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平克的罪与罚：21世纪真是“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代”？
特约撰稿丨冯塬雅
学术卓越、声名在外如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也会被卷入舆论、广受谴责，但不是人人都能像平克一样，获得同样掷地有声的支持。不过，史蒂芬·平克所卷入的学术争议和社会舆论，在我们时代显得格外具有代表性：在当下的多事之秋，我们还能否乐观地信任美好的未来？
七月上旬，超过550名学者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美国语言学会从“杰出学者”和“媒体专家”两类荣誉中将平克除名。公开信审查了平克在过去数年间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批判他假借理智和学术包庇种族歧视，“压迫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受害者的发声”。
很快，153名知识分子在《哈珀斯杂志》发表了另一封公开信反对平克的除名，称前者借助平克在社交网络上并不过火的个人言论来否定其学术成就，实以政治正确管束学术和言论自由。各个专栏作家指出，公开信至今来历不明，甚至逐段分析了声讨者用语不当、逻辑不顺之处。不愿签署者，如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也通过数落公开信形式本身的各种缺陷，委婉表达了对言论自由的支持。与此同时，平克的批判者也猛烈反击，称其声援者为“虚伪的精英主义”。
斯蒂芬·平克在2020：一场秋后算账式的迟到争议
这场学界激辩的导火索，是美国近期的黑人维权运动。继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施暴致死，全美上下开始了一场堪比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的反抗。各种游行和社交平台的声援点燃了反对保守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警方权力滥用的燎原之火，削减社会安防的诉求与日俱增。这不是简单的政见不合，而是一场从道德原则、历史事实等角度来讲几乎无法挑战的全民运动。而民主光芒的另一面，是各地游行中难以控制的动荡和烧抢。
质疑维权运动的并非平克一人，但大多聚焦于游行方式可否更加理智平和。但平克以高度理智和近乎孤独英雄的姿态，在推特上开启了一场对政治正确的反抗。他违反了回避援引事件相关者的学术原则，在推特上以黑人学者、哈佛社会学家劳伦斯·波波（Lawrence Bobo）的调查数据，对外表明死于美国警力的黑人在概率上正逐年下降。如其声援者所述，这条推特代表个人意见，也并无过多表态，但这无疑为黑人权力支持者泼了一盆冷水。这也是为什么550名学者掀起了对平克的秋后算账，找出了跨度数年的六条推特及其著作中的一个具体段落，作为平克包庇种族歧视的证据。
一方响应美国近期的黑人维权运动，一方坚持学术界的绝对言论自由；一边是道德和民主应指引科学研究，一边是客观和自由无阻于政治舆论。双方的例证和文字分析各有不足，平克本人也绝非无可指摘，这似乎是场无法达成和解的对决。最终，美国语言学会拒绝了将平克除名“杰出学者”的请求，但同时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交平台也应谨言善行，以示维护学界的自由，也平复反对者的义愤。紧接着，语言学会终止了从2013年开始的“媒体专家”评选，宣布重新考量审委会的衡量准则。
不论这场针对平克的社会审判是非如何，语言学会的回应耐人寻味。在此之前，被授予“媒体专家”的学者必是学界领军者，代表学界向媒体传达研究成果和方向，而平克堪称其中的典范。平克前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在认知科学领域高歌猛进，很快成为这方面的权威专家。自1994年出版《语言本能》后，平克前后出版了八本大众科学读物，结合行为学、基因研究和进化心理学，将认知科学普及为浅显易懂的畅销读本。甚至，比尔·盖茨将2018年出版的《当下的启蒙》列为个人最爱。而此时，平克已经跳出自己钻研的认知科学领域，用自己熟悉的数据研究、定量分析进行社会分析。
作为美国甚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平克的履历其实是学界社会化的缩影。且不论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源头，自20世纪60年代Rachel 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引发环境保护在理念和政策上的社会变革后，西方知识分子在社会领域的参与度就不断提升。上世纪70年代，Olive Sacks、Lewis Thomas等知识分子就担起了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爱德华·萨义德、苏珊·桑塔格在日常交谈中被频繁引用，欧洲大陆可参见福柯、萨特等理论家的公共课程，约翰·伯格则代表了英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电视、广播为媒介传播、施教的研究者。不同的是，这些学者往往是社会运动的同情者。
学术中的平克：上帝视角与乐观精神
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史蒂芬·平克的职业拐点。语言心理学家越界进行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本身就易招诟病，而他对本世纪无比乐观的评定更是有悖于当下普遍的悲观认知：充斥着各种社会不公的现代社会真的是最好的年代吗？被平克大大忽略的非西方国家的战乱和贫困，难道不足以停止他的颂歌吗？自此书出版之后，对平克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当下的启蒙》更是往这些争议中添了大把的柴火。但这两本人类历史及人性总览并不是横空出世，平克很多广受质疑的社会观与他的学术研究是一脉相连的。
平克在认知科学的至高地位，源自于他对语言本能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通过结合计算理论和各种实验，平克从动词时态与语态的掌握过程入手，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的语言学习过程，并在1990年与保罗·布卢姆合作发表了《自然语言与自然选择》一文。这篇文章广被援引。平克坚信语言天生，且语言沟通是人类大脑的标志性功能和人类社会的基石，但他并不认同乔姆斯基对文化影响的认知。在乔姆斯基倡导语言心理学之前，广行于世的行为心理学侧重于社会文化对大脑发展的影响，平克的语言天生论则近乎无视社会文化对人类大脑的后天影响。在此后的大众科学读物中，平克进一步讨论和巩固了其语言进化论。著作走俏市场，随之而来的还有不间断的学术批评。
平克在认知科学方面的观点鲜明而坚定，且他之后的社会观倾向也已初见端倪。如果语言是大脑的最高级特征，一切人类活动都在语言中得到体现，作为语言学家的平克，开始对整个人类社会作出评判，逐步形成了以科学为依据的乐观态度，被批评为是与社会现实和解的科学宿命论，让读者成为修补体系的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改变现状的社会运动倡导者。
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总结了各学术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宣称人类历史是人性从暴力到非暴力的进化，得出了人类日趋平和的乐观结论，无视反对者者对于核战等巨大隐患的警告。但随之出现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其一，书中的例证和数据援引具有系统性偏差，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一笔带过，很多局部引用也不够客观，甚至有误；其二，平克对暴力的定义仅限于源自社会冲突的人员伤亡，财富分布等社会暴力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被平克弱化为不足与上升为暴力的负面影响。
这种以西方历史为主导的世界史梳理，以及淡化个体主观体验的量化叙述，很难让人信服平克的结论。连平克的同情者、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也委婉地发出了质疑：“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坐在被炸弹炸开的坑里，说‘嘿，你还记得斯蒂芬·平克的那本书吗？’”尼尔·弗格森将《当下的启蒙》比作诺曼·安吉尔出版于1910年的《大幻想》，后者提出欧洲会在经济上联结紧密，通过战争为国家牟利的方式将被废弃。几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
假如平克将结论明确局限于人员伤亡和暴力事件的概率，也许就能避免不少抨击，但他在2018年出版的《当下的启蒙》中更进一步，将人类的进化归因于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追求，视21世纪为“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时代”。在平克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是适应人类进化的政治形态，将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引向良性循环。此书出版后，学界认为平克基于科学的历史叙述十分牵强甚至偏执，对他的批评一如既往：数据引用的不谨慎，案例选取的不全面，对非西方社会的明显忽视。从语言进化论到人类进化的历史叙述，平克信心满满地越过了科学与社会学的鸿沟，以启蒙运动对理智和实证主义的崇尚为双履，重走了一遍西方现代主义的旧途。
《当下的启蒙》出版后，平克在采访中称，他从一开始就隐约感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在现任妻子、公共知识分子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的提醒下，才发现自己和世俗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并开始着手研究启蒙运动。平克对理智和科学的崇尚并不构成问题的存在，但他的结论和论证放在社会和文化的领域多少有点捉襟见肘。
除去对历史分析遭到抨击之外，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杰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在批评文章中写到，平克认为怀疑态度对社会具有负面影响，却无视康德、休谟、狄德罗及亚当·斯密等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皆为怀疑论者的事实。在结语中，她写道：“在这个充斥着政治、环境和文化危机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正是平克所反驳的启蒙运动先驱们一致拥护的怀疑精神和基于充足事实依据又充满社会关怀的批判。”也许，杰西卡·里斯金的这句话，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平克近年来在社会形象方面日益跌落的原因。
社会事件中的平克：过度理性下的错位言论
在学术方面的乐观研究，让平克成为了罕见的学术明星，但他在社会方面的现身，并不总是以学术的面貌出现。2007年，在美国亿万富豪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案的庭审中，平克为被告辩护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提供了针对相关律法的语言学解读援助， 爱泼斯坦被无罪释放。在2019年，爱泼斯坦再次因性侵下属而走上法庭。事后，平克解释说自己并不了解审理过程，本意是为好友德肖维茨解忧的举手之劳。
此外，在2015年，平克也卷入了性侵事件的社会舆论。他写信声援了被指控性骚扰的英国哲学家科林·麦克吉恩（Colin McGinn），认为当事人虽有错在先，但所获的惩罚过重。在学术论坛中，平克与他的同事伊丽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进行辩论时声称，根据数据研究表明，生理性别的确会影响男女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的表现，即女性在学术研究中总体偏弱。除去当时的各种反对声，在2020年的公开批评信中，平克也被指责学术性别歧视。
在种族问题的相关言论，平克也遭到了相似的谴责。2008年，作为犹太血统的知名心理学家，平克受犹太文化组织YIVO的邀请做了名为“犹太人、基因与智力”的演讲。其间，他为因白人至上主义言论被起诉的犹他大学人类学教授做出辩护。正如此次公开批评信中列举的推特言论一样，平克以高度理智的姿态用数据说话，而数据本身的援引却值得商榷。
这些批评先例的存在，使得平克在2020年公开信事件更加受世人瞩目。他对社会进步的极度乐观、高举理智旗帜的高冷姿态、对历史文化的忽视、为高度敏感的性别和种族歧视相关事件进行科学归因的惯例，使他难以平稳驾驭社会变动期间的民主诉求。
在平克的同情者看来，平克的著述虽不完全合理，也不远非反对者所否认的那样。尽管平克的论证和本意也许的确是纯粹以科学理智为基准，但作为夹在学界和社会各界之间的公共知识分子，平克在文字和口头反击中毫不示弱的态度、对自己研究数据的难以撼动的信心，让他很难不被视为主张西方社会进步、以理性掩盖现实、用科学偏执辩护社会不公的现代主义者。在学术研究跨入公众视野的过程中，平克过度自信地混淆了语言的进化问题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试图用抽象数据所支撑的科学理论推断来取代社会历史的叙述。
甚至，他为奥巴马的竞选提供了大笔的捐助，坚信首个黑人总统是社会进化的又一乐观信号。他在书中分析说，左翼本质悲观，因此急需社会变革；右翼本质乐观，所以保守求稳。平克将自己排除在纷争之外，略显清高地暗示自己毫无偏颇的中庸之道。毕竟，体制依然可靠，只要有科学理智的修修补补，必要的改变能够推动当下美好的持续进步。
近些年来，尤其在特朗普上台后，国际关系日益紧张，自由资本主义遭受重创，全球右翼卷土重来，以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主义为的另类右翼在美国大行其道。从抢占华尔街到#MeToo运动，再到最近的黑人维权运动，且不论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威权趋势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平克在访谈中仍旧宣称，只要避免核战和过度的环境破坏、全球变暖，人类的生活依然会越来越好，正如从欧洲城市的崛起到现在，人类的生活已然一路高歌。
在21世纪头二十年世界冲突越来越强烈的现实面前，平克认为只要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体系存在，这些小风浪都会过去；如今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论调都太过悲观，并认为他们享受着文明进步的成果还伪善地指手画脚。当他的乐观结论不断被现实推翻时，这些回复显得苍白无力。
坚信进化论的平克否认社会变革的可能，自然无法在政见分化的社会现实中全身而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