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片人说 ｜ 周轶君：纪录片本身就是去看见被忽视的
2019年，周轶君导演带着纪录片作品《他乡的童年》来到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他乡的童年》中，她走访日本、芬兰、以色列和英国，最后回到中国，用影像记录了一趟关于教育哲学的思考之旅，带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感受不同的教育方式。开播至今近一年，《他乡的童年》在豆瓣仍保持着9.0的高分，引发着大家对教育和社会的热烈讨论。
周轶君不仅是一名导演，她也曾是新华社驻巴以地区的战地记者和凤凰卫视的资深国际记者，长年奔波在国际热点地区，经历了尼泊尔改制，朝韩危机，战后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等一系列变革。随笔《在埃及数骆驼》被编进了九年义务教育六年级第二学期课本，在国内，她还是《圆桌派》的常驻嘉宾。
今天，周轶君作为GZDOC2020金红棉初评选片人，和我们聊了聊她的近况以及她对初评影片的看法。
GZDOC：2020年因为疫情，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您是否有带来什么影响？
周轶君：今年一方面我跟大家一样，有相当多的时间被困在家里。另外一方面我还在拍片，疫情期间拍片是相当困难的，现在去哪里都不方便。其他一些事情可能因为个人的才华和灵感，坐在家里就能做，但纪录片是不可能的。我到现在为止已经隔离过三次了，可能接下来还要去隔离。
疫情这个消息传来以后，一开始确实会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每天一醒来，就会在想这件事是真的吗？怎么这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太突然了。我觉得我们都被彻底地改变了。
GZDOC：继第一部纪录片作品《他乡的童年》后，您现在也在拍摄新的纪录片。您其实也是非常出色的主持人和记者，为什么会选择转型做纪录片导演？
周轶君：我最早做国际报道、新闻，整个Journalism（新闻业）在今天的世界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媒体人的表达方式以及跟社交媒体的竞争，可能都会面临跟我当初做记者时完全不同的状况，遭遇从来没有过的挑战。
虽然说媒体的形式，比如传统的报纸电视可能在衰落和被改变。但是journalism的核心，调查、分析和揭露被人忽视的事实，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只是可能转移到了纪录片，甚至电影，像很多电影也标注“based on true stories（基于真实故事改编）”。所以如果把 journalism当做一种媒体形式，那它是在变化，但是当做一种手艺来讲，它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只是在不同的载体里面流动。
尽管我自己仍然是很迷恋文字，但另外一方面我发现自己也很喜欢画面和故事的表述，而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概括，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是很自然被吸引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而不是自己很明确地在主观改变。
GZDOC：您在这么多身份之间转变，未来还可能会尝试其他领域吗？
周轶君：我其实觉得不是我选择了转变，是转变选择了我。我朋友就开玩笑说你现在叫“斜杠中年”。我也希望能够在某一个领域里安定下来，我很羡慕那些在一个领域干一辈子，深入把这件事情做到最精最好的人。我也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不能定下来，这可能是我的弱点。将来是否会尝试新领域我自己也不清楚，但目前拍纪录片是一件我想到就会高兴的事，无论中间经历了多少苦难和非常崩溃的时刻，但最终看到影像连贯成一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欣慰。所以我会继续做，但做不做得好，能做到什么程度，会不会一直做我也不知道。
GZDOC：《他乡的童年》拍完后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轶君：我感受到了纪录片的影响力和它能够持续跟人们交流的程度。像我过去做报道，关心的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国际话题，相对来说比较硬。那么《他乡的童年》虽然也讲了很多外国的事情，但是引起中国家长的共鸣，肯定是远远超过我之前的任何报道。而且片子播出至今，我还在不断地收到很多的反馈，是让我觉得挺幸福的事。我做的事情可以在国内引起大家的共鸣，甚至可能促成一些改变，跟过去的国际报道隔岸观火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也一直希望大家不要把它仅仅当作一部教育片来看，它其实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教育这个话题实际上并不仅是养娃，它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希望将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
可能有人觉得外国的教育不符合中国国情，可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很多东西是差不多的。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教育经历、社会文化都分不开，这件事情几乎每个社会中都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可以去寻找。
在我看来质疑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看到，过去的东西作用在每个人自己身上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待另外一个社会的眼光都是不同的，我想用这部影片为大家提供一面镜子或者说一个窗口。
GZDOC：经历过疫情之后，您对于教育有什么新想法吗？
周轶君：我现在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将来如果没有学校了，都上网课怎么办？如果疫苗的研发和有效推行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网课教育下的娃长大了，是否会变得跟我们很不一样？我去年在拍《他乡的童年》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将来的社会跟现在不一样，下一代他们所面临的职业需求和社会环境也都不一样，但没想到这个变化来得这么快，今年可能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疫情实在让人太措手不及。
GZDOC：《他乡的童年》是和优酷合作的，广受关注，豆瓣还有9.0以上的评分，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但是也有很多的纪录片、好的作品，他们不一定能被观众们看到。
周轶君：我今年作为广州纪录片节的初评选片人，看的片子里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我也注意到，有些作品即使对准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但关注的题材和议题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一个环保的大题目下面会有千千万万的故事，那观众可能会觉得自己看过类似题材的作品了，真正传达到受众那的冲击力就会小很多。虽然说这些领域的故事都很重要，一方面我认为需要讲，但另外一方面确实是我们有没有更新的东西来讲。
我也在想，很多时候纪录片都是走影展，那么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票，或者像现在疫情的关系，想看到这些片子其实是挺困难的。现在很多片也在不同的流媒体平台上投放资源，但资源分散，每个平台都需要交费。我希望纪录片将来能被观众看到的渠道更广泛一些，让大家把纪录片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纪录片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层次和事物多样性的。
GZDOC：那您跟优酷合作的经验，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周轶君：我拍摄《他乡的童年》第一季的时候，国际拍摄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就是资金。我觉得蛮幸运的就是优酷从一开始就跟我合作，大家一起分担这样一个风险。不是每个平台，在一开始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都愿意像这样去冒险的，所以我很感谢优酷。
我们本来今年要谈第二季的，但疫情以来，跨国拍摄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也在等待时机，如果情况适合，我们还是会继续做。第二季的话我相信会很不同，因为我们在新的疫情背景下，谈论的教育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GZDOC：那您这次以选片人的身份参与金红棉的初评环节，在您所看到的作品里，最喜欢哪几部，为什么呢？
周轶君：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一部是乌克兰的《The Earth Is Blue As an Orange》，它这个名字很好玩，就是《地球是蓝色的就像个橙子》，这个片非常吸引人。第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点是他对于战争的描绘特别节制。他拍摄一个处于顿巴斯的家庭。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以后，在乌克兰老工业区那边经常会发生一些军事冲突。我自己那时候去过，所以我对那个地方印象很深刻。
但我去过的这件事情并不影响我看这个纪录片。这部片中战争冲突对他来说只是个背景，影片绝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直接的战争场面，处在一种非常平静的氛围中。影片里的人也在拍一部电影，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片放映的时候，你才看到炮弹掉下来，他们在奔跑，房子在晃动，所以是到最后才让观众意识到，原来他们经历了这些。导演这么处理真的很节制，表现力和冲击力不但丝毫没有减少，反而让人觉得惊叹。而且我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拍摄，应该不会有特别好的硬件设备，但所有画面表达都很到位。再加上里面的音乐都是这一家人自己玩的乐器，当地人就是这么多才多艺的。我觉得整个画面非常自然，非常温馨，非常有冲击力。
初评还有一部《This is not a movie》讲中东的，拍Robert Fisk，好像传记一样。说实话看前半段的时候，我有点失望，导演前半段非常肯定Robert Fisk，Robert Fisk自身也很肯定自己做的事。但就像我们提过Journalism这个领域的变化很多，为什么导演和被摄者传达出来的都是绝无困惑？但到了后半段，导演跟随这位记者去做了一些调查式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理解到Robert Fisk想要传递的信息：我们现处一个电子传媒、社交媒体的时代，大家会觉得第一手资料的获取是特别昂贵的，需要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记者一直住在那里花时间花精力，但大部分媒体现在都不做这个事了，所以这个世界的真相实际上在慢慢流失掉，慢慢不被人看到。最后他提出来的问号是非常值得警醒的。我觉得纪录片本身就是应该去提出一些被人所忽视的问题。
其实我初评看的10部片子都不错，《口罩猎人》也是一部非常好的纪录片。花总跟林栋是不期而遇的，但他一开始就很敏感地意识到要抓住这个人，这个时候摄像机就是花总的一个武器，他让我们看到了纪录片的一个魅力，就像是一种应激的反应。影片中的很多对话，也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拍摄者非常努力在一个所谓的热点事件背后挖掘人性。
也有一些片子把光亮照向那些我们平时不太容易看到的人群，比如《Acasa,my home》，一个大城市边缘，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一些人，我觉得纪录片拍摄者都是在想怎么关心那些，比较容易被我们去忽视的人和事。
GZDOC：对您来说，您觉得什么样的纪录片是一个好的作品？
周轶君：对于我自己而言，我会希望能拍出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存在于我们身边很大，但是我们很少去谈论它，那样的东西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刺激。
GZDOC：在这一次您看的金红棉初评作品里，您觉得他们有在做这样的事吗？
周轶君：我觉得《This is not a movie》抛出的问题确实就是这个房子里的大象，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社交网络，慢慢我们的观点，我们对事实、对真相的认知是在被改造的，但我们可能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件事情。《Coded bias》也是，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满大街的摄像头带来了社会安全感，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监控在干什么，AI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有偏见、有取舍的。我们可能知道什么被改变了，也知道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是哪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消逝了。
GZDOC：全球疫情蔓延，节展都受到波及，国内外都在摸索和尝试，是困境也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今年虽受到影响，但还是持续在寻找方式，年底以更好的面貌和观众见面。可以说一下您去年对我们节展的感受以及今年的期待吗？
周轶君：对，今年是挺困难的，原本上海电影节有一个纪录片环节让我去主持，但是我在香港，因为疫情不能过去，云主持太难实现就最终无法安排。我就想将来无论是电影节或者其他的活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有没有更好更有效的办法？我们可能真的要想一个比较长久的模式，将来这几年哪怕有疫苗，疫情可能还是一个此起彼伏的情况，所以需要Plan B，如果做不成那如何应对。
去年我来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是很开心的，有一场分享好像很快票就都发完了，现场人也很多，对我来说是蛮感动的，而且也刚好有机会碰到业内的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就是希望你们能顺利召开，今年不要受疫情的影响。
采访最后，周轶君向我们推荐了一部纪录片与一本书。
周轶君：《Bébés》这支纪录片选了四个不同国家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非洲的、蒙古的、日本的、法国的孩子。它没有预设的感动，所有的表现都是直接莽撞的，比如说非洲的孩子永远是在脏水里给他一放，他就自己去游泳了，或者是孩子大便拿着石头在屁股上刮一刮，然后转到日本的孩子可能还不到一岁就要去上幼儿班，在很精致很贵的那种环境下学习非洲鼓，另一面你看到非洲孩子就在泥地里面玩，它不断用这种非常真实的反差，其实是非常幽默的东西，但你看了会感到心酸。
我最近还看了一本挺感动的书《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拍纪录片》，日本的想田和弘写的。其实他经常就是一个人的队伍，自己做了很多事情，当然我不主张所有人都这么干，因为你技术上肯定还会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他这种制作的方式，他的理念等等，他找到了他的语言，我还蛮欣赏那种语言的。所以我觉得纪录片拍摄到最后，实际上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制作方式，最后都是找到你自己的语言。
采访：超然
编辑：张汩、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