对待难民的。当上千名难民从叙利亚到我们国家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鼓足勇气给予他们帮助。有关部门则是不遵守国际法，用尽一切办法将难民们尽快赶出芬兰。如果政府继续这样做，我将放弃我的芬兰国籍。”

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到了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就成了一场场“西西弗神话”，他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如此，主人公在工作，失去工作，找工作，再失去工作，再找工作，爱情若有若无，像工作一样忽近忽远。人们想摆脱命运，但命运之神从未眷顾。电影告诉你，即使你穿着漂亮衣服带着女孩开着车吃着大餐，兜了一圈仍要独自回去，面对自己。无需绝望，因为本无所谓希望。

在考里斯马基心中，真实的生活就是如此，枯燥，乏味，不断失去，无力感。如何面对这些挥之不去的阴影？音乐，自嘲，黑色幽默，就像他的《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一群沉默寡言的牛仔烫着飞机头、穿着尖头鞋组成乐队，穿越美国，生活中无趣滑稽，演奏音乐时专注迷人；就像他的《我聘请了职业杀手》，失业的男主想尽办法自杀却都失败，便雇了一名黑帮杀手暗杀自己，突然到来的爱情让他改变想法，杀手却坚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像《坐稳车，泰欣娜》贫苦的男人出门约会前还会换上自己最靓的衣服、用发蜡整理好大背头，以及两男两女那一场没有对话甚至没有交流的尴尬旅程；就像《没有过去的男人》，男人送女人到楼下，他说，小心，她说，什么，他说，你眼睛里有东西，她说，我没感觉到啊，他说，刚进去的，让我给你看看，他捧起她的脸亲了一口，对视，沉默，她说，你偷走了我的初吻，他说，请原谅我，我不是个绅士。爱情在面无表情的对话中潜滋暗长。

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的电影萌，酷，爱人类，不喜欢的会难以接受电影的慢，冷，淡如水。

不喜欢会有很多理由，喜欢不需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