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人在乡下，想让更多年轻人来“租房20年” | 三明治
这是三明治“离开城市，中国年轻人还有哪些居住新可能？”专题的第二篇，上一篇我们探访了上海崇明岛的一座农场，《无法忍受城市生活，他们去崇明岛开了个“废柴农场”》。今年4月，每日书的老朋友安蓝告诉我有一群年轻人在一个乡村工作生活，邀请我去看看。回到乡下的自己家里生活我可以想象，但仅仅因为工作，不是公益类的工作，也不是务农，选择离开大城市到乡间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挺好奇的，于是去了几次，和这些年轻人聊了聊。这是一种不同于农场的生活可能，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富有理想化色彩的商业项目，我有许多怀疑和不确定，我也不觉得几次探访就能得到清晰的答案。但关于生活可能这件事，大概没有恒定确切的答案，一切都在变化中，无论选择生活在哪里。
文｜依蔓
6月的端午假期，我在距离嘉兴市区3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参加了一场有些青涩的市集活动，主办方是一群在村里工作生活的年轻人。
和大城市的创意市集不同的是，这场在村里市集没有什么精心策划的宣传，更谈不上定向对目标群体发起招募“攻势”，仅仅是活动前两天组织市集的团队成员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张简单的说明活动流程的海报，可以看到市集活动除了摆摊，还有音乐人演出、插画师涂鸦、露天观影会，篝火晚会，提供免费地锅鸡，颇丰富。但这张活动长图由于过于简陋，团队负责人起先并不愿它太广地传播开。
虽然只在小范围内扩散，但这场市集仍然吸引了100多人来问询报名，将近20个摊位的名额很快就被抢光了。
如果你是生活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年轻人，多少关注一些青年文化，对创意市集一定不陌生。这些创意市集有富有艺术设计感的视觉海报，摆摊的是插画师、艺术家、咖啡师、手工艺者或独立品牌，风格各异，复古的、幽默的、可爱的，因不讨好大众审美因而显得有些怪诞的，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有的市集因为过于火爆，新摊主需要填写复杂的申请表单，证明自己在所在领域确实是出众的或者足够特别的，再等候主办方的审批回复。而无论摊主还是来逛的年轻人，在着装的妆容上大多都不含糊，穿行在其中甚至像走在独立服装品牌的秀场。创意市集成了好看、好玩人类聚集的社交场所。
对于我来说，创意市集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是不合格的，这个市集品牌也可能会因此在大城市竞争激烈的市场里，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以至于有的市集变得同质化。一种“标准意义上好”的同质化，让人有些腻歪。
但一场在乡村里，面向年轻人的市集活动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年轻人会来参加？我完全没法想象。
01.
市集是下午四点开始的。一字排开的摊位上，有毛线手工编织包、零食果干、T-shirt，一位卖精酿啤酒的大叔告诉我他是从义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特地赶来。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从未在过往的创意市集上见过的类型。
一家在嘉兴市区经常承办宴会的酒店，浩浩荡荡地来了近10个人的服务员和厨师团队，穿着一水的黑色西装半裙工作服，男士还打着领带。台面上摆开一些小食，捞汁花甲、泡椒凤爪、桂花糕，价签上一律很有政治觉悟地写着——惠民价，美味酱萝卜只要6元一盒。但也许是这种酱菜实在过于常见，酱萝卜成了一直滞销的单品。他们甚至还带来了两个可以自动旋转加热的烤架，一名厨师不停往上摆着加了奶酪的扇贝，黄色的糊糊覆盖住整只贝壳，形色可疑。服务员们娴熟地切西瓜榨汁，紧张又兴奋地向路过的人推销食物。他们告诉我这是酒店第一次外出参加市集。
一位叫萍萍的摊主邀请我扫码添加她的微信，这样就可以拿走一袋果干，来自她代理的某家零食品牌。完成添加微信这一步后，萍萍把我邀请加入了“萍萍家原生态水果美食群”，告诉我她就住在旁边镇上，做微商，我可以从她那里购买全国发货新鲜便宜的水果，每天微信群里还会发红包。“我是从政府那里知道这里有市集的。”萍萍说。坐在她边上的中国移动摊主一边玩手机一边头也不抬地补充，“对，我们要来摆摊，我就告诉她了。现在国家不是让大家都摆摊嘛。” 萍萍的微信介绍里显示，她的代理业务也包括移动宽带业务办理。
再隔壁的摊位是嘉兴市区里的一家旅行社，扫码关注领取一把扇子。他们不推销旅行路线，卖起了冰镇西瓜和饮料。卖T-shirt的那家摊主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在附近开了家做羽绒服的厂子，现在夏天就做做短袖卖，所有图案都是自己设计的，50元两件。
摊主大多来自附近，无论是车程30分钟的嘉兴市区，步行15分钟可达的镇上还是临近村里，来逛市集的人也一样。起初我很困惑，几乎所有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现的，孩子从一个到三个不等，有的三代同堂。年轻人们，那些在上海创意市集里常见的表情桀骜的年轻人们，竟然一个也没有？年轻人都去哪里了？
在市集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突然想明白，会留在当地的年轻人，大概率都已经走入结婚生子的轨道。而没有融入这种生活的，应当已经主动选择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他们也许是活跃在2小时车程外上海创意市集里的年轻人，和那些神色木讷的年轻父母同龄。
在端午市集所有摊位里显得最格格不入的，是一位卖书的年轻摊主，叫浪小白。她的书摊上摆着许多哲学、文学的书，《文学回忆录》《纯粹理性批判》《心智、语言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和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浪小白告诉我自己刚刚结束在广州工作回乡休息，再之前，她在浙江大学上学，而后又去加拿大留学，专业是AI人工智能。她就住在市集所在的这个村子里。书在市集上并不好卖，开摊后第一单是爱读哲学的工作人员购买的，一口气买走了将近10本哲学书。两天市集结束，浪小白对自己的收获还算满意，共计16单，卖出了40本书，第二天甚至还有慕名而来的客人。
今年1月底，浪小白回家过年，在家附近由政府修建的滨水步道散步，她拍下了一张青年社区规划效果图，在朋友圈里写下，“家门口未来运河文化旅游度假区溜达溜达，各类民宿、文化馆、咖啡厅、艺术中心正在建设中，以后可以回来建设乡村。”
显然眼下村里暂时还没有浪小白可以参与建设的机会。回乡短暂的休整结束后，接下来她打算去杭州找一份对口的工作。
02.
和浪小白不同，在这个村里工作生活的年轻人们大多可以说是专业对口的，土木工程、旅游管理、建筑设计。他们不是本地人，隶属于一家文化旅游集团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开发的项目，名字是运河陶仓理想村，因为这份工作从常州、上海、南京不同的城市来到这里。
过去几年，在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了许多这样的类商业地产形态，无论是大公司还是某个创业团队，承下某个位于郊区村落的开发，把普通民居改建成更有格调的民宿或商品房，配套相应的生活、娱乐或商业设施，有的村落仍有原住村民，有的则是全盘清空后的重建。陶仓属于后一种。
所有的地产或类地产项目都是有商业诉求的，本质上这是一种商业行为。
因此大部分这样建在城市郊区或村落里的项目，大多是面向中年左右的中产阶级，或再进一步向上满足他们的养老需求。归隐田园，在中国传统语境里是仕途圆满之后的生活选项。在都市拼搏十几年之后身心俱疲的中产阶级，需要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作为抚慰，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历，愿意并能够为一种田园生活的想象买单，但实质上是某种城市生活的延伸。曾有一位在上海市郊运营一座村落的老板，在我询问究竟什么样的人愿意驱车五六十公里到村子里去打太极、做独木舟、吃“国内很难找到”的某种有机蘑菇时，神秘地笑笑，说，就是有这样一个圈子，但不方便透露。
在很多人眼中，这种乡间生活是和年轻人没有关系的。一来他们理应成为在都市职场中厮杀的一份子，有冲劲，有热情，跑到乡下来算怎么回事呢？不是不顺遂，就是逃避。二来，也是更重要的，年轻人的消费能力有限，对品质又极挑剔，难以讨好。
陶仓这个项目则反其道而行之，面向的是年轻人。
他们希望把一些改建后的民宿或商品房，以长租的形式租给年轻人，用于开工作室或居住。这些房子20、40、60平不等，平均10000元一平，购买者换取的是20年的租住权。如果单看价格，30公里外嘉兴市区70年产权的平均房价还不到15000元，陶仓20年的长租价格显然是不低的，但规划中的卖点在于配套的文化创意社区。
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地产生意是一种“画饼式”的买卖，买方和卖方依靠着被建构出来的、被承诺未来一定会实现的某种理想生活范式进行交易。
“这一些，加起来1000多万。”陶仓的项目经理小龙指着几栋2、3层白色的民宿楼告诉我。总部给陶仓团队下达了运营指标，但除了要“出租”掉的已经建成的这些，更大一部分房子还只能在工地围挡的社区效果图上看到。
“政府要建像那边那样的楼，小区。”在去往陶仓的路上，滴滴司机指着路过的几幢欧式风格的村民自建三层尖顶别墅和我介绍。建小区、盖楼，是当地人对政府把一个村子清空的目的，最直接的推断。而陶仓的房子看上去经过更精致的设计，更接近北欧或者日式，或者你不需要找到一个准确的风格类型区概括它，总之是更符合年轻人对更有设计感和美感的生活的想象的那种房子。建造它们的，和同样盖起村民的那些灰色的、土黄色的，仅仅在形态上接近“别墅”的楼，是同一批工人。
这种生活并不是为原住的村民准备的。但他们也许会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其中，成为这种生活的一部分，比如那些来赶端午市集的年轻人或小商户。
也有一些村民在工地动工时跑来声称施工动到了自己家祖坟，需要赔偿。不过他们更多的还是好奇，偶尔会来附近转转，试图搞清楚这些城里人在这里到底做什么，他们又不种地，看起来也不像要盖什么会卖票的景点。还有大胆些的村民主动来询问是否有保洁、做饭之类的工作需要招人。
03.
事实上，陶仓所在的村庄算不上远僻的乡野。
乘高铁抵达嘉兴南站再乘车前往项目驻地，只有30公里左右，车程30分钟。江浙一带即便是国道和省道都路况很好。除了田地、没有高于三层的建筑，捞螺蛳的渔民或种藕的农人，清爽的空气和平坦的视野，是“乡村”的证据。蚕豆、玉米、卷心菜整齐地排列在屋前和路边，荷塘连缀，入夜后尽是蛙声和虫鸣。
如果你的要求不高，这里的乡野生活还算便利。快递收发在村里的小卖部或小超市，距离员工宿舍步行几分钟。在村里可以点到镇上餐厅的外卖，忽略一些名姓可疑的“布辣格麻辣烫”、“百基拉炸鸡”，还有嘉兴特色的五芳斋连锁快餐，和一点点奶茶可以选择。如果想要过一点形式上的城市娱乐生活，开车几分钟就到镇上，那里有一间电影院。
团队里的几个女生住在村里一座早前改建的民宿，有独立的厨房、餐厅、公共区域和院子，每天有阿姨负责买菜做饭。宿舍距离建在村民旧屋里的办公室步行大约20分钟，会跨过一条接至京杭大运河的水道，湖边还有政府新建的健身步道，还有请环卫工人们专门维护的绿化带。男生们则住在办公室二层改出的房间。他们在办公室里养了两条土狗，其中一条是工地开工之初同事们在废墟里捡回来的，那时它才刚出生没多久，不知什么原因被困在了工地里。
陶仓面向年轻人的定位，自然地聚集了一些年轻人来到这里工作，绝大部分都是90后。项目经理、建筑设计出身的小龙今年29岁，负责品牌招商的阿瓜则是大学刚毕业就“下乡”了，再之前她在云南大学学旅游管理。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远离大城市，扎在一片有些荒凉的工地上，对父母曾在工地工作、从小在工地附近长大的阿瓜而言并没有那么难接受，她乐观地觉得附近镇子上竟然有两家超市，已经很让人惊喜了。而与她同期入职的上海男生则很不习惯这种没有便利店、没有星巴克、没有城市景观的生活。过去一年，小龙发现最后留下来的团队成员，大多是童年或工作中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只有对乡村生活的理想想象，无法坚持长久。
团队成员况且如此，要把这样的项目卖给其他年轻人又该怎么办？总不能也定向找一些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年轻人吧。小龙和团队想到的办法，是用打造网红的方式让陶仓进入年轻人的视野。
村子里原本有两座旧谷仓，他们请设计师做了附属建筑体的改建，把粮仓空间改造成展览和活动空间。红砖上，粉刷或悬挂着一些时代印记的标语，比如“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配合复古生活旧物的展览。最近团队还策划了一期名为“新陈代谢”的当代艺术展，尝试性地收取门票70元。空间建筑的墙上，对外宣传的文案里，90后网络语言风格的标语出现频率很高，“小姐姐小哥哥”、“90后空巢老人”。
打卡拍照，是当代年轻人的“刚需”。小红书上有许多年轻人看到照片和推荐来打卡拍照，即使这里还大部分处于工地的状态，周末比工作日还要热闹。甚至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老年舞团，常早晨7、8点钟就坐着大巴车来跳舞。不久前，陶仓团队才平整出一块地，铺上石子，勉强算作是停车场。
但“打卡拍照”的年轻人和能够掏出几十万在乡下“租房20年”的年轻人，究竟有多大比例能够重合，是未知。
04.
时间在乡村过得慢，也并不慢。
一只黄白相间的土狗，身上的毛在雨里结成一缕一缕，安静地看人。杂草从瓷砖的缝隙里钻出来，凡是有土的地方，草籽都有可能被吹落进去，雨水浸润，生长起来。燕子在房顶上筑了窝，白天飞出去，在电线上蹲成一排。
在旁人看来，在乡下工作必然也是田园牧歌式的。但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们并不这么认为。
小龙被任命为陶仓项目经理时才28岁，他告诉我这个年纪在行业来说是算是少见，他需要管理的员工有的年龄和资历都比他大得多，而他作为负责人需要对整个项目的进度、预算、销售负责。据说陶仓这个项目面向年轻人的定位，无论在团队内部还是在总部管理层，都一直有许多争议。毕竟花同样的力气，按常规操作主打亲子牌或中年养生牌，也许会更顺遂一些。这些事情在去年让小龙的状态焦虑，整个人紧绷。今年遇上疫情，工地的工期一拖再拖，即便“山高皇帝远”，但项目仍然在一个更大的商业运营体系内。本该月度完成的指标并没能按时完成。
同时因为团队小，又远离总部大公司的体制规范笼罩，有时一个人需要身兼数职。阿瓜就常遇到来自妈妈担心的询问：“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啊？你不会是被人骗了，去工地上搬砖了吧？”这些朋友圈有为村里的砖房刷墙涂漆，有穿上胶皮保护衣下荷塘挖藕满手泥污。她需要对接合作的品牌谈合同细节，也随时要切换身份成为向政府官员介绍项目的讲解导览员。
但在乡村的生活节奏，总体来说还是缓慢悠长的，比城市更自在的地方在于，如果觉得压力太大或者累了，起身推门出去就是田地，空气新鲜，还可以带小狗附近走上两圈再回来工作。夏天到了，下午四五点的光景户外格外舒服，他们有时会把电脑搬出来工作，或者坐在屋前台阶上吹着风看看书，聊聊天。
不过整个团队工作生活都在一起，也容易带来一些尴尬。
在城市里，离开办公室之后你会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可以切换，电影院、餐厅、酒吧、艺术馆。但在乡下，目之所及的景观结构不会轻易变化，可供选择的生活场景也并不多，加之大家住在一起，即便是周末也可能一起活动，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是模糊的。因此同样容易模糊的，还有同事和朋友之间的界限。
一次大家聚会送别即将离职的一位同事，小龙说，“一般离职，最后吃饭也不会请自己的领导的。你们对我还真的信任。”阿瓜立刻接话调侃，“因为我们没有把你当领导啊。”这话一出，她感觉到现场沉默了。即将离开的同事对阿瓜说，“看来你的情商还有待提高。”那之后，阿瓜开始留意工作和生活的距离，但分寸感仍然很难把控。
因为不想住在村里，团队里的另一位成员春娇自己另外花钱租下嘉兴市区小区里的电梯房。为了通勤，她贷款买了车，每天开车30分钟上下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切换。
春娇是苏州人，入职之前顺从父母的意思找了份稳定的学校工作，做了三年，写一些例行公事的活动文案。今年年初，尽管父母和朋友都不太理解，她还是辞职来到乡下工作，觉得这里会更自由，但又不会离家太远。再早几年，她也曾在位于无锡乡下的类似项目工作过，但那时不太能忍受完全的乡野生活。春娇是城市里长大的，对乡村生活的接受度没有小龙和阿瓜高，工作可以，但居住一定还是要回到城市里，有熟悉的柏油马路、整齐的景观树，街道两侧一间接一间的小店。
会愿意在这个项目上，或者在这个村子里一直待下去吗？这些年轻人给我的答案是不会，这仅仅是工作的其中一环，有它的周期。尽管他们希望更多城市里的年轻人会来，甚至下决心更长时间在这里居住生活。
本文作者
依蔓（三明治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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