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笔记
一切有效的阅读不止是接受，更是自我发现，是阅读者既有的内在经历的被唤醒和继续生长。
一切有效的教育也都是自我教育，唯有当你的灵魂足以成为你自己的导师之时，你才是真正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了。——周国平
成为你自己
每个人在自身中都载负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
可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人们都在逃避自我，宁愿躲藏在习俗和舆论背后。原因之一：因为惧怕邻人，邻人要维护习俗，用习俗包裹自己。原因之二：因为懒惰，贪图安逸，怕承担起对自己人生的责任。二者之中，懒惰是更初始的原因，正是大多数人的懒惰造成了普遍的平庸，使得少数特立独行之人生活在人言可畏的环境中。
环顾周围，别人都不折磨自己。一方面，人们都作为大众而不是作为个人活着，另一方面，人们都作为角色而不是作为自己活着。
逃避自我是最大的不争，由此导致的丧失自我是最大的不幸。
现代人生活的典型特种是匆忙和热闹，恰恰暴露了内在的焦虑和空虚。人们迫不及待地把心献给国家、赚钱、交际或科学，只是为了不必再拥有它。人们热心地不动脑筋地沉湎于日常事务，超出了胜过所需的程度，因为不思考成了更大的需要。“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自我逃避他的自我，躲躲闪闪地隐匿这种匆忙也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装成心满意足的样子，向眼光锐利的观察者隐瞒他的可怜相，人们普遍需要新的语词的闹铃，系上了这些闹铃，生活好像就有了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
那些妨碍我们的成为自己的东西，比如习俗和舆论，我们之所以看重它们，是因为看不开。第一个看不开，是患得患失，受制于尘世的利益。第二个看不开，是眼光狭隘，受制于身处的环境。
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呢？尼采做了两个层次上的回答。第一个层次是经验的、教育学的，就是认识和发展自己最好的禀赋。第二个层次是超验的、哲学的，就是寻找和获得一个“更高的自我”。
动物只知盲目地执着于生命，人不应该这样。通过自己的存在来对抗自然的盲目和无意义，来赋予本无意义的自然以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这是人的使命，也不妨视为天地生人的目的所在。否则，人仍是动物，区别仅在于更加有意识地追求动物在盲目地冲动中追求的东西罢了。
哲学家首先是真实的人
哲学上的独创性，其根源在于一个哲学家的独特的内在体验，在于这种体验的力度和深度。
尼采认为，叔本华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是明白，从不做似是而非之论。二是质朴，甚至排斥诗意的或修辞的辅助手段。
哲学家追求智慧，学者服务于科学，二者的区别源于智慧与科学的不同。“科学与智慧的关系正相当于道德与神圣的关系”，智慧和神圣都是灵魂的事，知识层面上的科学和习俗层面上的道德则和灵魂无关。科学“是冷漠而枯燥的，它没有爱，对于深刻的不满和渴望之情一无所知”。“科学不论在何处都只看见认识问题，在其事业内苦难原本是某种与己无关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之多又是一个问题罢了。”“它为自己谋利的程度，正相当于它对其仆人的损害，它把自己的特性转嫁给了他们，因此而仿佛使他们的任性变得僵硬了。”
尼采列举了学者的13个特征，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天性冷漠，没有爱和热情。“他的本性在好恶两方面都平庸而且乏味。”“感情贫乏而枯燥。这使得他适合于从事活体解剖。”
第二，第二，资质平庸，没有创造性。“自视甚卑，是的，谦虚。即使被圈在一个可怜的角落里，他们也丝毫不感到是牺牲和浪费，他们仿佛总是刻骨铭心地知道自己不是飞禽，只是爬虫。”“学者被推上某一条路之后，就在这条路上做惯性运动……这种天性的人是目录和植物标本的搜集者、讲解者、制作者；他们之所以在一个领域里学习和探究，只是因为他们未尝想到还存在着别的领域。他们的勤奋与极其蠢笨的重力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常常十分多产。”“真正的思想者最向往闲暇，平庸的学者却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他不知道拿它做什么好。本书是他的慰藉：这就是说，他倾听另一人如何思考，以这种放射式来消磨漫长的日子。”“学者在本质上是不孕的——他的来历的一个后果！——而且他对有创造力的人怀着本能的仇恨；所以，在任何时候，天才和学者都是相互敌对的。后者想要杀死、解剖和理解自然，前者想要用新的、活泼的自然来加强自然。”
第三，追逐名利，没有纯净的心性。在“谋生的动机”支配下，仅仅为“有利可图的真理”效劳，因为“它能够直接带来薪金和职位，或者至少能够讨好那些分发面包和荣誉的人”。“学者还相当大量地怀着想要发现某一些‘真理’的冲动，目的是向权贵、金钱、舆论、教会、政府献媚，因为他相信，如果主张‘真理’在它们那里，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有些学者“想尽可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于是就选择冷僻古怪的项目，最好这些项目还需要异乎寻常的经费开支、旅行、发掘以及大量的国际联系”。“如今，当老师的只要善于开辟一块地盘，让庸才们在其上也能做出一些成绩，他就准会一举成名，求学者立刻蜂拥而至。”一方面是师生之间互相利用，另一方面 则是提防同行，“所有同行纸质件都满怀嫉妒，互相监视”。
在自己身上战胜时代
哲学家以探究生命的意义为己任，这也就给了他一个评判自己所处时代的根本标准。尼采据此来观察他的时代，他看到的是什么？最触目惊心的是一种没头脑的匆忙，它确证了生命意义的迷失。“仿佛有一种药剂坐在他们体内作怪，使他们不再能平静地呼吸，他们心怀鬼胎地向前猛冲，就像烙着三M——moment，meinung，modern——印记的奴隶。”
匆忙的根源，则是信仰的丧失，各个阶层连同国家都“被极其卑鄙的金钱交易拖着走”。“充满焦虑的期待和贪婪的攫取引发了灵魂中的全部卑鄙和私欲”。
在他看来，财富能够造就的那种文化，只会是没有精神内涵的伪文化，与真正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现代人之所以需要这种伪文化，恰恰是为了掩饰做自己的没文化。
最使尼采愤恨的是学者的堕落，学者不但没有承担起批评时代的责任，盛行的反而是“对时代的谄媚”。守护人性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哲学家的肩上。哲学应该站得比时代精神高，立足于永恒，对时代精神进行审视和批判。
时代的养子——这才是哲学家与时代的真实关系。哲学家仿佛是直接由天地精神所生，只是偶然的寄养在这个时代罢了。时代是他的养母，他 反对这个养母的坏品性，反对这个养母在他身上造成的怀品性，乃是为了捍卫源自天地精神的他的纯洁的天性，亦即捍卫天地精神本身。
取消国家对哲学的庇护
尼采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与政治是两回事，哲学必须坚守完全不受国家支配的独立立场。哲学着眼于永恒，要解决的是生命意义问题，政治着眼于一时一地，要解决的是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问题，二者的目标和任务截然不同。一方面，不可试图同政治的方式来取消或解决本来属于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哲学家也不可过于关注和参与政治事务。
国家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态度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敌视，这是专制国家对独立思考的真正哲学家的态度。另一是控制和利用。尼采认为，国家出资其本性总是置国家利益于真理之上的。只有专制国家才会以国家的名义把一种哲学宣布为官方哲学。敌视真哲学、利用伪科学，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
尼采看来，近代以降，国家控制和利用哲学的基本方式是养活一批学员哲学家，使一定数量的人能够把哲学当做谋生手段。国家所养活的学院哲学家的可悲状况：首先，由于他们并无哲学的慧根，因此只能把哲学当做学术来搞，哲学成了一种知识，特别是哲学史知识，所做的事情是“在无数别人彼此矛盾的意见中翻掘”。其次，和具体学科的学者相比，他们又缺乏科学训练，搞学术也不行。学院哲学不但遭到了具体学科极其学者们的敲打，而且在学生们身上，其主要效果也几乎是使他们“学会彻底憎恨和蔑视哲学”。总而言之，因为学院哲学，“哲学暂时成了一种可笑的东西”。
尼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把哲学从学院里驱逐出去！哲学从国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是一种冷淡的态度和中立的立场。取消由国家扶植的哲学界，这是使哲学世界纯洁化的最有效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