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权利


今天上午9点半,一场延续了三年的产品质量纠纷案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诉讼是针对教科书是否存在污名化同性恋。此前,庭审已经延期了三次。
在这次庭审中,原告西西(化名)因为疫情原因,无法从香港到内地参与庭审,由代理律师出庭。根据微博@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 的微博报道,当庭审判长多次以“节省庭审时间”为由,打断西西方代理律师的陈述。
但这次的庭审依然没有一个结果。
当西西(化名)接到法院的第三次延期通知时,她不知道该以何种姿态表达当时的感受。
回忆起四年前,她在燥热的夏天里,提着一篮鸭梨,和两个女同伴赶去广州的出版社投诉,她们从未料到这场 “战斗” 竟然过了四年也没有结果。
三个女孩站在暨南大学出版社门口,持着泡沫宣传牌,中间的西西把那篮鸭梨举起,匆匆忙忙地拍下了这张表情严肃的照片。

“当时很紧张......因为是在暨南大学里拍的,(随时)担心会被保安赶走,也担心路人的目光。所以很快就拍完了。”
回忆起四年前的经历,西西告诉 Lens,她们之所以带着鸭梨合影,是因为它和 “压力” 谐音,想借此告诉出版社自己承受的压力很大。
这一切要从一段定义说起。

自我 “赋权” 的开始
2016年,在暨南大学读书的朋友分享给西西一张照片,照片里是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张将星、曾庆主编),其中一章将同性恋归为 “常见的性心理障碍” ,并在定义中称 “性心理障碍又称为性变态......并违反社会习俗来获得性满足的行为。”

收到这张圈圈点点,还在关键句标红的图片时,西西除了愤怒,更多的是惋惜。
她说,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 “小斐然自杀事件”。(注:小斐然是一名男同性恋,长期抑郁,最终选择留下一封感谢家人和朋友的遗书后自杀。)
“当然我们也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不是直接因为同性恋,还是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但我会觉得,整个校园的教育氛围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我还是希望校园的环境,包括老师、教材等等,(对同性恋群体)还是有一个比较友善的态度。”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专业的门外汉” 决定从头学起,开始大量翻阅文件和口述史,在专家们的解析中,慢慢了解其中的含义:原来措辞的微妙会带来语义理解上巨大的误差。
在西西眼中,这段定义背后好像埋藏了无数段无名的经历,像是击中湖心的石子,涌起百般滋味,也让她很难漠视旁观,那些网络上、生活中的例子,激起女孩声讨的欲望。
在跑到出版社之前,西西给教材编者发过邮件,也打过电话,但除了一句简单的 “会尽快给出答复” 的回应外,便再也没了消息。
或许是学生的身份太轻,很难得到重视?还是距离太远,把沟通的效果减弱了?
不太甘心的西西这才来到出版社,想去暨南大学心理健康中心找编者当面聊聊,定义怎样才能既科学又合理地表达给学生们。

当天,编者不在单位,其他编辑告诉西西,执笔编者才是第一责任人,教材是否有错应交由编者去判断,出版社是不能直接修改定义的。
而且,不止西西,在此之前,也有学生针对这段定义联系过出版社,但结局都是这样。就像大人在用过往的事实劝执拗的孩子:“回去吧,定义编写很复杂,不是仅凭你的质疑就会修改的。”
兜转转一圈,才刚上大学的西西有点赌气,把一路拎过来的鸭梨寄给了这位编者,并附上了近300人的联名信,她说,出版社迟迟没有回复,自己的压力真的很大,希望编者也能够感受到。
就这样,“折腾” 了快一年的西西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学生的身份是很难与权威出版机构直接对话的,两者之间力量的不对等成为西西申诉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秋白” 起诉教育部的案子给了她灵感,也许自我 “赋权” 诉诸法律能够加快进展,这远比情绪化地分享更为有效。(注:2015年,大学生秋白因为在教材中看到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描述,而将教育部告上法庭。)
于是,西西决定起诉出版社,开启了这段持续了近三年的诉讼之路。

诉讼之路
回想起四年前的决定,西西说自己从没害怕过,也没有顾忌所谓的力量不对等。只是想到要出庭、对质等等法律程序,会感到陌生而又紧张——作为学生哪里经历过这些。
除此之外,还未向父母 “出柜” 的她,更担心媒体曝光的频率会让父母发现自己的秘密,打乱她想要更独立时再坦白的计划。
由于国内目前没有 “反歧视法”,也没有特别讲明,歧视性少数人群的标志如何鉴别,所以,在法律程序中,怎样将教科书里 “同性恋是性病态” 的表述和当事人西西联系在一起,便成为了整个案件的难点。
但当图书成为一种产品,因其质量问题而对消费者的人身财产权益造成损害时,根据《产品质量法》、《消费者保护法》,图书的出版者、销售者都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此,2017年,在代理律师建议下,西西网购了 “问题教材”,以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名义顺利以 “产品质量纠纷” 为由提起诉讼。同时,在这样的起诉背景下,西西对面便不只有出版机构一方了,京东作为销售 “问题教材” 的电商平台也被划入状告。
(注:图书质量包括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四项,其中编校质量一项有着严格与详细的标准。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在编校质量中规定的诸多“差错”之中存在一项为“知识性差错”,西西认为,污名同性恋的内容即属此列。)
力量的悬殊瞬间被拉大了。
支持西西起诉的燕子是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中的一员,两人在一场权益工作坊上相识。回想起印象中的西西,燕子很难把那个有点害羞的女孩和现在起诉出版社的她联系在一起。
“刚接触(西西)觉得她就是一个小女孩,瘦瘦小小,声音也不洪亮。但她很勇敢,去挑战不对的事情,而这份权力又是来自很有话语权的机构。并且她的挑战不是无理取闹,她都在应有的程序里进行。” 燕子对 Lens 说,自己很崇拜这个小女孩。
尽管身边的支持者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西西却常常感到焦虑,她说,比起直面权威机构对话,取证准备的过程似乎更加考验耐力。
“(起诉过程)是那种很繁琐的程序,然后又找不到人,是需要耐心之类的。真的要收集证据之类的,就会发现是一个很繁琐,又很需要耐心的事情。”
有了前期准备的经验,西西早早就做好了 “持久战” 的心理准备,但案件审理流程开启后,意料外的延期成了最折磨她的部分。
从2017年正式立案开始,此案至今已三次延期,换句话说,(案件审理)三年的时间中,它至今没有进行到庭审对质的关键阶段。
2017年10月,法官表示需要更多时间研究案件,申请延期。随后,在圣诞节发出公开审理的通知,将开庭时间改为2018年1月19日,不料,又因申请质量检测再度延期。
“每一次的延期,都会让我、律师以及关注本案的支持者更加疲惫。下一次开庭,大家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与支持这个案子吗?”西西在自述中写道。

面对多次延期的处理,西西表示:“(延期的理由)是可以接受的,它都是合法合规的。”
“整个(产品质量)鉴定的过程也非常多,很莫名其妙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你找鉴定机构,最开始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是和知识产权相关的,完全没有相关性,然后鉴定了两三个月之后,又说这个鉴定机构没有鉴定的资质。接着又拖拖拖,整个过程也不是很公开。我主要是针对这一点,不能接受。”
谈起这两段经历时,西西的语气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让人听不出她独自从广州赶去宿迁,在飞机落地南京那一刻,接到案件搁置通知时是怎样的失望,又是怎样独自辗转,想同法官见面争取如期审理的无奈。

西西在自述中写道。 她说,路上自己想起了赛尔努达的一首诗,那是一种对生活的失控感:
回去?经过漫长的岁月,
经过漫长的道路、旅途劳顿
和对故土、家庭、朋友、对等候他
忠实归来的爱人的思念,
或许他该回转。
然而你?回去?你不想回去,
而是自由自在地向前,
时刻准备着,不管是少年或老年,
像尤利西斯一样,没有儿子将你寻找,
没有伊塔卡和珀涅罗珀恭候你回还。
向前,向前,你不要回转,
持之以恒,直至道路和你生命的末端,
对更容易的命运不要怀念,
你的双脚要踩在无人践踏过的土地上,
你的双眼要注视无人见过的景观。
——路易斯·赛尔努达《漫游者》
就这样,打官司变成了西西决定要做下去、并推着她不断向前的事情。她甚至有点悲观地认为,自己像是希腊神话中,不断推起滚落巨石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等待开庭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从给出版社写信算起,到今天,这件事已经困扰了西西四年,“陪着” 她从大学毕业,走向研究生的求学生活。 “我一度都以为这一个案子不会开庭了,因为它(延期)还是程序合规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做一些推动。然后我能意识到自己有点逃避去谈或者逃避去继续跟进这个事情时,就会觉得好失败。”西西说道。
如影随行的压力、挫败感和自责不断侵占着她的生活。她担心自己做不好,会让那些期待的人失望,更怕案件屡次搁置,磨去其他想要发声的人的信心。
“我知道这种自责是很不理性的,但对于想要做一些行动的人来说,就很容易把一些外部的事情归罪于自己吧。”
今年4月17日法院下达传票,定于22号庭审(必须本人亲自出庭),但受疫情隔离政策影响,西西本人只好主动申请延期。
“因为我在香港,宿迁的政策是说,如果从中国大陆境外进入要集中隔离14天。但开庭就在我收到传票的5天之后,所以我是根本不可能到庭的。我也有想申请网上开庭,但说排期满了,所以最后还是以我来不了开庭为由,申请延期。”

不是一个人的三年
多番努力后,虽然案件推进没能像预想中顺利,但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材已经做了修订。
新版教材删除了原先有关同性恋的表述,直接复制了《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的原文。

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是西西预想的那样,在这段晦涩的学术注解中,同性恋仍旧被归为 “常见的性心理障碍”。
她有点失望地解释道:“作为一种性取向,CCMD-3其实并没有将同性恋归为性心理障碍。只有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才被归为性心理障碍,也就是那些无法接纳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因而产生负面情绪、寻求改变性取向的人。”
所以简单的复制粘贴,是在错误地解读 CCMD-3 的含义,在西西眼中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注:2018年12月,国家卫健委在《关于印发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文版的通知》规定,“2019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ICD-11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同时,这一文件强调,卫健委曾“先后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在病案书写中统一使用ICD-9、ICD-10。”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科普查阅,ICD-10 它较CCMD-3更新也更权威,作为被国家认可的最新表述,其中同性恋是不被视为精神障碍的)
这也让她记起自己大一公选课上做的辩论。
在那场以 “同性恋家庭算不算一种家庭” 为辩题的讨论中,同学们的观点中逐渐偏离正轨,演变为攻击同性恋本身的对白。而同学们所使用的一些依据和知识内容,都源自于教材。
小小一个名词,不但在语义上圈定了正常与否的范围,更影响着学生如何理解这个群体。搜索框中,类似“淫乱”、“易得病” 这些对同性恋人群的刻板描述,也使那些还在自我挣扎的年轻同性恋者们更加恐慌。
权促会的燕子说,身边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小城市里的“性少数”,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性别多元化等专业知识的渠道,所以,专业书籍对他们来说更像是 “救命的稻草”。
燕子略带苦涩地说:“好不容易想要去学习这些正确知识,结果这些知识是错的,我觉得这种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对于关注并参与西西案件的人来说,法院判定的结果固然重要,但案件带来的社会影响似乎更为珍贵。它像是块 “敲门砖”,打开了避讳不谈的同性话题,促使了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出柜”在生活中还是面临着未知的歧视或非议,也有担心西西起诉的决定将会加剧这种可能的声音出现,还有人认为此事就是多此一举。
但温暖总归大于阴霾,当事人本身感受到的变化是真切的。尽管西西不敢点开舆论发酵后的留言,至今也还没有开通微博账号,但它已然成为西西重新认识社会的途径。
默默转发热搜的同学,提醒西西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的朋友,还有那些主动加入声援的公益律师和专家们。一位大学老师,发送了很长的邮件来告诉西西 ,“作为一名平凡老百姓,很支持你”。
身边的变化是细微的,如春雨般渗进心底,成为西西走完全程的精神支柱。

尽管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可败诉”的理由,但燕子不得不做好败诉的准备,“可能我们需要对社群做更多的支持,让大家有信心去面对糟糕的环境,可能未来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西西也觉得,案件的胜算“希望渺茫”,但她认为,这一切的努力不会凭空蒸发。她谈到,相对于职场歧视、生育权等问题的案件,同性恋群体的案件在社会上近乎失语,如果能得到出版社的道歉自然好,但要是能让社会提高多LGBT的关注和包容度,则更为难得。

四年时光,可以让一个大学生修完大学四年功课,也可以等待一场只为修正“一处专业名词解释”的小官司。遥遥无期的诉讼将它本身的意义上升到一场小型的LGBT的文化运动,这其中包含着“性少数者”对社会接纳的期待。
问西西,如果这次败诉还会不会再起诉,西西这样回答: “不会了。因为一个诉讼要花好长好长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如果再上诉)我会觉得它的结果还是非常类似的,应该也不会真的变成胜诉。可能把这些时间花在做其他的事情,会好一点。”
以上采访资料全部来自西西和燕子本人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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